〔编者按〕 作者琼·斯科特（Joan W· Scott），美国布朗大学潘布鲁克妇女教学研究中心主任、社会历史学家。致力于妇女史的研究与教学工作。本文首先分析了“性别”这一概念的最新含义及其形成过程，然后涉入性别角度与历史学的关系。文章探讨了女权主义者在性别研究中所使用的方法，将其概括为三种，即纯女权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传统和心理分析学派的理论。文章指出，将性别当做一个分析域是20世纪末的新生事物。所以在正统的社会理论当中，它尚无一席之地。过去的某些研究方法和思维方法必须加以改变，同时使现有的历史分析语言与女权主义术语保持一定的距离，重新限定、建构性别含义，创立新的政治、社会平等观。
那些惯于生造词义的人处处碰壁，因为每个词所代表的意思、事物早已根深蒂固，为人们所接受。无论是牛津大学还是法兰西学院都无法改变这一趋势，不能脱离人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来确定词义。玛丽·沃特利·蒙塔古（Mary Wortley Montagu）故意误用语法注释，从而掩饰了她对“女性”的指责（如：我唯一的安慰便是我从未嫁给一位女性）。长期以来，人们一直用语法术语制造一些形象化的暗喻来反映性生活特征。例如，1876年出版的《法语辞典》对“性别”一词的解释为：“这是一种类别，或指男性，或指女性，有时暗指男性，但不带感情色彩。”1878年，格拉斯通（Glastone）指出：“雅典娜除了性别之外，除了外在的形式，毫无女性的特征。”最近，女权主义者们开始大量地正式使用“性别”一词，来表示两性关系中的社会结构，这一词义转变的速度之快导致无法在词典和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中找到这个词的解释。这种用法与语法的关系既明确无误，又充满了无法预测的可能性，明确无误是因为这种用法包含了符合男性和女性特征的语法规则；充满了无法预测的可能性是因为在许多的欧洲语言中，存在着第三类无性或中性词。在语言中，性别一词被解释为一种分类方法、一种社会约定俗成的表达方式，而不是对其内在特征的客观描述。此外，所谓分类反映了各种范畴中能使一事物与其他事物区分的一种关系。
“性别”的最新用法，首先是由美国女权主义者们提出的，他们坚持认为性是区分社会地位的基础。这一用法是对生物决定论者们使用“性”或“性别差异”两词的抗议。“性别”特别强调女性气质规范定义的相关性内容。有人担心妇女学学者只片面地关注妇女本身，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因为他们自己也引用“性别”一词，并将相关性概念引入我们的分析术语中。由此看来，对男女两性的界定是互为参照的，所以不可能将男女两性完全分开进行研究。因此，1975年纳塔利·戴维斯（Natalie Davis）提出：“我认为，我们应该重视研究男女两性各自的历史，只重视对第二性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我们的目的在于解释历史上两性及性别群体的含义；我们有的目的还在于考察不同社会不同阶段中性别角色、性象征的发展变化，提示其代表的含义以及它们如何作用以保持其社会规范或如何促进其变化的。”
更重要的是，“性别”作为一个术语是由那些声称要将妇女学术研究从根本上发展成为学术范例的人提出的。过去，女权主义学者指出：妇女研究不仅会增加新的研究课题，而且会重新评价现存的学术研究的水平。三位女权主义史学家写道：“我们知道，将妇女载入史册意味着要重新定义和扩展占据史学重要地位的传统观念，要包容个人经历、主观经验、公共活动及政治活动。可以说，尽管这样做起步十分艰难，但是，这种方法论本身就意味着这不仅是在撰写新的妇女史，也是在撰写人类的全新历史。”这种新史学不仅包括妇女史，而且解释了妇女的经历，这在一定程度上使“性别”一词演变成一个分析范畴。按此类推，“阶级”和“种族”的内涵也就明确了。的确，许多具有强烈政治意识的妇女学学者们都认为，在编写新史学著作中运用这三个分类概念（即“阶级”、“种族”和“性别”）尤为重要。首先这意味着学者们对历史的重视，这一历史反映了受压迫的状况、压迫含义的分析和压迫的本性；其次，这意味着从学术的角度来理解以上述三个概念为轴心形成的不平等的权力结构。
对“阶级”、“种族”和“性别”进行枯燥乏味的说明，只反映了每个术语都具有同等地位，但是这三个词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同样重要的。当马克思独具匠心地将“阶级”一词更多地运用在经济决定论和历史变迁理论中时，“种族”、“性别”都与“阶级”没什么关联。所以，两者之间不会出现误解。一些学者接受了韦伯的观点，另一些学者则把“阶级”当成时代的象征。我们使用“阶级”一词时，要么遵循一系列定义，要么违背一系列定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这一系列定义都包容了经济因果论和历史辩证法的观点。因此，“种族”或“性别”就不具备确定性和内在联系。就性别而言。其用法涉及了理论观点和对两性之间关系的简单描述。
