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是汉元帝皇后王政君之侄，西汉末年外戚，新朝的建立者。幼年时父亲王曼去世，很快其兄也去世。王莽孝母尊嫂，生活俭朴，饱读诗书，结交贤士，声名远播。王莽对其身居大司马之位的伯父王凤极为恭顺。王凤临死嘱咐王政君照顾王莽。公元前22年汉成帝时，王莽初任黄门侍郎，后升为射声校尉。王莽礼贤下士，清廉俭朴，常把自己的俸禄分给门客和穷人，甚至卖掉马车接济穷人，深受众人爱戴。其叔父王商上书愿把其封地的一部分让给王莽。
公元前16年，王莽被封新都侯，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公元前8年，继他的四位伯、叔之后出任大司马，时年三十八岁。翌年，汉成帝崩。汉哀帝继位后其祖母傅太后、母亲丁太后的外戚得势，王莽退位隐居新野。其间他的儿子杀死家奴，王莽逼其儿子自杀，得到世人好评。
汉哀帝死后，王政君掌握传国玉玺，王莽任大司马，兼管军事令及禁军，立汉平帝，得到朝野的拥戴。公元3年王莽的女儿成了皇后。
公元4年加号宰衡，位在诸侯王公之上。大力宣扬礼乐教化，得到儒生的拥戴，被加九锡。此时王莽的野心已经极度膨胀，与汉平帝之间的矛盾也日益激化。
公元5年，汉平帝被王莽毒杀，立年仅两岁的孺子婴为皇太子，太皇太后命莽代天子朝政，称“假皇帝”或“摄皇帝”。公元8年，王莽接受孺子婴禅让后称帝，改国号为“新”，改长安为常安，以次年为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开中国历史上通过符命作皇帝的先河。
王莽的登基也具有一定的社会因素。西汉后期社会危机深重，政治动荡、人心思变，整个社会流行所谓汉室当“更受命”之说。这种思潮为王莽代汉创造了一个舆论上的思想准备。西汉后期由于土地兼并、灾荒，经济凋敝，所以人心浮动，阶级矛盾尖锐，人民起义不断。王莽代汉正是适应了当时整个社会的基本思潮——人心思变、社会思治这一实际情况产生的。
王莽篡位后，仿照周朝的制度推行新政。屡次改变币制，更改官制与官名，削夺刘氏贵族的权利，引发豪强的不满。他的改制不仅没能缓和社会矛盾，反而造成了社会混乱。由于他看不起边疆藩属，削王为侯，不断挑起对匈奴和东北、西南各族的战争。赋役繁重，刑政苛暴。
公元11年，黄河改道，灾民遍野。公元17年，各地农民纷起反抗，形成赤眉、绿林大起义。公元23年，绿林军攻入长安，混乱中王莽为商人杜虞所杀，新朝灭亡。
光武帝：光武中兴
光武帝刘秀是刘邦的九世孙，新莽末年与兄长刘演加入绿林军，以恢复汉室为号召，于昆阳一战立下大功。刘秀在更始政权中，利用在河北作战的机会，经营自己的基地。公元25年，刘秀在高（今河北柏乡北）称帝，是为光武帝，年号建武。9月，更始军洛阳守将投降刘秀。10月，刘秀定都洛阳。刘秀仍称汉朝，史称“东汉”。
公元27年，刘秀灭赤眉军，又经过十多年的战争，消灭了各地的割据势力。刘秀称帝后，采取集中力量，由近及远、各个击破的方略，消灭了关东（函谷关以东）割据势力，继而集中力量对付赤眉起义军，派邓禹在关中与赤眉军周旋，又派冯异到华阴、湖县（今河南灵宝县西）一线阻击。在渑池以东，他派重兵把守新安（今河南渑池东）和宜阳（今河南宜阳西），从南北两面截断赤眉归路。建武二年（公元26年）二月，赤眉军被迫撤出长安东归，落入刘秀预先设置的包围圈中，第二年闰正月，刘秀亲自在宜阳迫降了赤眉军。此后他又挥师西进，消灭了公孙述（参见东汉灭蜀之战）、隗嚣（参见东汉平陇西之战）等割据势力，至公元36年，完成了统一大业。
