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女权主义关于女性受压迫的观点，摧毁了女人是一个“自然群体”的想法，即所谓女人属于“一个特殊类型的族群，一个被视为天生的群体，一群被认为在肉体上具有特殊性的群体。”当分析在思想的层面完成之时，实践在事实的层面来实现它：由于女同性恋社群的存在，就摧毁了把女人视为一个“自然群体”这一人为制造的（社会的）事实。女同性恋社群实际上揭示出，将女人作为客体与男人区分开来是一种政治的产物，它表明，我们是被意识形态重新构建为一个“自然群体”的。对于女人来说，远离我们身体和心灵的意识形态是这一运作的产物。按照那种为我们建构起来的所谓自然的想法，一个特征又一个特征，我们就这样被逼进我们的身体和心灵必须与之相符的身份之中。我们已经被扭曲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致我们变形的身体被他们称为“自然”，即一种被假定是先天存在的而不是受到压制的性质。我们已经被扭曲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致到最后，压迫似乎成为我们自己这一“自然”的结果（其实所谓“自然”仅仅是一种观念而已）。当唯物主义分析进行推理时，女同性恋社群把它付诸实践：不仅不存在“女人”这样一种自然群体（我们女同性恋者就是活的证据），而且作为个人，我们对“女人”提出质疑，对于我们来说，它仅仅是一个神话，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也是这样看的。她说：“一个人不是天生成为女人，而是变成女人的。没有生理的、心理的或经济的命运能够决定人类女性在社会中的形象：是整个文明造就了这一产物，处于男性和阉人之间，它被描绘为女性。”
然而，绝大多数美国及其他地方的女权主义者和女同性恋女权主义者仍然相信，女性受压迫的基础既是生理的又是历史的，她们当中有些人甚至认为这种观点可以从波伏瓦那里找到依据。相信母权以及在“史前时代”女人创造文明（由于生理的倾向），而粗糙和残忍的男人去狩猎（由于生理的倾向），这种想法与男性阶级迄今为止对历史所作的生理化的解释是并行不悖的。二者所使用的仍是同一种方法，即到社会事实之外去发现男女区分的生理解释。在我看来，这种观点绝不是女同性恋关于妇女受压迫的观点，因为它假定，社会的基础或社会的起源建筑在异性恋的基础之上。母权制与父权制相比，异性恋的色彩并不见少：仅仅是压迫者的性别改变了。此外，这一概念不仅仍旧被困在性别类型（女人和男人）当中，而且它坚持认为，生育的能力（生理学的）是女人的定义。虽然在女同性恋社群中，实践的事实和生活方式与这一理论完全相反，可还是有一些女同性恋者相信，“女人和男人属于不同的人种或种族（这两个词可以被互换使用）：男人在生理上低于女人；男性暴力具有生理的必然性……”在这样说的时候，在承认了男女之间存在着“自然的”区分时，我们就把历史自然化了，我们假定“男人”和“女人”一向存在，并且永远存在。我们不仅把历史自然化了，而且随之把压迫我们的社会现象也自然化了，使得改变成为不可能的。举例言之，我们不会把生育当做一种被迫的生产行为，而会把它当做一个“自然的”、“生理的”过程，从而忘记在我们的社会中，生育是有计划的（人口学），忘记我们自己是按照程序生产孩子的，而生育是“除了战争”之外唯一会带来生命危险的社会活动。因此，只要我们“还不能有意或无意地放弃年深日久的贯穿终生的生育责任，仍旧把它当做女性唯一的创造性活动”，那么获得对生育的控制，对于女人来说就比仅仅控制生产的物质工具要重要得多：女人一定要把她们自身同强加给她们的“女人”定义区别开来。唯物女权主义的观点表明，我们心目中压迫的原因或起源，实际上仅仅是压迫者打上的记号，即“女性的神话”，外加它的物质后果及其在女性意识和身体上的表现。因此，这一记号并不代表压迫：柯里特·圭洛敏（Colette Guillaumin）曾经描绘过在黑奴制这一社会经济事实出现之前，种族的概念根本不存在，至少在其现代意义上不存在，因为它只适用于家庭的沿革。然而，种族的概念现在同性别的概念完全一样，被当做“与生俱来”的，一种“感知的天赋”，“肉体的特性”，属于自然的秩序。但是，我们所信以为真的肉体和直觉的特性，其实只不过是一种精致的想象的建构，是一种“幻想的形式”，它重新解释了肉体的特性（其自身是中性的，但是带有社会体制的印记），而这种解释是通过它们被观察到的关系网络来进行的（他们被观察到是黑肤色的，因此他们是黑人；她们被观察到是女人，因此她们是女人。然而，在他们被观察到之前，他们已经首先被制造出来了）。女同性恋者应当记得和承认，在妇女解放运动之前的旧时代，对于我们来说，做一个“女人”是多么的“不自然”，我们处处被强迫，绝对地受压抑，那是一种极具破坏性的经验。