女权主义历史学家们，像一般的历史学家们一样，精于描写而疏于理论概括，但是，他们一直在寻找有效的系统的理论表达方式。到目前为止，至少有两个原因促使他们这样做。首先，妇女史个案研究日渐增多，似乎需要用某些综合性观点来解释历史的连续性与间断性，同时也应该解释男女两性不同的社会经历和经久不衰的两性不平等现象。其次，近年来对妇女史高质量的研究与妇女问题在历史学界所处的边缘地位之间的矛盾突出了史学描述方法的局限性，即这一方法从没能清楚地表述这一学科的基本概念，或者至少没能从动摇、改变这些概念的角度来加以表述。所以，女历史学家们仅证明了妇女有自己的历史，或是证明了妇女参与了西方文明的政治变革，这当然远远不够。就妇女史而言，大部分非女权主义史学家持“分离论”或“删除”观点（他们认为：“妇女的历史与男性历史截然不同，让女权主义者去研究妇女史吧，这与我们无关。”或者认为：“妇女史的内容主要涉及性与家庭，因此妇女史研究应与政治史、经济史研究分离开。”）而对妇女的参与，史学家们的反应更加轻描淡写（“即使知道妇女参与了法国大革命，这丝毫不会改变我对大革命的理解。”）。总之，上述言论实际上是理论挑战。这要求我们不仅分析过去男性与女性生活经历之间的关系，还要求我们分析过去的历史与当今历史实践之间的联系。性别在人类社会关系中如何发挥作用？性别如何对历史知识结构和知识观念产生影响？上述问题的答案蕴藏于对性别进行范畴分析之中。
一
历史学家们企图对性别进行理论概括，这在很大程度上仍属于传统社会科学领域，他们采用了惯用的公式法则，进行一般的因果关系的解释。这些理论都有其局限性，因为它们力图包容推理法或概括法，这不仅削弱了历史学科中社会因果复杂性的概念，而且也削弱了女权主义有关分析产生变革的信念。通过对那些理论的回顾，我们将揭露其局限性，从而找到一种新的方法。
大部分历史学家们采用的方法大致可分成两类。第一类主要是描述方法，即仅描述现象的存在，而不作任何解释、说明，不提示现象产生的前因后果。第二类方法是因果法，即理论概括现象的本质，力图理解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和过程。
“性别”一词的最新用法就是作为“妇女”的同义词。在过去几年中，所有与妇女史有关的书籍、文章都在题目中用“性别”一词取代了“妇女”。在某些情况下，这种用法虽然模糊地代表了某种分析概念，但却反映了史学界的一种认同。在上述例子中，“性别”的使用代表了一种学术意识，因为“性别”听起来比“妇女”更加中立、客观一些。“性别”似乎适应了社会科学的术语的需要，所以，它从妇女主义政治学中分离出来了。按照这一用法，“性别”本身并不表明不平等或权力的内容，它也不代表受迫害的一方。而“妇女史”一词则表明了自己的策略，它表示妇女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性别”包括了妇女，但并非特指妇女，所以，这个词毫无威慑力。一方面，“性别”的这种用法可称作20世纪80年代女权主义研究对正统学术权威提出的质疑。
但是，另一方面，将“性别”作为“妇女”的代名词，这表明，与妇女相关的信息亦与男子相关，对妇女的研究意味着对男子的研究。这种看法表明，女性世界是男性世界的一部分，它产生于男性世界，由男性世界所创造。这种看法否定那种将男、女历史分成不同领域的观点，它表明，孤立地研究女性，会强化这样的信念，即男性的历史与女性的历史毫不相干。此外，性别还用来指代两性间的社会关系。这种用法清楚地驳斥了生物解释论，例如，有人提出，女性之所以在许多方面从属于男性，是因为女性要生儿育女，而男性身强力壮。因此，性别成为表示“文化构造”的一种方式，它表明社会造就了男女不同的角色分工。性别一词还可能追溯男女两性主体认同的社会根源的方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性别是强加于某一男性或女性身上的一个社会范畴。随着对性、性生活研究的不断深入，性别似乎成为一个特别有意义的词，因为它提供了一种区分男女两性不同性行为和社会角色的方法。虽然学者们承认性与性别角色之间的联系，他们仍无法确定两者之间联系的性质。性别一词的使用强调一个完整的关系体系，它包括性，但不直接受制于性，也不直接决定性关系。
历史学家们常用“性别”来描述一个新的研究领域。随着社会历史学家们开始转向新的研究领域，性别就成为与妇女、儿童、家庭和性别意识等主题相关的问题了。换言之，性别一词成为妇女、儿童等领域的代名词，反映了两性之间的关系，因为战争、外交和政治都与家庭、两性关系无关。所以，历史学家们在研究政治、权力问题时，性别就沾不上边了。在历史撰写中，人们努力寻求一种以生物学为基础的功能主义观点，大肆宣扬两个不同领域（即性与性别、家庭与国家、女人与男人）。虽然性别一词表明两性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社会关系，但是它并没表明这种关系的构造原理、发挥作用的过程及其变化过程。从描述的角度看，性别是一个与妇女研究相关的概念。性别是一个新的话题，是历史研究中的一个新领域，但是它既无法对现存的历史范例提出挑战，亦无法改变。
当然，一些历史学家们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他们致力于用理论来解释性别概念，说明历史变迁的原因。的确，这一挑战的核心就是将一般原理与研究特定环境中变迁的史学保持一致。这种调停的结果带有折中色彩。部分的引用削弱了某一理论的分析能力，使用这一理论来解释变迁原因时，却并不了解其内涵。在较理想的模仿式研究中，理论隐含其中，但这并不能成为其他研究的模式。由于历史学家没能将自己的理论表述清楚，这一点有待于改进。这样，我们才能估价这些理论的实用性，并设法找到一种更有效的理论。
