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世纪，西方社会处于从贵族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时期，社会的上等阶级从贵族转变为资产阶级；社会的价值观也随之改变：从看重血统转变为看重肉体和性。福柯指出：“阶级觉悟的最初形式之一是对肉体的肯定，至少18世纪资产阶级的情况如此。它把贵族的高贵血统变为一个健壮的肌体和健康的性。”（XS，第123页）
在上述意义上，福柯论述了从“血”的社会向“性”的社会的过渡。处于这两种社会的转折点上的代表人物是萨德。福柯指出：“萨德和最初的优生学者正是‘血腥’向‘性’过渡时代的人物。”（XS，第142页）
福柯将萨德前的社会称为“血腥”的社会。“在这里权力通过血说话：给战败者的恩典，对饥荒的恐惧，死亡的胜利，君主以及他的剑、行刑者、折磨人的刑罚；血是一个具有象征作用的现实。”随后，社会变成了一个性的社会：“权力的机制不得不针对肉体、生命，针对导致它繁荣、强化人类、增强它耐力的因素，以及统治的职能和被利用的能力。通过健康、后代、种族、人类的未来、社会肌体的生命力等主题，权力谈性并对性说话；这性不是一个标志或象征，它是一个对象、一个攻击目标。”（XS，第142-143页）“设计于古典时代，使用于19世纪的权力新步骤导致我们的社会从血统的象征走向性的分析。很清楚，没有比血更站在法律、死亡、触犯、象征和君主的一边了；正如性总是站在准则、知识、生命、意义、惩戒和调节一边一样。”（XS，第142页）
在历史上，血与性的对立和斗争具有很强的政治色彩：“与血统的主题有关的是纳粹主义；而心理分析是纳粹主义‘从理论上到实践上’的对立物，是对当时种族主义的思潮的反应。”（XS，第144页）当20世纪30年代纳粹主义由于希特勒的崛起而大行其道时，心理分析学派和性学家们受到了迫害，以致性学的中心被迫从欧洲转移到美国。这就使“血”带上恶劣的前现代色彩，而使“性”带上了现代的色彩。
然而，当福柯阐述从血到性的转变时，他并没有把这一转变完全等同于从前现代向现代的转变，因为这一变化并不能概括从前现代向现代转变中所发生的所有变化，而只是变化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