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读懂福柯，一定要了解尼采，因为福柯曾自称为“尼采主义者”。1983年，福柯在接受采访时说：“简单地说，我是一个尼采主义者。借助于尼采著作，我试着尽最大可能在许多方面看看在这个或那个领域能够做些什么。”“注释1”
在上学读书期间，在大量学习和阅读无数经典作家的哲学著作的过程中，福柯只是从尼采那里才感受到了一种“哲学的震撼”，他说：“当时，尼采是一个启示。我是满怀激情地读他的书，并改变了我的生活……我有一种不能自拔的感觉。由于读了尼采的著作，我完全变了一个人。”“阅读尼采的作品是我的转折点。”“当你经历了庄重悠久的大学传统——笛卡尔、康德、黑格尔、胡塞尔——的训练后，翻开《快乐的科学》，读了这些十分新奇、睿智、优雅的文字，你就会说，我再也不去做我的同时代人、同事和教授正在做的事情。”“注释2”
福柯在所有的哲学家中独尊尼采是需要一点勇气的，因为尼采早已被法西斯主义对他的误解和误用搞得声名狼藉。福柯之所以看重尼采，与他对以往所有哲学的总体否定有关。对于以往的一切哲学，福柯持一种根本的怀疑态度。福柯在1968年说：“我不能肯定，你知道，是否真的有什么哲学存在。真正存在的是‘哲学家们’，是这样一类人，他们的论述和活动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注释3”
在尼采那里，福柯看到的不是一种知识的长期积累的结果，不是某种延续性，而是否定、断裂和一种自由奔放的个性思维，一种自由创造力的迸发。在与哲学的关系中，尼采最具有局外人、一个山地农民式的粗粝和质朴，这使得他能够耸耸肩，响亮地说出我们无法忽视的话来：“好啦，所有这些都是胡说八道……”，“要用一种令人震惊的欢快的愚鲁，爆发出一种令人不可思议的大笑，这样才能达到最终的理解，或者说，破坏……对我来说，尼采、巴塔耶、布朗肖、克罗索斯基是逃离哲学的途径。”“注释4”
无独有偶，福柯的挚友德勒兹对尼采也有过类似的感觉。他将阅读尼采的感觉概括为一种想以自己的名义说点什么的冲动：“他能使你产生一种反常的倾向（这一点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弗洛伊德都从来不曾做到），即让你想以你自己的名义来说一些简单的事情，想用情感、激情、体验、试验来说话。用一个人自己的名义来说点什么是非常奇怪的；因为一个人以自己的名义说话，完全不是在他将他的自我当作一个‘我’（一个人或一个主体）的时候才会发生的事。”“注释5”在每一个人成长教化的过程中，那个“我”在不知不觉中形成并定型，“我”与自我脱离，成了一个没有灵魂、没有活力的东西。只有在阅读尼采时，真正的自我才被唤醒，才被激活，才意识到自身的存在。它揉着惺忪的睡眼，开始萌发了说点什么的欲望。
尼采笔下的那个狂人在大白天点着灯笼寻找上帝，他对人们说：我们把上帝杀死了。“我们的地球正在飘向何方？我们正在向何方坠落？难道要远离一切太阳，永远坠落下去吗？向前还是向后？向左还是向右？向一切方向坠落？对于我们，难道还有上下左右吗？难道我们不是在无穷无尽的虚无中摸索？笼罩着我们的难道不是永恒的空虚？没有尽头的黑夜来临了，天越来越冷了，难道不该在大白天点上灯笼？”“注释6”尼采的带有虚无色彩的言论是与上帝之死联系在一起的：当人类知道上帝并不存在时，人类丧失了目标。除了在无边无际的宇宙中漂流，在无穷无尽的虚无中摸索，我们不可能有任何目标了。
根据弗兰克的观点，我们应当这样来理解西方的思想史：它可以被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古代，信仰自然神；第二阶段：中古时代，信仰上帝；第三阶段：近代和现代，信仰理性；第四阶段：当代或后现代，没有信仰（“在无穷无尽的虚无中摸索”）。上帝是如何被人杀死的呢？是通过启蒙运动，通过理性。宇宙中没有上下左右之分，一切信仰和一切价值都是没有依据的。尼采说：“我们愈是深入地观察，便愈会发现我们的价值判断已经失灵，一切意义都是虚伪的。”“注释7”
弗兰克对于欧洲思想的发展史做了如下的概括：它经历了两次更迭，第一次是古希腊罗马时代被基督教的中古时代所取代；第二次是中古时代被近代所取代。在思想的发展史上也有相对应的两次更迭：在古代，人们的信仰是自然神，它在中古时代被上帝所取代，这是第一次更迭；而在近代，上帝又被理性所取代，这是第二次更迭。“但是，这里的理性在本质上仍然保留着神学的色彩……在这种知识中，欧洲的上帝并未被送上断头台，而是以更加真理化、更加崇高的理性的面貌重新出现。”“注释8”他对理性的解释深刻而锐利：所谓理性，仍然是一套信仰体系，它为人指出了前进的目标。
按照弗兰克所划分的思想史分期，尼采和福柯都应属于第四阶段，否定上帝，否定理性。但是，现在人们一般认为，提出“上帝之死”的是尼采；而提出“人之死”的是福柯。换言之，尼采否定了上帝，福柯否定了人文主义和启蒙理性。
“注释1”转引自刘北成，第8页。
“注释2”转引自刘北成，第47～48页。
“注释3”转引自米勒，第306页。
“注释4”福柯，第91～92页。
“注释5”转引自米勒，第324页。
“注释6”转引自钱善行主编：《后现代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82页。以下凡引该书，只注作者和页码。
“注释7”转引自钱善行主编，第83页。
“注释8”钱善行主编，第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