女权主义者在性别研究中采取了多种研究方法，这些方法可归纳为对三种理论取向的选择。第一种纯女权主义理论，力图解释父权制的起源；第二种马克思主义传统，力图与女权主义批评达成一致；第三种基本上是从法国后结构主义和英美客体——关系理论中分离出来的，运用各种心理分析学派的理论解释性别主体认同的产生与再生。
父权制理论家们重视妇女的从属地位，在“男性有统治女性的需求”中找到了自己的依据。玛丽·奥布赖恩（Mary 0' Brien）天才地引用了黑格尔的观点，她把“男性统治”定义为：对女性繁衍后代过程的主宰和控制。种类延续的原则恢复了女权的优势，而忽略了妇女在生育中的真正地位和社会存在价值。妇女解放的源泉来自对“人类再生产过程的恰当理解”，只有这样，才能了解妇女人口再生产劳动与男性将人口再生产神秘化之间的矛盾。根据舒拉米斯·费尔斯通（Shulamith Firestone）的观点，对妇女而言，人口再生产是“痛苦的陷阱”。然而，在她的唯物主义分析中，妇女解放的过程是伴随着人口再生产技术的发展而进行的，技术发展必将在不远的将来消除种族繁衍对妇女身体的依赖。
有人认为人类再生产是父权制赖以存在的关键，也有人认为性行为是父权制赖以存在的关键。凯瑟琳·麦金农（Catherine Mackinnon）大胆的设想反映出她的独特之处：“性行为在女权主义中的地位与工作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同样重要，越是自己的东西越易视若无睹。”“性客体化是妇女主体化的初级阶段，它将促使言行一致，将结构融于表达，将观念付诸实施，将神话寓于现实。男人占有女人，主体主宰客体。”麦金农认为，提高觉悟是女权主义的一种分析方法。她指出，通过分享客体化经历，妇女在了解自身的共同属性后，将会采取政治行动。尽管麦金农认为性关系具有社会性，但是，她只表述了性关系内在不平等现象，并没有解释权力系统运转的机制。两性间的不平等关系源于性别间的不平等，尽管有人认为“整个社会关系体系中”包含了性行为的不平等，但这一体系的运转机制尚不明确。
父权制理论家们十分强调男女的不平等，但是，历史学家认为这一理论仍经不起推敲。首先，当父权制理论家们提出对性别系统进行内在分析时，他们实际上就确认了性别系统在所有社会组织中的重要地位，但是父权制理论并未说明性别不平等与其他不平等关系之间有何联系。其次，男性统治无论以男性对女性人口再生产劳动的占有的形式表现出来，还是以男性中心开展的女性客体化的形式表现出来，其分析方法都是以生理差异为基础的。虽然父权制理论家们注意到了性别不平等的体系和多变形式的存在，但是任何生理差异却具有永恒不变的属性。以生理差异单变量为基础的理论给历史学家们提出了新问题：它为处于社会文化结构之外的生理意义上的人赋予一种永恒内在的意义，即性别本身与历史无关。在某种意义上而言，历史成为陪衬，它只不过为固定的性别不平等这一永恒的主题增添几分色彩而已。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以历史学理论为指导，他们采取了历史研究的方法。无论这些方法是否运用，一味追求从唯物的角度来解释性别，必定会限制、阻碍新的分析方法的发展。二元论观点也好，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的讨论也好，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对性别体系的变迁及产生的解释都脱离了劳动的性别分工。家庭、家族及性行为终将是生产方式变化的产物，恩格斯就是这样给其“家庭的起源”下的结论。经济学家海迪·哈特曼（Heidi Hartman）就引用了这一结论，她认为父权制与资本主义是一个既有区别又互为条件的系统，在她的进一步分析中，经济因素总是第一位的，父权制总是作为一种生产关系的功能而发展变化。
早期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的争论总是围绕下列一系列问题展开的：抛弃本质先于存在论，因为这一理论认为“生物繁衍的迫切需要”决定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分工；将“人口再生产方式”纳入“生产方式”的讨论毫无结果；经济体系不直接决定性别关系的观点已为人们所接受。的确，妇女的从属地位先于资本主义而存在，并延续到社会主义；需要寻找一种排除了生理差异的唯物主义的解释。琼·凯利（Joan Kelly）第一个跳出了这一圈子，她发表了题为《女权主义理论二元视野》的文章，提出经济和性别系统互动而产生社会和历史经验；经济和性别都不是动因，但二者“同时运作产生了一种特殊的社会经济秩序和男性主权的统治结构”。凯利认为，性别系统是独立存在的，这使我们思路大开。她依然赞同马克思主义理论，强调经济是决定性别系统的原动力，两性关系的运转依赖并贯穿于社会经济结构、性与性别结构。凯利提出了“性行为取决于社会现实”的观点，但她倾向于强调社会现实的社会属性而非性行为属性，她的“社会”一词基本上指的是生产的经济关系。