那是政治上的压制，那些抵制这种压制的人会受到谴责，说她们不是“真正的”女人。然而我们为此感到自豪，因为就在我们受到指控的时候，胜利的曙光已经出现：压迫者已经公开承认，“女人”并不是一个不加解释就可以随意使用的概念，因为要想做一个女人，必须做一个“真正的”女人。与此同时，我们被指责为想做男人。如今这一双重指控又被一些女权主义者以妇女解放运动的名义用激烈的态度重新提出来，而且，我的天哪，竟然从一些女同性恋者的口中提了出来，她们的政治目标看上去变得越来越“女人味”。然而，拒绝做女人，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变成男人。此外，如果我们以一个纯粹的“男角女同性恋者”为例，这一典型能给人们带来最大的恐慌，普鲁斯特会称她为“女男人”，她同某个希望成为女人的人究竟有多少区别呢？二者的区别微乎其微。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希望成为男人至少证明，她已经逃避了对她最初的程序设计。但是即使她竭尽全力想做男人，她也不能成为男人。因为要想成为一个男人，女人不仅要有男人的外貌，还要有男人的意识，也就是说，在她的生命中，至少要成为两个“自然的”奴隶。这简直是不可能的。对女同性恋压迫的一个特征，就是让我们得不到女人，因为女人属于男人。因此女同性恋者不得不成为某种另外的物种，她既不是女人也不是男人，她是社会的产物，而不是自然的产物，因为社会中是没有自然因素的位置的。拒绝成为（或者拒绝继续成为）一个异性恋者，通常意味着自觉或不自觉地拒绝成为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对于一个女同性恋者来说，这样做比拒绝“女人”角色走得更远，是对男人的经济、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力的拒绝。这一点早在女同性恋和女权主义运动开始之前，女同性恋者和非女同性恋者就知道得很清楚。然而，正如安德利·德沃金（Andrea Dworkin）所强调的，近来许多女权主义者“越来越想尝试把奴役我们的意识形态，转变为对于女性生理潜力的一种历史的、宗教的和心理强迫症式的赞美。”因此，某些女权主义和女同性恋运动中的做法，又把我们带回关于女人的神话当中，这种神话是男人为我们特意制造出来的，在这种神话中，我们沉沦为一个自然的群体。当我们奋起为一个无性别的社会而斗争时，却发现自己现在又陷入了那个似曾相识的僵局——“女人真奇妙”。波伏瓦特别强调所谓虚假意识，它是由这一神话（女人与男人不同）的某些特征组成的，那些正面的特征被用来定义女人。所谓“女人真奇妙”这一说法的后果是，继续用那些最好的特征（根据谁的标准是最好的？）来定义女人，它压迫我们，它对于“男人”和“女人”的类别并没有激进的质疑，这是政治的类别，而不是自然赋予的。它把我们推入一种境地，使我们在“女人”这一阶级内部斗争起来，它不像其他阶级所做的那样，为消灭阶级而斗争，而是为了维护和巩固“女人”这个阶级而斗争。它使得我们自满自足地发展出一套关于我们自身特殊性的“新”理论：于是我们把自己的被动性叫做“非暴力倾向”，而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最紧迫的一点，正是要克服我们的被动性（我们的恐惧，而不是被合理化的被动性）。“女权主义者”这一用语的模糊不清，恰恰是对这一情况的概括。“女权主义者”究竟是什么意思？女权主义者是由“女性气质”和“女人”这两个词组成的，它是指为女人而斗争的人。对于我们当中的许多人来说，它的意思是，为女人这一阶级以及为这个阶级消亡而斗争的人。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它的意思是，为女人、为女人的神话、为女人的巩固而斗争的人。既然“女权主义者”一词有些含混不清，我们为什么要选择这一用语？在10年以前，我们选择了“女权主义者”一词来称呼我们自己，既不是为了支持或巩固关于女人的神话，也不是为了认同压迫者对我们的定义，而是为了肯定我们的运动的历史，为了强调同早年的女权主义运动的政治联系。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对这一运动质疑，看它对女权主义意味着什么。过去一个世纪的女权主义，从来没有解决过它在自然与文化、女人与社会问题上的矛盾。女人是作为一个群体开始她们的斗争的，她们正确地认为，受压迫的结果使她们拥有了共同的特征。但是对她们来说，这些特征是自然的和生理的，而不是社会的。她们在这一点上走得很远，以致接受了达尔文主义的进化理论。