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发现，在古希腊人的观念中，被反复提到的基本欲望有三种：“柏拉图的《法律篇》提到了三种基本欲望：饮、食、生育。”“亚里士多德在《尼可马可伦理学》中所列举的‘普通快感’的三个例子是：吃、喝以及‘房事的快乐’。”（XS，第206-208页）无独有偶，中国古代人对欲望的看法与此大同小异：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福柯指出：“性伦理与饮食伦理间这种联系是古代文化中的一个常有的因素……总之，在古典时期的希腊思想中，看来饮食和性活动的道德所提问题的方式是非常相似的。”（XS，第208-209页）在现代人的心目中，性的重要性大大超过了饮食的重要性，这是文化价值观变迁的一个典型例证。而在古代人那里，性并不比饮食更重要。由此看来，我们中国人如此看重饮食的价值，是颇具古风的。
饮食的适度和性活动的适度常常被古希腊人相提并论，在这两件事情当中，数量问题都受到古代人特别的关注。福柯引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证明，古代人最担心的冒失行为都与“过量”有关。自然欲望应当以需要的满足为界限，“对什么都吃或喝，直到太饱，这本身就超出了常量。”“自纵的人在这些方面都走过了头，他们在不该去取乐的东西上取乐，或者虽然可在某些东西上取乐，而这些自纵的人在这方面做得比该做和大多数人所做的要多。”（XS，第201页）“在《理想国》中，对话者一致认为：节制要求对饮、色、食作三重控制。”（XS，第208页）
根据福柯的考察，古希腊人认为，性活动本身没有错，它的各种方式都没有对错之分，能够出错的地方只在数量上：错在太多或太少（主要是太多、过量）。“总之，性活动被看成是自然的（自然而不可或缺的），因为正是通过这种活动，生灵才得以繁衍，作为一个整体的物种才得以免于灭绝……柏拉图把能导致快感的欲望归入最自然而最必需的欲望之中。”（XS，第205页）
在对性活动的控制方面，古希腊人关注的是量的问题，一切的禁忌和压制全都仅仅来自对活动量的控制，而不是对行为的方式和内容有任何负面的看法。正如福柯所说：“如果像柏拉图所说，对性活动要加以三种最强的约束，即畏惧、法律和真正的理性；如果像亚里士多德所想，让欲望像小孩遵从其老师那样地遵从理性；如果像阿瑞斯提普斯自己所建议的，享受快感是对的，但人们得小心别让快感弄得神魂颠倒——原因并不是因为性行为是一种恶行，也不是因为性行为可能会背离某种规范，而是因为性行为是与一种力，与一种‘精力’相联系的，这种力本身就易于过度。”（XS，第207页）
关于性是罪恶、性行为是恶行的观念，古希腊人是从未有过的。他们只是觉得，不应过多地耗费精力，过犹不及。过量的性行为无论对身体、对人的智慧、对人的道德来说都是不好的。正如福柯所说，古希腊人提出了“独特的适度性行为的观点。希腊人在详细分析节欲的要求时，不仅没有试图规定一个束缚每个人行为的法则，也没有试图把性行为变成一个在所有方面受制于一组惟一的原则的有机整体。”（XS，第423页）
尽管古希腊人常常将饮食与性相提并论，但二者的所谓“适度”和节制还是有着细微的差别：“饮食学中也有适度原则。它的定义是：适量、适时地享用快感……性爱学中的适度又属于另一种类型。适度原则尽管没有要求人们完全、简单地弃绝一切性欲，但我们可以发现它的意图所指，它的理想是摈弃所有与少年男子的肉体接触。”（XS，第423页）在古希腊人心目中，与少男的性关系属于一种过量的性活动。这种想法显然与现代人不同。在现代人看来，同性性关系与异性性关系有着质的不同，绝不仅仅是量的问题。现代人的这种观念是何时形成的、怎样形成的，变化是怎样发生的，真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