美国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对性行为最杰出的研究反映在《欲望的力量》一书中。这是1983年出版的一本论文集。鉴于政治活动家、学者对性行为的重视，该书的作者们深受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le Foucault）有关性行为产生于一定社会环境的观点的影响，从而将“性政治学”作为研究主题。他们首先提出了因果问题，并提出了一系列的解决途径。该书的精彩之处在于它的分析力度和分析多样化。有些作者强调社会环境的因果关系，他们建议研究“性别认同的心理结构”。有些作者认为“性别意识”能反映经济——社会结构，他们提出必须解释“社会与现存的心理结构之间的复杂关系”。同时，该书的主编们十分欣赏杰西卡·本杰明（Jessica Benjamin）的观点，即认为政治应包括对“人类生活中肉欲的内容给予足够的关心”。但是，全书中只有本杰明本人的文章探讨了这个问题。该书中还出现了一个颇有策略性的假设：马克思主义应该包括对意识形态、文化和心理学的讨论的内容，这一假设在大部分文章中得到体现。本书编辑的优点在于避免了各种不同观点的冲突，缺点是缺乏一种理论来解释两性关系与生产之间的联系。
美国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惯于从事探索性的宏观研究，而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则喜欢遵循马克思主义传统。对两国的同人作一比较，我们发现，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无法摆脱决定论解释的限制。这一点在米歇尔·巴莱特（Michelle Barett）与她的评论家在《新左派周刊》（New Left Review）上进行的辩论中反映出来。评论家们指责巴莱特在分析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性别分工时抛弃了唯物主义的观点。另外，有些学者曾认为，心理分析可能与马克思主义融为一体，现在他们的观点有所改变，认为两者只能取一。而英美两国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所困惑的问题在于，父权制理论的对立面是什么。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性别观念是经济变革的产物，对性别的分析永远离不开经济结构的变革。
要评论心理分析理论，首先要弄清其内部的不同流派，因为不同国家的创始人和追随者具有不同的方法。在心理分析各流派中，有一个英美流派，以客体——关系（Object-Relations）理论为依据。美国的南希·乔多萝（Nancy Chodorow）就是这一流派的代表。此外，卡罗·吉利根（Carol Gilligan）对美国的研究，尤其是历史研究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吉利根的著作很接近乔多萝的风格，但吉利根更关心主体的道德发展和行为研究。与英美流派相比，法国的心理分析流派在语言理论上深受弗洛伊德的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影响，其女权主义的代表人物为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
英美流派与法国流派都十分重视主体特征的构成，都强调儿童早期的发展是性别认同形成的关键。客体——关系理论家们强调实际生活的影响（儿童所见所闻，与父母的关系）。而后结构主义者们则强调语言在交流、解释和反映性别角色中有重要地位（后结构主义者认为，语言不仅指词语，而且指意义系统，它决定了讲话、读书和写字）。上述两大流派的另一差异就是强调意识与无意识的问题。乔多萝认为，有意识的理解至关重要，拉康则认为无意识理论更为重要。拉康指出，无意识是主体构成的重要因素，是劳动性别分工的关键。
近年来，女权主义历史学家开始关心这些理论，因为他们开始重视某些研究发现，因为他们想就性别提出重要的理论观点。从事“妇女文化”研究的历史学家越来越多地引用乔多萝或者吉利根的著作作为自己研究的证据，而那些研究女权主义理论的历史学家则赞同拉康的理论。我认为，这些理论都无法给历史学家们任何启示，下面，我们来认真研究一下这些理论内容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我认为，客体——关系理论的特点在于它的拘泥主义，它以小规模的互动结构为依据，提出了性别认同的观点，倡导变革。在乔多萝的理论中，家庭的劳动分工与每个父母的实际劳动任务的分配是两大中心议题。当今西方的现存制度就反映了男性与女性之间的明显界限：“女性基本的自我意识与外界联系在一起，而男性基本的自我意识是独立的。”在乔多萝看来，如果父亲更多地参与育儿过程，更多地参与家庭生活，那么，恋母情结的后果将截然不同。
这种解释将性别概念限制在家庭和家庭生活中，对历史学家来讲，他们无法用这一理论将性别与其他社会经济、政治、权力系统联系在一起。很显然，社会安排要求男性外出工作，妇女更多地承担育儿任务，这样才构成了家庭组织。至于这种安排源于何处，为什么会从劳动性别分工的角度体现出来，目前尚无答案。这一理论亦未提出两性不平等的问题。根据这一理论，我们如何来解释男性气质与权威的永久性结合，解释男尊女卑，解释儿童即使生长在两性分工平等的家庭中，也会学会不同的性别模式？我认为，我们必须重视象征性系统，即社会反映性别的方式，社会运用这一方式表达社会关系规则的途径，以及其意义构成的方式。没有意义，便没有生活；没有指代反映过程，便没有意义。