虽然她们并不相信达尔文所说的，“女人进化程度比男人低”，但是她们确实相信，“男女两性的特征在进化发展的过程中发生分离，社会基本上反映了这一两极分化过程。”“早期女权主义的失误在于，它仅仅攻击了达尔文主义关于女性低下的说法，与此同时却接受了这一说法的基础，即关于女性是‘独特的’观点。”是女性学者，而不是女权主义者，最终从科学上摧毁了这一理论。然而，早期的女权主义者没有能够把历史看做一个以利益冲突为发展动力的动态过程。此外，她们仍然像男人那样相信，她们受压迫的原因（根源）存在于她们自身之中。因此，在取得了一些令人瞩目的胜利之后，这些战斗在第一线的女权主义者发现，她们陷入了一个缺乏继续战斗的理由的僵局。她们坚持着“差异中的平等”这样一个不合逻辑的原则，这个思想现在再次死灰复燃。她们重新落入那个威胁我们的陷阱：女人的神话。
因此，我们的历史任务在于，用唯物主义的术语来定义我们所说的压迫，明确认识到女人是一个阶级。也就是说“女人”这个类别像“男人”这个类别一样，都是政治和经济的类别，而不是永恒的类别。我们斗争的目标在于攻击作为阶级的男人，这一斗争的途径将不是种族灭绝，而是政治斗争。一旦“男人”阶级消亡了，“女人”作为一个阶级也会消亡，因为主人没有了，奴隶也就不复存在了。我们的首要任务看来应当是把“女人们”（我们在其中战斗的阶级）同那个“女人”的神话彻底地区分开来。因为“女人”对于我们来说并不存在，它仅仅是一个假想的形式，而“女人们”却是社会关系的产物。我们强烈地感到，无论在何时何地，我们都应当拒绝被称为“女人的解放运动”。此外，我们必须摧毁自己内心深处以及身外的神话。我们当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女人”，“女人”是那个否定“女人”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建构（剥削关系的产物）。“女人”是为了把我们搞糊涂，以便对我们隐瞒实实在在的“女人们”。为了意识到我们是一个阶级并成为一个阶级，我们首先必须消灭关于“女人”的神话，包括其中最诱人的部分（我在想弗吉尼亚·沃尔夫，她曾说过，女作家的首要任务是消灭“家中的天使”）。为了成为一个阶级，我们并不需要压制我们每个人的自我，由于个人并不能够被简化为对她或他的压抑，我们仍旧面临着让自己成为自己历史的个人主体的历史必要性。我相信，这正是所有那些建立关于女人的“新”定义的尝试目前正方兴未艾的原因。得失攸关的事情（当然并不仅仅对女人来说）在于个人的定义和阶级的定义。因为一旦承认了压迫，人们就应当认识并体验下列事实：人要使自己成为主体（与此相反的是成为压迫的客体），人要成为某种人而不是压迫别人的人，人要拥有自己的身份。当某人已经丧失了身份，没有做斗争的内在需要时，我们就不可能为他而战，因为虽然我可以为他人而战，但我首先应当为自己而战。
对于每一个人来说，个人主体性问题是一个历史性的难题。马克思主义是唯物主义的最后一个化身，是在政治上造就我们的科学，但是马克思主义从没有关心过“主体”问题。马克思主义否定了形而上学的自我，否定了由知识构成的“纯粹的”自我意识。所有那些没有经历过实践的思想，都会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因为它存在于物质之外，存在于物质之前，依靠上帝、精神或灵魂而存在。这就是所谓的“唯心主义”。个人仅仅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因此，他们的意识只能是“异化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明确指出，统治阶级的成员也是异化的，虽然他们是阶级压迫造成异化这一思想的直接制造者，但是由于他们从自身的异化中得到了明显的好处，所以他们能够接受异化，并不因此感到痛苦。）有这样一种东西，叫做阶级意识，但是这一意识并不属于某些特殊的主体，这些主体只是同他们那个阶级的其他主体一同参与了剥削他人的一般活动，具有相同的意识而已。至于人们能够遇到的在阶级的传统定义之外的阶级问题（例如性的问题），全都被归结为“资产阶级”的问题，这些问题在阶级斗争最终胜利之时，将会自然消失。任何人只要提出与“阶级斗争”无关的问题，就会被贴上“个人主义者”、“主观主义者”或者“小资产阶级”这样的标签。
