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10月，李达曾在《女子解放论》一文中指出，女子的地位，随经济的变化为转移，女子若想求得真正幸福，惟有发挥自己的经济能力，求经济的独立，如此，“男女间一切不平等的道德与条件，也可以无形消灭了”。所以，“如今要将女子解放，须先使他恢复物质上的自由。女子物质的自由的愿望，到达了最高点的时候，那精神的自由的欲望，自然而然的勃发起来。那时真正的自由，方可完全实现。这样的，才可算作真正的女子解放”。在文章中，李达虽然也指出了女权衰落的原因是私有制度之确立，但却仍奉行通过教育援助、获得职业等得到女子解放的方法。几年之后，他进一步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未推倒以前，我们暂不去作什么不分贫富，不分男女都受教育的空谈”，因为“法律的、社会的、经济的种种限制，使得无钱无势的人不能得到读书的机会，使得女子不能取得读书的资格”，所以，根本的办法，只有推翻现存制度。
向警予也曾经是“教育救国”思想的忠实信奉者。认为女子未能获得解放的原因，“全然是学识能力的关系”。“所以归根到底的希望，仍离不脱教育。而男女同学的教育，尤为提高女子学识能力催促社会文化进步的惟一妙法”。1919年12月25日赴法留学之后，她用了短短几个月的时间，读完了法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经典著作，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1920年5月，向警予作《女子解放与改造的商榷》一文，从中可以看出她思想转变的痕迹。在文章中，向警予开始对广东女界要求参政权和分家权的运动，表示“实在怀疑”。她说，“至于经济独立，为女子解放的惟一条件，在这时候，这层我是极表示同意的。但是经济应该如何样的独立？要研究个适当的方法才是”。向警予认为，财产私有制，是“万恶之源”，这种制度，“在理不应存在，在势不能存在”，因此，只有废除财产私有制这一万恶之渊薮，女子在经济上才能真正独立，才能真正达到妇女解放。
当然，思想的转变不可能瞬间完成。如同李达曾寄期望于教育改革那样，沈玄庐就认为不管提出怎样的妇女“解放的方法”，“无论是改良的或真是改造的，我们只要先认明是依我们共同的进程上的事实，我们都应当十分努力”，并没有完全放弃改良主义的社会改造道路。向警予也在文章中提出，这一时期，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吉尔特社会主义，都“尚在研究实验中”，她所设计的妇女解放道路，对社会主义与其他这些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的本质区别并没有十分清楚的认识。1922年，向警予回国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具体负责领导妇女解放运动，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进一步深入传播，向警予写下大量文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妇女运动的基本纲领、路线和主张。到这时，她才真正转变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成为中国共产党妇女运动的杰出领导人。而其他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也随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认识的进一步深化，逐渐成长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2．妇女解放的重心是劳动妇女的解放
近代以来的中国妇女运动，运动的中心更多的是资产阶级的妇女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虽然还没有明确将妇女运动划分为资产阶级妇女运动和无产阶级妇女运动两部分，但是他们开始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来剖析资产阶级妇女运动，着力强调劳动妇女的解放是妇女解放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呼吁将妇女解放的重点放在广大劳动妇女的解放上来。
李大钊认为资产阶级的妇女运动带有极大的局限性，它所争取的“都是与中产阶级的妇人们最有直接紧要关系的问题，与那些靡有财产、没受教育的劳动阶级的妇人全不相干”。“那中产阶级的妇人们是想在绅士门阀的社会内部有和男子同等的权力，无产阶级的妇人们天高地阔，只有一身，他们除要求改善生活以外，别无希望。一个是想管治他人，一个是想把自己的生活由穷苦中释放出来，两种阶级的利害，根本不同；两种阶级的要求，全然相异”。因此，“女权运动和劳动运动纯是两事”。“中产阶级妇人的利害，不能说是妇人全体的利害；中产阶级妇人的权力伸张，不能说是全体妇人全体的解放”。
此时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还针对当时有人接受国外妇女运动的理论，将妇女运动分作“君主阶级”、“贵族阶级”、“中产阶级”、“劳动阶级”四个等级的力量，提出将妇女运动由第三等级移向第四等级的主张。“十九世纪资本主义勃兴后，各国随之而起的女权运动（运动女子参政及开放大学校、女子同等职业等事），便是第三阶级的妇人运动”。而“真正彻底的改革论者便是第四阶级的妇人运动”。也就是“妇人的劳动运动”。第三、第四阶级的妇女因所处社会政治、经济地位的不同，运动的宗旨也就有明显的区别，“第三阶级女人运动，目标是在恢复’因为伊是女人‘因而失掉的种种自由和特权；第四阶级女人运动，目标是在消除’因为伊是穷人‘因而吃受的种种不公平和不合理。所以第三阶级女人运动，是女人对男人的人权运动；第四阶级女人运动，是劳动者对资本家的经济运动”。第三阶级女人运动即使“完全达到目的，得到的也只是有产阶级里的男女平等，却并不是’人类平等‘......要得到’人类平等‘，还须另外给一点注意在第四阶级女人运动，就是劳动者对资本家的运动上面”。