语言是拉康理论的核心。语言是儿童进入符号系统的钥匙，性别化认同正是通过语言建立起来。拉康认为，阴茎正是性别差异的核心代表，但必须从隐喻的角度来理解阴茎的含义。对儿童来讲，恋母情结确立了文化互动模式，因为阉割的威胁包含了权威，包含了父亲的法规，儿童对这一法规的遵循取决于性别差异，取决于其对男性气质或女性气质的认同。换言之，社会互动准则的强制性作用必然带有性别化的色彩，因为女性与阴茎之间有一种特殊的关系。但是，性别认同依然是不稳定的。与意义系统一样，主体认同也是一种区别明显的过程，要确保获得统一的认同，就要消除模糊性和对立因素。男性气质的原则建立在对女性气质的抑制之上，这就导致了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的对立。被抑制的欲望通过无意识表现出来，对性别认同的稳定性构成了威胁，否定了性别认同的共性，侵蚀了性别认同的安全基础。此外，男性气质或女性气质的有意识的概念并非一成不变的，它们会随着环境变化而变化。然而，冲突双方依然存在，一方面是主体要求整体性，另一方面是一些术语的准确性、术语的相关含义，这些含义对压抑机制的依赖。这种解释又使“男性”和“女性”范畴问题百出，因为它表明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不是内在的特征，而是主体构造。这一解释意味着主体处在一个不断构造的过程中，这又提供了一个说明有意识和无意识欲望的系统方法，即认为语言是恰当的分析工具。因此，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具有启发意义。
然而，令我困惑的是，一方面执著地关注单个主体的问题，另一方面却又主观地将男女间的对立具体化，变为性别概念的主要事实。此外，虽然人们十分熟悉“主体”的概念的构成方式，但是，这一理论却倾向于将男女之间的关系和男女范畴进行抽象概括。历史学家期待的结果便是经推理的方式来理解过去的历史。虽然这一理论重视社会关系，但它排斥了历史特殊性和多变性的概念。阴茎是唯一的象征，归根结底，性别化的主体过程是可以预见的，因为它是一成不变的。正如电影理论家特蕾莎·德·劳蒂斯（Teresa de Lauretis）所说，如果我们要从社会历史环境中去考察主体构成，那么，拉康的理论就无法确立这些环境。她认为，社会现实（物质的、经济的人际关系）远离主体。目前尚无一种从性别角度来考察“社会现实”的方法。
上述理论中的性别对立的问题具有双重含义。第一，它反映了某种超时间性，萨莉·亚历山大（Sally Alexander）和其他历史学家都涉及过这一问题。亚历山大通过对拉康的研究，发现“两性间的对立是人们在获得性别认同过程中无法避免的问题……如果这种对立是潜在的，那么，历史只能不断地改变、重新组合性别差异和劳动分工，而永远无法提供永久性的解决办法”。也许，我的乌托邦理论使我满足于这一解释，也许我还保留了福柯称之为古典时代的认识观。无论别人作出什么解释，亚历山大的贡献在于确立了男女间的二元对立是人类唯一永久得以生存的关系。这一解释宣扬了丹尼斯·里莱（Denise Riley）提出的“性别两极分化的可怕的永恒性”的观点，她写道：“（男女间）对立的实质是由历史造成的，它所产生的影响就是夸大了男女间单调不变的对立。”
很显然，男女间的对立是单调、沉闷的。然而，在卡罗·吉利根的作品中，这种对立得到了强化。吉利根指出，由于男孩的生活经历与女孩不同，他们道德发育的途径也不相同。据此，女历史学家们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来解释在研究中发现的“不同的声音”。这种观点也碰到了许多关联的问题，首先是解释因果论时常见的动力传递损耗的问题。有人提出：“妇女的生活经历迫使她们根据环境及各种利害关系而作出道德选择。”还有人提出：“妇女之所以作出这样的选择，是因为她们是女流之辈。”这两种观点中隐含了与历史无关的妇女观。吉利根及其同行们曾对20世纪末美国的小学生进行小样本抽样调查，根据调查结果，她推断出一种新的妇女观。这一推断特别适合历史学家对“女性文化”的讨论。这种讨论引用了一些古代圣人和现代劳工普遍重视利害关系的假设。吉利根的观点与1980年《女权主义研究论丛》上提出的严谨的“女性文化”的概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的确，将论丛中的文章与吉利根的模式作一比较，我们将会发现，吉利根的观点超越了历史，她将妇女、男子划定为普遍存在的、自我再生的两极对立物。而其他女权主义者强调两性间不变的差异，他们的思路与吉利根完全不同。虽然他们坚持重新评价女性“范畴”（吉利根认为女性比男性更具有人情味），但他们从不考察两性间的对立。
我们有必要抛弃这种一成不变的两性对立的观点，应该认真解构性别差异，并赋予其历史意义。我们必须看清我们采用的分析语言与分析对象之间的差距。我们应该努力对自己的工作反思。如果我们引用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mda）对解构的定义，那么，这种反思就意味着在特定环境中分析两极对立的运转体系，修改并取代其等级结构，而不是毫无保留地将其接受下来。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讲，女权主义者长期以来一直在从事这项反思工作。女权主义思想史实际上是在特定环境中抛弃男女关系中等级结构的历史，是企图修改、取代等级结构功能的历史。女权主义史学家们正在将自己的实践理论化，并将性别发展为一个分析域。