刘秀建立东汉后，在政治上改革官制，加强对官吏的监察，强化对军队的控制。在经济上，实行度田，把公田借给农民耕种，提倡垦荒，发展屯田，安置流民，赈济贫民。在思想上提倡经学，表彰名节。由于这一切措施，使当时社会安定，生产发展，东汉王朝得以兴盛，史称“光武中兴”。
统一天下，善政立业
刘秀在位期间，加强皇权统治，发展经济文化，和抚边裔部族。
在政治方面，刘秀鉴于西汉王朝权臣当政、外戚篡权的教训，竭力加强皇权。他采取“退功臣而进文吏”的方针，对功臣、宗室和外戚严加防备，不许功臣过问政事，并严禁王子、诸王交通宾客，结党营私。他不设丞相，以削弱三公权力，一切政令通过尚书台发布施行，把权力集中于皇帝一身。对地方政府，他把自汉武帝以来设置的监察郡县的刺史，固定为地方长官，刺史处理地方政务，可直接上奏皇帝，从而加强了皇帝对地方政权的控制。
在经济方面，刘秀着力恢复生产，发展经济，稳定社会秩序。从公元26~38年，前后六次颁布释放奴婢，三次颁布禁止虐待奴婢的诏令，缓和阶级矛盾。在田赋方面，一度实行三十税一，减轻农民赋税负担。他还针对人口减少而县级行政机构繁多的现状，实行精兵简政，合并了四百余县，削减了许多官吏。为增加政府的收入，刘秀还下令“度田”，在全国范围内丈量土地，并严厉处置了一批掠夺农民土地的贪官污吏。
集权于尚书台
光武以优待功臣贵戚为名，赐以爵位田宅，高官厚禄，而摘除其军政大权。所有一切政令都由尚书台直接禀陈皇帝，由皇帝裁决。
简化机构，裁减冗员
令司隶州牧各实所部，省减吏员，县国不足置长吏可合并者，上大司徒、大司空二府。同时，废除西汉时的地方兵制，撤销内地各郡的地方兵，裁撤郡都尉之职，也取消了郡内每年征兵训练时的都试，地方防务改由招募而来的职业军队担任。
提倡儒学，表彰气节
刘秀从小接受儒学教育，在征战时就重视儒学。每到一处就征集古代典籍，并且拜访当地著名的儒学人物，请他们当官或者封赏他们。光武帝以儒学方略治理天下，每天处理完政务后，还和他们彻夜畅谈儒学经典，秉烛诵读，夜深不寐。
光武继承了西汉时期独尊儒术的传统，东汉建立后，即兴建太学，设置博士，各以家法传授诸经。
汉明帝：佛教的兴盛与人丁的兴旺
汉明帝刘庄即位后一切遵奉光武制度，明帝热心提倡儒学，注重刑名文法，为政苛察，总揽权柄，权不借下。他严令后妃之家不得封侯与政，对贵戚功臣也多方防范。同时，基本上消除了因王莽虐政而引起的周边少数族侵扰的威胁，使汉族和少数族的友好关系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刘庄是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以文兴邦的杰出皇帝。遵循光武帝以文治国的基本国策，一面弘扬儒家文化，另一方面引入佛教。他身体力行，推动了儒学的发展和佛教的传播，把秦汉时期的文化事业推上了高峰。
明帝允北匈奴互市之请，但并未消弥北匈奴的寇掠，反而动摇了早已归附的南匈奴。只得改变光武时期息兵养民的策略，重新对匈奴开战。十六年，汉明帝命窦固、耿忠征伐北匈奴。汉军进抵天山，击呼衍王，斩首千余级，追至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湖），取伊吾卢地。
其后，窦固又以班超出使西域，由是西域诸国皆遣子入侍。自王莽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至此，西域与中原断绝关系六十五年后又恢复了正常交往。
