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德里亚尔写了一本评论著作《忘掉福柯》，他认为福柯的话语是其所描述的权力的一面镜子，即一个相反而相同的权力话语。理由是，福柯的话语溢满其对象（权力）的最细微隐蔽之处，因而与之重合，没有给能够限制和对抗权力的“现实”留下任何空间。他批评福柯是对影子作战。此外，福柯之所以能够谈论权力和性，是因为福柯意义上的权力已经瓦解了。他批评福柯把权力和反抗视为同一本质。这实际上堵塞了反抗的可能性。“注释1”
福柯的确十分反感左派的反压抑高调，他说过：当我们不断重弹反压抑的高调时，事情还是老样子。每个人都可以唱动听的调子，但是不会有真正的听众。然而，福柯真是取消了反抗的可能性吗？在与权力的关系中，福柯一向强调，反抗是首要的。他竭力主张反抗压迫，曾多次引用尼采的一个思想：任何权力都是战争，“一场用其他手段继续的战争”。“注释2”
福柯反对正确与错误、统治与被统治的两分结构，他对于人们的误解感到尴尬和遗憾，因为他们以为同意福柯的观点，就应当站在癫狂、罪犯和性的一方，就是癫狂万岁、罪犯万岁、性万岁。福柯警告说：“应该站在正确的一方，但是同时要努力消除造成两个方面对立的机制，消除我们选择的这一方的虚假的统一性和虚幻的‘本质’。”“注释3”
福柯在反抗权力的问题上，十分强调消除二元对立机制。在他心目中，这个社会并不是两种力量的对立，其中一方正确，另一方错误；一方革命，另一方反动；一方应当被打倒，另一方应当万岁。我方并不是一个统一体，对方也没有一种固定的反动本质。
那么是否就不需要反抗权力了？当然需要。但是，反抗是随时随地的，是局部的。他强调“抵抗点的多样性”。（XY，第82-83页）当福柯说，“哪里有权力，那里就有阻力”时，他所谓阻力，就是反抗、抵抗和抵制。他说：“我所谓的反抗不是一种实体。它并不先于它所反对的权力。它与权力是共生的、同时存在的……我并不是要提出一种反抗的实体对应权力的实体。我只是说：只要存在着权力关系，就会存在反抗的可能性。”“注释4”
福柯的权力理论既不同于一味维护国家权力的理论，也不同于夺取国家权力的理论。正如福柯的传记作家谢里登所说：“另一种理论，另一种斗争实践，另一种策略组织从福柯的著作里产生出来。”“注释5”那就是随时随地反抗权力、抵制权力的理论。“福柯的谱系学是应那些受权力压迫的人的要求而对权力的揭露。它的锋芒还直指那些为了自身利益而要夺取政权的人……每场权力斗争都有三个而不是两个派别：不仅有那些掌权者和将要掌权者，而且还有那些受权力压迫者。”“注释6”
福柯指出：“如果权力是‘被行使的而不是被占有的’；如果权力实际上是散在的，而不是集中在某个由少数人组成的统治阶级手里；如果权力只能透过‘和某个知识领域相关联的政体’来理解；如果这种知识的影响可以在每一个单个的人的自然倾向和爱好中被识别出来；那么，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旧公式就失去了任何意义。为达到改变世界的目的，除了需要改变经济和社会之外，还需要改变我们自己、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灵魂和我们所有的旧‘认识’方式。因而，‘夺取’和行使某种专政式的权力，可能只是在新的名目下把各种旧的隶属化形式再生出来，就像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显然已经发生的那样，那里，像同性恋者和吸毒者这样的人常常一如既往地受着粗暴的待遇。”“注释7”
按照传统的权力理论，社会上的一群人从另一群人的手中夺取权力，改朝换代，就达到了改变世界的目的。实际上，许多这样的改朝换代不过是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社会上的权力关系并未改变，国家机器的结构并未变化，真正的革命并未发生，只不过在过去的位置上换了一批人，或者不过是处于不同位置的两群人互换了一下而已。真正的改变和真正的革命，需要改变我们每一个人的自我，改变我们的身体、灵魂和认知方式。要想知道真正的改变是否已经发生，不能看政权名号的更迭，而要看社会中一些受压抑的人们的状况是否有了真正的改善，比如，要看同性恋者的状况是否有了改善，贫苦的人们的蛋白质摄入量是否有了显著的提高等等。在随时随地的反抗中，权力被削弱，人们的状况得到实质上的改善。这就是福柯权力与反抗的模式。
“注释1”转引自刘北成，第274～275页。
“注释2”转引自米勒，第536页。
“注释3”福柯，第45页。
“注释4”同上书，第46页。
“注释5”谢里登，第287页。
“注释6”同上书，第286页。
“注释7”转引自米勒，第393～3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