被压迫阶级的成员作为主体的性质就是这样被否定了。在这样做时，由于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的科学理论”对于工人运动及其他政治群体具有强大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的权力，因此，它妨碍了各种类型的被压迫者去历史地建构他们自身的主体性（例如他们斗争的主体）。这就意味着，“群众”并不是为他们自己而战，而是为党及其组织而战。当经济变革发生时（结束私人财产，组建社会主义国家），新的社会并没有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因为人本身没有发生变化。
对于妇女来说，马克思主义具有这样两个作用：它通过把“女人和男人”的关系排除在社会秩序之外，通过将这种关系变成自然的关系，通过将两性关系视为像亲子关系一样的自然的关系，通过将男女之间的阶级冲突隐藏在劳动的自然分工背后（《德意志意识形态》），阻碍了妇女关于自己也是一个阶级的意识的形成，因此使她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能作为一个阶级组织起来。这是在理论（意识形态）层面。在实践的层面，所有最激进的政治团体，总是把所有那些来自妇女方面的关于她们自身阶级问题上的意见和建立团体的要求，批评为分离倾向。如果我们妇女联合起来，那么我们就分裂了人民的力量。这表明，妇女或者从属于资产阶级，或者从属于无产阶级，换言之，从属于这些阶级的男人。除此之外，该理论不允许妇女比其他被压迫阶级的人更多地作为历史主体来建构她们自身，因为其不承认阶级是由单个的个人组合而成的。仅有阶级意识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尝试从哲学上（政治上）去理解“主体”和“阶级意识”这些概念，以及它们与我们历史的关系。当我们发现女人是压迫或赞美的对象时，就在我们能够感觉到这种压迫和赞美的一瞬间，我们就通过抽象概括的过程，成为认知主体意义上的主体。压迫的意识不仅是对压迫作出的反应（向它做斗争），而且是对社会和世界的全部概念的重新评价，是从压迫的角度全部重新建构起来的新概念。这就是我所说的由压迫造就的压迫科学。对现实的这种理解必须由我们每一个人来完成，这就是主体的认知实践。这种在实践的不同层次（压迫的概念现实和物质现实，二者都是社会现实）展开的运动，是通过语言来完成的。我们必须完成用唯物主义的术语来定义个人主体的历史任务。这种做法最初看上去似乎没有什么可能性，因为唯物主义和主体性通常是相互排斥的。然而即使难以理解，在我们抛弃女人的神话时（“女人”仅仅是一个捕获我们的陷阱），我们必须承认达到主体性的必要性。这种真正的必要性对于每个人作为个人的存在，对于每个人作为一个阶级成员的存在，都是实现革命的首要条件，没有了它，就不会有真正的斗争或变革。但是另一方面也不无道理：没有阶级和阶级意识，就不会有真正的主体，只会有异化的个人。对于妇女来说，唯物主义个人主体性问题的答案在于，首先要像女同性恋者和女权主义者所做的那样，把“主体的”、“个人的”、“私人的”问题当做社会问题和阶级问题来看待。性对于女人来说，并不是一种个人和主体的表达，而是一种暴力的社会体制。然而，当我们把所谓个人问题当做阶级问题来看待时，我们仍然会碰到每一位女人的主体的问题——不是那个神话，而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一点上我们要说，一个新的为所有的人类所做的个人和主体的定义，必须超越性别的分类（女人和男人），而个人主体的出现，要求我们首先必须摧毁性别的分类，不再使用这种分类，并且拒绝所有用这一分类作为其基础的科学（实际上是所有的社会科学）。所谓消灭“女人”，并不是说我们的目标是从物质上消灭女同性恋，同时消灭性别的分类，因为女同性恋此时此刻为我们提供了能够自由生活于其中的唯一的社会形式。女同性恋是我所知道的唯一一个超越了性别分类（女人和男人）的概念，因为它所指称的主体（女同性恋者）不是女人，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还是意识形态上都不是女人。使人成为女人的是一种与男人的特殊社会关系，是一种我们过去称之为奴役的关系，是一种包含个人以及个人的、肉体的、经济的、责任的关系（被迫同居，家庭强迫劳役，夫妻责任，无限制的生育等），是一种女同性恋者竭力逃避的关系，她们拒绝成为异性恋者，或者拒绝保留异性恋身份。我们是一群从自己的阶级队伍中逃跑出来的逃离者，就像美国那些逃跑的黑奴一样，逃离奴隶制，奔向自由。对于我们来说，这是绝对必要的，我们的存在本身要求我们为消灭那个被男人认可的女人阶级贡献我们的全部力量。这一点只有通过消灭异性恋社会体制才能实现，这一体制建立在男人对女人的压迫之上，是它制造出关于两性之间差异的学说，以便为这一压迫提供正当的理由。
（李银河 译）
瓦勒里·布赖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