次年，又复置西域都护。班超以三十六人征服鄯善、于寘诸国、耿恭守疏勒城力拒匈奴等故事都发生在这一时期。
此外，随着对外交往的正常发展，佛教已在西汉末年开始传入中国，为加强精神统治，汉明帝有意引入佛教文化。明帝听说西域有神，其名曰佛，于是派使者赴西域求法，在天竺遇到了高僧摄摩腾、竺法兰，随即邀请二僧到中国传经。二僧欣然答应，用白马驮载佛经和佛教创始人释加牟尼像，与汉使来到中国。并于洛阳建立中国第一座佛教庙宇白马寺。两位高僧在寺内合译出最早的汉文佛经《四十二章经》。
白马寺作为中国佛教的发源地和传播中心，被誉为中国佛教的“祖庭”。东汉以后，在中国文化三大主流中，佛教仅次于儒学而高于道教。佛教能在中国生根、开花，首先归功于汉明帝这位积极引进外来文化的封建皇帝。
明帝之世，吏治非常清明，境内安定。加以多次下诏招抚流民，以郡国公田赐贫人、贷种食，并兴修水利。因此，史书记载当时民安其业，户口滋殖。光武帝末年，全国载于户籍的人口为二千一百多万，至明帝末年，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激增至三千四百多万。明帝以及随后的章帝在位期间，史称“明章之治”。
汉章帝：班超平定西域
汉章帝即位后，励精图治，注重农桑，兴修水利，减轻徭役，衣食朴素，实行“与民休息”，并且“好儒术”，使得东汉经济、文化在此时得到很大的发展。这时思想也比较活跃，如王充等。此时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章帝还两度派班超出使西域，使得西域地区重新称藩于汉，与汉明帝共称“明章盛世”。
但由于过分抬高儒教，致使一些官员求虚丢实，开始腐败。而且章帝过于放纵外戚，导致汉和帝时期外戚专权，种下了日后外戚专权和宦官专政的远因。
提倡儒学
公元60年，汉章帝被立为皇太子。在位期间，汉章帝行宽厚之政，除去以往一人犯谋逆等大罪则亲属皆受牵连的禁令；命罪人减刑迁到边境地区；禁用酷刑，以尚书陈宠之议，除刑罚残酷的条文五十余条；禁盐、铁私煮、私铸；注重选拔官吏，以得廉能之吏为政治清明的保证；打击豪强地主兼并土地，采取优惠政策募民垦荒，鼓励人口增殖，减轻徭役赋税；提倡儒术。
公元83年，汉章帝选拔高才生受学《左氏春秋》、《谷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因经学家多分歧，集中诸卿、博士等于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并命班固将讨论结果整理成书，名为《白虎通德论》（又称《白虎通议》、《白虎通》），这部书系统地吸收了阴阳五行和谶纬之学，形成今文经学派的主要论点，是董仲舒以来儒家神秘主义哲学的进一步发展。此外，汉章帝还改革历法，始用李梵等所作的《四分历》。
爱好书法
章帝还是一位书法家，他的草书非常有名，被称为“章草”。
班超平定西域
公元75年，汉明帝去世。焉耆国借中国国丧的机会，便攻陷了西域都护陈睦的驻地。出使西域的班超孤立无援，而龟兹、姑墨两国又屡屡发兵攻打疏勒国。班超固守盘橐城，与疏勒王忠互为首尾，但兵少势单，一直坚守了一年多。
汉章帝当时刚刚登基，考虑到陈睦全军覆没，恐怕班超势孤力单，难以立足下去，就下诏召回班超。班超出发回国时，疏勒全国上下都感到担心害怕，一个名叫黎弇的都尉说道：“汉使若离开我们，我们必定会再次被龟兹灭亡。我实在不忍心看到汉使离去。”说罢就拔刀自杀了。