二
将性别当做一个分析域是20世纪末的新生事物。在正统社会理论中，它尚无一席之地。当然，某些正统社会理论建立在男女两性对立的基础之上，还有一些社会理论承认“妇女问题”的存在，还有人提出了主观性别认同的概念，但是并没有指出性别是一种谈论社会或性别关系的方式。这种疏忽说明了当代女权主义者无法将性别融进现存理论体系，同时也说明了他们无法说服任何一门学科将性别纳入自己的学科体系。当代女权主义者努力寻找“性别”一词的定义，他们坚信现存理论体系无法解释男女间存在的不平等现象。我认为，性别一词出现在一个认识混乱时期，这种认识混乱有时表现为社会科学家经历着由科学范例向书面范例的转变，有时又表现为理论论争，论争的一方认为事实具有透明度，另一方坚持认为一切现实是上帝预先安排好的。通过论争，女权主义者赞同人文学科对科学的评论，赞同后结构主义者对人文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评论，他们开始形成了自己的观点，同时也找到了学术界和政治上的盟友。正是通过上述论争，我们觉得有必要将性别划定为一个分析域。
历史学家一旦发现某些理论家们将历史从人文学科中排斥出来后，他们该作何反应？我个人认为，我们不应该销毁档案，放弃对过去的研究，但是，必须改变过去某些研究方法、思维方法。我们应反思过去的分析方法，旗帜鲜明地提出我们的研究假设，表达我们对变革的看法，改变过去寻求单向起源的方法。我们必须明白历史过程是密切相关、不可分割的过程。当然，我们认识问题的目的在于研究，这是进入历史事件复杂过程的起点和开端。但是，我们要始终记住这一过程，必须了解事件发生的全过程，以便找出事件发生的原因。用人类学家米歇尔·罗萨尔多（Michelle Rosaldo）的话来讲，我们不仅要追究一般的因果，而且要作出有意义的解释：“在我看来，妇女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不仅是妇女功绩的产物，而且是在社会互动中妇女所发挥的作用的产物。”要解释意义，我们既要研究个人，又要研究社会组织，以理解个人与组织互动的本质，因为个人与组织是理解性别发挥作用、变化发展的关键。最后，我们要改变社会权威单一、集中、有凝聚力的观点，米歇尔·福柯提出，权威是社会力量领域中各种不平等关系的散漫的结合，这一观点似乎更易为人所接受。
我对性别的定义由两大部分和若干个小部分组成，它们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这一定义的核心在于下列两大命题之间必要的联系：性别是组成以性别差异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的成分；性别是区分权力关系的基本方式。社会关系组织的变化总是与权力关系的变化同步进行，但变化的方向不尽相同。性别作为社会关系的一个成分，具有四个相关因素：第一，文化象征的多种表现，例如在西方基督教传统中，夏娃和玛丽亚就是妇女的象征，同时文化象征也反映了光明与黑暗、纯洁与污浊、天真与奸诈的神话。对历史学家来讲，有意义的问题是：这些文化象征具有何种象征表现？这些象征性表现在什么环境中、是以何种方式产生的？第二，规范化概念，这些概念解释了象征的含义，限定了比喻的各种可能性。这些概念大多反映在宗教、教育、法律、科学和政治教义中，通常它们以固定的两极对立的形式出现，按部就班地描绘男性与女性、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的含义。事实上，这些概念排斥了任何其他解释的可能性。所以，在历史的撰写中，这些规范化概念就成为社会认同的产物。例如，维多利亚时代人们对家庭生活的看法在历史书中形成了一个共识，它掩盖了各种不同的意见。再例如当代原教旨主义宗教团体特别强调恢复妇女真正的“传统”角色，事实上，历史上几乎没有先例证明妇女要承担这一角色。历史研究的目的在于分解固定的概念，提示争论的实质，从而探明两性对立的表现形式的本来面目。这种分析应采用一些政治学概念，引用社会组织与机构的概念，这是性别关系的第三个方面。
有些学者，主要是人类学家仅将性别一定用于亲属制度（把“户”与“家庭”当成社会组织的基础）。我们需要扩大性别的定义，使其既要包括亲属关系，又要包括劳动市场（按性别分层的劳动市场是性别构成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教育（男校、男女分校、男女同校也是性别构成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和政体（男子普选权也是其中一个环节）。如果将劳动市场、教育、政体纳入亲属制度中检验其功能作用，就毫无意义了，坚持认为当代男女两性关系是以交换妇女为基础的旧的亲属制度的残余，也同样毫无意义。性别是通过血缘建立起来的，但是，它还是在一定的经济、政体中建立的，在当今社会中，性别正独立于亲属制度之外在发挥着作用。