针对当时一般知识分子轻视劳动妇女的倾向，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做了大量的理论宣传工作，指出“女权运动与劳动妇女的运动，并不含有敌对的意义，而且有相互辅助的必要”。如果“多数劳工妇女在资本阶级压制之下，少数中流阶级断不能圆满达到女权运动的目的”。因此“专致力于第三阶级的女人运动，将第三阶级的女人运动看做是妇女运动的主体，却也不是一桩可以称许的事”。到1921年下半年，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更明确提出了“女权运动的中心应移到第四阶级”，号召有觉悟的女子，“应该组织团体，加入无产阶级革命军的前线，努力反抗一切掠夺和压迫，从根本上去改造社会，建设自由平等的、男女协同的社会”。将妇女运动的重心转向劳动妇女的解放上，成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又一特色。
妇女运动的重心应转移到劳动妇女的解放上来，这一思想体现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妇女运动的方向。这一理论的提出在中国妇女解放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它武装了中国最早的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不仅为中国即将兴起的无产阶级运动准备了理论基础，同时也准备了一批优秀的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人才。
3．“联合妇女”的思想
“联合妇女”的思想，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各个阶层的妇女联合起来，即所谓的“小联合”；二是全社会的民众联合起来，联合妇女参与社会革命，即大联合。借助“大联合”的力量，通过阶级解放以达到妇女解放。妇女解放是无产阶级解放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夺取政权，消灭阶级，妇女问题才能够得到根本解决。
1919年2月，李大钊在《战后之妇人问题》一文中指出：“女权运动和劳动运动纯是两事”，“妇人问题彻底解决的方法，一方面要合妇人全体的力量，去打破那男子专断的社会制度；一方面还要合世界无产阶级妇人的力量，去打破那有产阶级（包括男女）专断的制度”在这里，李大钊已经提出了“合妇人全体力量”的小联合思想。同时，他认为，“男女工人间有了联合”，定可以互相提携，“于阶级战争添一份力量”。这就是所谓的“大联合”。1919年7月，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发表题为《民众的大联合》的文章，在“以小联合为基础”一节中，毛泽东指出，今天的女子沉沦在苦海，不许参政，不许交际，没有恋爱自由，“贞操”只限于女子，“烈女祠”遍天下，女校教女子做“贤妻良母”，......为要寻找精神的自由，要进行“女子的联合”，以“扫荡一般强奸我们破坏我们身体精神自由的恶魔”！即所谓的“小联合”。在文章中，毛泽东进一步提出，在此“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的时刻，虽然教育、兴业、努力等等都不失为社会改造的不错的方法，但“最根本的一个方法”，他认为是“民众的大联合”。希望所有的读书人、工人、农夫、学生、女子、小学教师、警察、车夫等群体都要联合起来，通过“联合同志，不分男女老幼，士农工商”，以改造这个黑沉沉的社会。在这里，毛泽东大联合的思想十分明确，一是包括各个阶层，也包括妇女的“女子的联合”在内各个阶层的“切于他们利害的各种小联合”，并且在此基础上形成包括妇女在内的民众的大联合。“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经济的解放、男女的解放、教育的解放，都要从九重冤狱求见青天”。
这一时期，其他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也基本认同了这一点。李达在《女子解放论》一文中，也认为“全劳动界，有合组团体的必要”，“男男女女互相结合起来”，才能够对抗资本家。陈独秀也认为，妇女问题“不单是女子的事”，希望全社会“男女要全部努力于社会主义，男女实行联合弱者以抗强者”。在陈独秀支持和影响下创办的《劳动与妇女》，也明确提出，“在阶级制度下面受经济的压迫，劳动者和妇女是一样的”。在阶级制度下，不仅妇女是受压迫的对象，其他的所有男性劳动者同样是被剥削被压榨的对象，因此，妇女的解放，就不仅仅要求女子联合起来反对阶级制度，同样还要求所有的包括男性在内的劳动者“打开觉悟之门联结起团体来”，最终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
早期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形成，标志着资产阶级妇女解放思想在中国受到了新的挑战和冲击，它将被无产阶级的妇女解放理论——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所取代。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妇女理论尽管在理论上并不系统，甚至在他们的思想中也有一些混乱矛盾之处，但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对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妇女解放途径的论述，仍然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在它的影响下，相当一部分激进分子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立场上转变过来，确立起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从此开辟了中国妇女解放的历史新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