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性史》的第一卷被命名为《认知的意志》，在这一卷中，作者将阐述的重心放在以性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权力问题和真理问题上面。换言之，通过对性这个对象的研究，福柯探讨了权力和真理的主题。
压抑假说是福柯在全书一开始用了很大篇幅加以分析批判的一个假说，也是福柯提出的各种新思想中引起最多误解的一个观点。如前所述，他在一次采访中对记者说：我那本论知识意志的书只花了三个礼拜的工夫就被转变为“性从未受到压抑”这一标语。福柯批判压抑假说，但他并不认为性从未受到过压抑。他要说明的是：性并不是以人们一向以为的方式受到压抑的。
压抑假说得到广泛的承认，以致它看上去是历史自明的。福柯提出三个问题：第一，自17世纪以来性受到极度的压抑，这一点是否自明？第二，资本主义社会的权力机器本质上是否具有压抑性？第三，政教分离主义运动是构成了权力机器和它操作的或操作它的压抑的真正对立面，还是相反，构成了它所谴责的同一历史网络的一部分？
首先，福柯指出：“关于现代性压抑的议论立足颇为稳当，这无疑是由于它极易立足。它有着历史与政治的庄重保证。人们将压抑时代的到来定在经过千百年的开放与自由表达之后的17世纪。”（XS，第6页）压抑假说近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占据着主流话语的霸权地位，它假定，性经过了很长一个自由表达的时期，那是从古代一直到17世纪。从17世纪开始，性进入了受压抑时期，而到了十分晚近的时期，由于反对性压抑的力量奋起抗争，性才渐渐走出压抑的阴影。
事情果真如此吗？性果真是从17世纪以来就一直受到严重的压抑吗？福柯首先推翻了这个时间表。他认为，17世纪之前并非没有压抑；17世纪之后也并非全是压抑。所谓启蒙和解放只不过是神学的一个现代变种。
其次，对于压抑假说，福柯提出了根本的质疑：“我要提出的问题，不是我们为什么会受到压抑，而是为什么我们会说自己受到了压抑，而且说的时候带着那样强烈的情绪，对我们不久的过去、我们的现在乃至我们自身都是那样的愤怒？”（XS，第9页）由于这种愤怒完全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就越发可疑。如果说我们的性从17世纪以来一直受到严重的压抑，不许说它，不许做它，这种愤怒倒还可以理解，但在福柯看来，这几个世纪的历史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于是这种愤怒就不仅没有道理，而且显得相当可笑了。
第三，福柯根本反对性与权力完全对立的观点，进而反对对性的肯定就是对权力的否定这一观点。福柯指出：“快乐与权力既不是互相抵消又不是彼此对抗，它们互相追逐、互相重叠和互相支持。它们凭着兴奋与刺激的复合而积极的机制联结起来。”“注释1”因此我们不可以认为性欲本身与权力是对立的，不可以认为解放性欲就是反对权力的革命行动。其实，性欲和权力是相辅相成、狼狈为奸的。
在性受到压抑这一前提之下，言性就成为反抗压抑的行为，一个人只要谈论性，他的行为就可以成为反抗压抑的英雄行为。“如果说，性受到了压抑，被派定要遭禁，派定不许存在，派定要处于缄默之中，那么，你只要言语涉性，便会有故意犯禁之嫌。一个人对性大发议论，那便已将自己置于权力所及的范围之外。他会颠覆既成法律，预示着自由之将至。这足以解释现今为什么人们谈到性总是那么严肃。”（XS，第7页）当人在实施一种英雄行为时，他不能不为自己的勇气感到悲壮，而听众也不能不肃然起敬。这位英雄在呼唤自由，大义凛然，责无旁贷。
福柯尖刻地说：这种对压抑的谴责不知不觉地构成了革命与快乐这两个概念的结合。反对压抑的背景是启蒙理性、自由解放和追求真理，因此它不仅气壮如牛，而且充满快感：“我们迫切地要从压抑的角度来谈论性的焦灼背后，无疑有一种支柱，那便是我们有这样的机会能无拘无束地出口反对现存的种种权力，说出真理，语言极乐，将启蒙、解放与多重的快感联系在一起，创出一种新的话语，将求知的热情、改变法规的决心和对现世快乐的欲望紧密结合起来。”（XS，第8页）
福柯指出：“我们不应认为：我们通过对性的肯定就能达到对权力的否定；相反，我们正沿着普遍的性欲机制所开创的道路前进。我们必须依靠各种性欲机制的策略反向，从性概念中解放出来；我们希冀以身体、快乐和技巧，以它们在抵御性欲机制中呈现出的多样性和能力来反对权力的控制。在这方面，反对一攻击的坚固据点不应是性一欲望，而是身体及其快乐。”“注释2”
福柯的批判矛头直指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这种新左派的思潮。这一思潮的基调恰恰是：性受到了压抑，陷入沉默之中，讨论性问题本身就是代表自由的一方向权力开战。对福柯批判的误解由此而来：既然你批判了压抑假说，你就是认为权力没有压抑过性。其实，福柯的观点是：权力与性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而不是相互对立的。他并没有否定性受到了压抑，只是否定了权力与性的截然对立。
“注释1”转引自谢里登，第227页。
“注释2”转引自谢里登，第2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