性别的第四方面是主观认同。我同意人类学家盖尔·罗宾（Gayle Rubin）的观点，即心理分析提供了有关性别再生产的理论，描述了当人们适应社会文化方式时，其性行为也将变化的状况。但一般的心理分析使我望而却步。拉康的理论兴许会对研究性别化认同的构成有所启发，但是，历史学家们更应该从历史的角度进行研究。如果性别认同只取决于对阉割的担忧，那么，从历史的角度进行研究就毫无意义了。另外，现实生活中的男女都不会完整地表现出符合社会对自己的要求，完全符合我们的分析域的要求。历史学家们应该研究性别认同内容构成的方式，将自己的发现与一系列活动、社会组织、特定的文化、历史表现结合起来考察。在这方面做出过杰出贡献的都是些传记作家：比蒂·马丁（Biddy Martin）给卢·安德烈亚斯·萨洛米（Lou Andreas Salomé）写的传记；凯瑟琳·斯克拉（Cathryn Sklar）为凯瑟琳·比彻（Catharine Beecher）写的传记；杰奎琳·海尔（Jacqueline Hall）为杰西·丹尼尔·阿姆斯（Jessy Daniel Ames）写的传记；玛丽·希尔（Mary Hill）为夏洛特·吉尔曼（Charlotte P。Gilman）写的传记等。此外，还有一些共同研究项目也很不错，如默里娜琳娜·辛哈（Mrinalina Sinha）和卢·拉蒂（Lou Ratté）对英国驻印度的殖民统治者性别认同的研究，以及对在英国受教育的印度人的性别认同的研究。
我对性别定义的第一部分包括上述四部分，这四部分相互依存、互为条件、缺一不可。但它们也不是同时发挥作用的。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看，会有这样的问题：这四个部分之间的关系如何？我刚才描述的性别关系构成的框架可用于讨论阶级、种族之类的社会过程。我只不过澄清了人们需要从社会关系和机构关系中考察性别影响的方法和原因，因为这种思维方式从来都不具体、不系统。我的第二个命题是对性别的理论概括：性别是代表权力关系的主要方式。换言之，性别是权力形成的源头和主要途径。性别不仅是权力形成的舞台，在西方基督教及伊斯兰教传统中，性别还是维护权力永久的方式。法国的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根据“生物差异主要是与生育中劳动分工差异相关”的理论，描述了“世界分工”的方式。性别概念作为一组参照物，构成了社会生活细致的象征性的组织。这些参照物确定了权力分配，性别渗透到了权力概念和构成之中。法国人类学家莫里斯·戈德里尔（Maurice Godelier）说过：“不是人类的性行为充斥了社会，而是社会占据了人类的性行为。人们一直认为肉体间的性别差异反映并证明了一种与社会关系和性毫不相干的现象。”
性别功能的合法化通过许多方式表现出来。例如，布尔迪厄指出，在许多文化中，农业剥削的构成是以一系列时间季节概念为基础的，而这些概念恰恰又是以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的对立为基础的。盖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曾重点分析了英美女作家某些作品中对性别和殖民主义两个词的运用。纳塔利·戴维斯指出了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怎样影响人们对工业化早期法国社会秩序准则的概括与评论。历史学家卡罗琳·拜纳姆（Caroline Bynum）通过研究女性气质、男性气质概念与宗教行为之间的关系，对中世纪的灵性提出了新的看法。她的研究给我们重要的启示：有关男性、女性气质的概念反映了僧侣制度的策略和个人信仰主义者策略的本质。艺术史学家另辟蹊径，从对男性和女性的文学描写中，理解其社会内涵。各种解释都立足于这一观念，即概念化的语言都用某种差异来表达意义，性别差异就是反映差异的主要方法。因此，性别成为破译意义、理解各种复杂的人际互动的一种方法。历史学家在寻找性别观念如何构造社会关系的答案时，他们也会找到一个新的角度了解社会与性别互利的本质，会了解政治决定性别、性别决定政治的特定的内涵和过程。
在政治领域，我们也可以对性别进行历史分析。我选择下列例子来说明政治与权力的关系，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由于过去人们一直认为性别与政治无关，所以这一领域历来无人问津；第二，政治史历来排斥与妇女及与性别相关的史料和问题。
在政治学理论中，人们也采用性别一词来证明或指责独裁统治，反映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当代对英国伊丽莎白一世的统治和法国凯瑟琳·德·美第齐（Catherine de Medici）的统治的研究证明了女性也能胜任政治统治，但是，一旦亲属关系与王室统治混为一谈时，有关国王的讨论完全被男性气质、女性气质的内容所充斥。让·保丁（Jean Bodin）、罗伯特·菲尔默（Robert Filmer）和约翰·洛克（John Loche）观点的基本内容是婚姻关系。爱德蒙德·伯克（Edmund Burke）对法国大革命评论的核心在于将丑陋的野蛮的第三等级的母夜叉们与玛丽·安特瓦内特（Marie Antoinette）温柔的女性气质作一对比，这位王后在避开群众围攻后，来到“国王兼丈夫的脚下寻求保护”，她的美貌曾使人引以为豪。在某些著作中，同性恋也备受重视。根据中世纪伊斯兰政治理论，政治权力的象征通过男人与男孩间的性关系表现出来，这不仅表明同性恋是一种可接受的方式，而且表明妇女与一切政治概念和公共生活无关。
上述观点表明，政治理论反映社会组织。应该指出，性别关系的变化可能受政府需求的影响。明显的例子就是路易·德·伯纳德（Louis de Bonald）1816年提出的有关法国大革命期间离婚立法的问题：