班超回国途中来到于阗国，国王以下的人全都悲号痛哭说：“我们依靠汉使，就好比小孩依靠父母一样，你们千万不能回去。”而且还紧紧抱住班超的脚，使他无法前行。班超看到于阗国民坚决不让他东行归汉，又想实现自己最初的壮志，于是改变主意返回疏勒。疏勒国中有二座城池自从班超离去，又重新投降了龟兹国，而与尉头国联兵叛汉。班超捕杀了叛降者，又击破尉头国，攻杀六百余人，疏勒国重新安定下来。
公元78年，班超率领疏勒、康居、于阗和拘弥等四国军队一万多人，攻占了姑墨的石城，杀敌七百余人。班超想要就此平定西域诸国，于是上奏朝廷，请求派兵。
奏章上达以后，汉章帝觉得这事情可以成功，就商议要派兵支援班超。平陵人徐干一向与班超志同道合，他上书给皇上，自告奋勇前去帮助班超。公元80年，章帝就封徐干为假司马，让他率领减刑的罪犯和自愿出塞的兵士一千人赶赴班超驻地。
起先，莎车国以为汉兵不会到来，便投降了龟兹国，而疏勒国的都尉番辰亦因此反叛，正好这时徐干率军赶到，班超就与他一起先打击番辰，大获全胜，杀敌一千余人，活捉了很多俘虏。班超攻破番辰之后，想乘胜进攻龟兹国，但考虑到乌孙兵力强大，理应借助他的力量，于是又上书朝廷，章帝采纳了这个建议。公元83年，晋升班超为将兵长使，并破格使用鼓吹幢麾，又晋升徐干为军司马，另外派遣卫侯李邑护送乌孙使者回国，携带去赠送给大小乌孙王及其部属的许多礼物。李邑刚行至于阗国，正碰上龟兹在攻打疏勒国，他吓得不敢继续前进，就上书说开通西域的事业难以成功，又竭力诽谤班超，说他拥爱妻、抱爱子，在西域享乐，根本无意为国效忠。
班超知道这事之后，慨叹地说：“我本非德行高尚的曾参，如今又有接二连三的谤言，恐怕难免被朝廷上下怀疑了。”于是，便舍弃了爱妻。章帝知道班超一向忠诚，所以严厉地责备李邑道：“纵然班超拥爱妻、抱爱子是真的，但一千多思乡念土的部下，为什么都能与他同心同德呢？”并命令李邑到班超属下，听从班超的指挥调遣。还另有文书通知班超：若李邑能在西域任职，便留他共事，不行便遣送回国。班超得令就派李邑带领乌孙国的侍子还归京城。徐干见了对班超说：“李邑在于阗时曾亲口说你的坏话，想要败坏沟通西域的大业。如今你何不依照皇上命令把他留在这里，而另外派人护送乌孙国侍子回洛阳去呢？”班超回答说：“你怎么讲这样浅陋的话呢？正因为李邑毁谤过我班超，所以今天才让他回去。只要我问心无愧，为什么害怕人家的坏话呢？如果为了泄愤而留住他，就不是忠臣了。”
第二年，朝廷又派遣假司马和恭等四人率领八百兵士前去协助班超，班超便发动疏勒、于阗兵攻打莎车王。莎车王暗底里派使者串通疏勒王忠，以重利诱惑他，疏勒王忠便决定反叛，勾结莎车王西逃，固守乌即城。班超于是另立疏勒王室的府丞成大为疏勒王，将不愿谋反的人全部调动起来攻打叛王忠，双方相持了半年，因为康居王派精兵援救，班超难以攻取乌即城。这时，月氏王与康居王联姻不久，关系很亲密，班超就派人赠送很多金银锦帛给月氏王，让他劝止康居王。康居王便撤了兵，还生俘了叛王忠，把他押回疏勒国，乌即城便只好向班超投降。又过了三年，王忠去游说康居王，向他借兵回国，占领了损中，并暗中与龟兹勾结，派人向班超假投降，班超心里知道他们的阴谋，但表面上假装答应接受投降。王忠一听大喜，马上带领轻骑来见班超。班超暗中埋伏下军队等候着，设下营帐，奏乐接待，酒过一巡之后，就高声喝令部下将忠捆起来斩首，并就势击溃忠的随从，歼敌七百余人。西域南道就此畅通无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