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说，一个明智的人“不仅不会让他的身体沉溺于没有理性的兽性的快感”，不仅不会照此行事，他还想更进一步：“甚至不是为了健康，也不认为他变得有力、健康、美观是一件要紧的事，而是为了最终达到适度。”（转引自XS，第266页）在这里，福柯发现，古代人关于养生的观念，重点在于适度。它既不是为了满足快感，也不是为了健康和美丽，只是为了锻炼人的自控力。
福柯指出：“养生法的当务之急绝不在于行动的方式上：它从未涉及性关系的类型，它的‘自然的’姿势或是不合适的做法；也从不关心手淫和性障碍的问题，以及避孕的方法——后两方面后来变得非常重要。性关系是从整体上加以考虑的，因为这种活动的重要性不在它所采用的种种方式，应该搞清楚的是是否应该进行性活动，它的频繁的程度，以及在怎样的情况下进行。性活动的问题主要是从环境及量的方面提出来的。”（XS，第278页）
毕达格拉斯曾经提出在一年当中有哪些季节不适合于性交的观点。福柯说：“这种季节性的养生法的普遍要求清楚地暴露了一种性活动在本质上是有害的、需要不断加以节制的观念。”（XS，第282页）当别人问毕达格拉斯什么时候是最佳性交时间时，他回答说：“当你打算失去你的体力的时候。”他还告诫人们，不到万不得已的地步不要发生性关系。（转引自XS，第282页）
古希腊人认为人的精液是十分宝贵的：“生物排出他们的精液，不只是逸出过剩的液体，而是失去了对于自己的生存十分珍贵的东西。”“人体在性交时会丧失珍贵物质。”（XS，第295-297页）这种观念与中国性文化中对精液的看法有异曲同工之妙。
福柯将性观念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古代中国式的“性爱的艺术”；一种是基督教式的对性的管理；还有一种是古希腊人将性发展为一种生存技艺的文化。“希腊人对那些表现同样的性的‘担忧’（冲动、消耗和死亡）的论题所作的思考，目的不在编纂性行为的法典，也不是创造性爱的艺术；而是为了发展一种生存的技艺……这技艺所寻获的加以精雕细刻的材料，不是性行为的展开，像性爱的艺术那样；也不是性行为的符合习俗的条件，像基督教那样；而是从整体上加以考虑的性行为与个人的关系，即以正确方法控制、限制及安排性活动的能力。”（XS，第303-305页）
与《性史》第一卷中关于性科学与性爱艺术的划分不同，福柯在这里又划分了古代和基督教时代的三种不同的性观念类型：中国人的性爱艺术；基督教的性爱管理；古希腊人的生存技艺。福柯所提出的性科学是现代的范畴，而上述三种性观念类型同属于古代范畴，是古代性观念类型的进一步划分。也许我们可以把古希腊的生存技艺和基督教的性爱管理两项视为西方现代性科学的前身，而真正的性爱艺术仅仅属于东方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