正如政治民主“允许政治社会中的弱者——人民起来反抗现有权力”，离婚作为“公正的家庭民主，允许弱者——妇女起来抗击婚姻权威……要使政府摆脱对人民的控制，就必须使家庭摆脱对妇女儿童的控制”。
伯纳德首先用了一个对比，然后确立了离婚与民主之间的关系。家庭稳定是国家稳定的基础。政府通过法律将这一观点合法化，这就重新确立了婚姻关系的局限性。同样，当代的保守政治理论家坚决拥护制定一系列有关家庭行为和组织的法律，以改变目前的家庭状况。人们早已看出专制统治与控制妇女之间的联系，但没有对此进行深入研究。在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专政时期，在斯大林当政时期，在德国法西斯专政时期，在霍梅尼统治时期，当权者都将主权、强大、中央权威带上强烈的男性气质（而敌人、侵略者、服从者都具有强烈的女性气质），并以法律手段将其制度化（禁止妇女参政、堕胎，禁止母亲外出工作），将妇女限制在家中。这些行动本身意义不大，政府通过对妇女的控制也不会获利。但是，如果我们分析权力构成及其巩固，就会发现这些行动意义极大。限制妇女的政策使政府日益强大，政权日益巩固。在上述例子中，性别关系带有主宰、控制妇女的意义。这些例子使我们进一步了解近代史上权力结构的形成，但是这种特殊的关系并不是全球性政治的主题。还有别的形式和主题，例如，20世纪民主政体也是用性别化概念来创建自己的政治意识的，并将其变成了政策，再如，福利国家颁布的妇女儿童法律，这反映了它们的家长保护主义。从历史上来看，一些社会主义运动和无政府主义运动一直拒绝使用主宰意义的比喻，这反映了他们对特殊政体的批评。19世纪30、40年代，英法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坚信有关和谐未来的梦想将通过男女联合、个性协调发展来实现。欧洲无政府主义者反对资产阶级婚姻习俗，坚持认为世界上的性别差异不包括等级制。
这些例子明显反映了性别与权力之间的联系，但这只是我的性别定义的一部分。重视性别远远不够，还应该去考察一下平等与不平等组织的构成。等级制建立在男女两性自然关系的理解基础之上。19世纪的阶级概念是建立在完整的性别观念之上的。例如，当法国中产阶级改革派用女性化的语言来描述工人阶级（服从、软弱、妓女般地受到性剥削）时，社会主义运动领导人立即用男性化描述予以回击（创造者、强壮、妻小的保护者）。某些性别化的“代号”意义常为人们所接受。在法国工人阶级文化中，就包含了历史延续下来的特定的性别定义。
战争、外交、强权政治的主题历来是传统历史学家涉及性别问题的中心。但是，我们应该透过这些主题，探究其内在的内容。从男女两性关系的立场出发，就十分容易理解主权国家与殖民地之间的关系。要使战争合法化，常见的方式就是鼓吹男子汉气质（保护弱小的妇女儿童），宣扬对上级、父辈、国王的忠贞，将男子汉气质与民族强大混为一谈。强权政治本身就是一个性别化的概念，因为它具有特殊含义，反映了一种公共权力，其核心在于将女性排斥在政治之外，它维护、确立了男女两性对立的内涵。要维护政治权力，性别关系必须保持稳定，远离人类社会权力机构。由此可见，男女两性对立和性别关系的社会化过程是构成权力内涵的基本要素，要改变其中某一方面，必将危及整个权力系统的安全。
如果性别与权力互为条件，互相构造，那么变革从何发生？答案在于要从多方面促进变革。群众性政治暴动将摧毁旧政体、建立新政体，这就会改变性别模式。但是，旧的性别模式在新政体条件下，依然发挥作用。人口危机、食物缺乏、瘟疫、战争会使正常的婚姻关系问题百出，所有这一切将迫使政府推行鼓励生育政策，这就强化了妇女的生育功能。就业模式的改变会导致婚姻策略的改变，从而使性别的主体构成具有多样化，这同样可能培养出更多的尽职的贤妻良母。新文化象征的出现会使人们重新解释、改写恋母情结的故事，也可能会加速这一悲剧的发生。政治进程将决定何种结果出现，而这一政治进程的性质将由其所处的时间、空间所决定。我们只有认清“男”、“女”两大范畴既是空洞的、又是丰富的范畴，才可能撰写历史，这里“空洞”指的是男女两大范畴不再具有至高无上的、超越一切的含义，“丰富”指的是一旦这些范畴固定下来，其内部仍将包含许多选择、否定的或被抑制的定义。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政治史发生在性别领域中。这个领域几乎一成不变，但其内部却一直存在争论，尚无定论。如果男女间的对立是一个问题的话，那么，我们必须不断弄清当今争论的焦点，并解释、说明这一焦点，同时，还要弄清确切的性别含义是如何形成的，其真正的内涵是什么。妇女法与政府权力之间的关系如何？妇女在人类历史上参与了许多大大小小的事件，而在历史研究中为何销声匿迹了呢？性别承认了职业女性存在的合法化吗？科学的研究主题是按性别划分的吗？政府的政策与同性恋犯罪有何关联？社会机构怎样将性别融进自己的思想体系和组织体系之中？是否存在严格的性别平等观？何种政治体制能使性别平等成为现实？
对上述问题的研究将构成一部新的历史，在这部新历史中，需要用新的视野来考察旧问题，用新的术语重新确定旧概念，让妇女以积极参与者的身份展示在世人面前，同时，要使现有的历史分析语言与我们的女权主义术语保持一定的距离。此外，这部新历史将留有足够的空间让人们去思考当前女权主义政治策略和未来前景，因为这意味着我们要重新限定、建构性别含义，同时还要创立一种新的政治、社会平等观，它不仅包括性别平等，而且包括阶级平等和种族平等。
（刘梦 译）
伊夫林·福克斯·凯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