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东京写鸣放稿，一夜未睡。他毕竟曾是完小五七级乙班的尖子生，虽然两年多没再提笔了，可是现在拿起笔来，还能把话写明白。要社员大鸣大放给干部提意见，好么，东京的意见多着呢！大着呢！从建社到如今三年来，他一家受李见正的欺压，数也数不清，小的不说，大的就有扣工分、分柿树、打人、骂人……这些都要一件一件写出来。东京一时激情满怀，只觉手里的笔不听使唤，不会写的字太多，只好用“××”号和同音字代替着。自己能念出来，能让人听明白就行了。他写呀，写呀，一会儿自己气得两手发颤，一会又难过得泪流满面，到天亮就写了满满五张纸。给李霞写的就简单得多，只按那“社论”精神，说说干部、党员存在右倾思想，埋头苦干，不问政治之类，中间夹些新名词，凑够两张纸，下地时带在身上，准备遇见李霞时顺便交给他。
早晨、晌午，田东京在棉田匀粪土，不远处，二队妇女在锄麦，东京仔细瞅了一会，她们中间不见李霞。午饭时，东京回到家，借妈饭没熟，又在屋里修改他的鸣放稿。这时候，院里忽然有人叫“田婶”，东京到屋门口一看，见是李霞姑娘，就笑咧了嘴。吕玉英闻声也从灶房出来了，说：“呀！这不是南巷他李叔家的霞霞吗？几天没见都长成大姑娘啦，快，快屋里坐坐。”李霞来到灶房门口，站住了，拿眼望着东京说：“你快忙吧，婶婶，我找东京问个话。”吕玉英仔细打量着李霞姑娘，见她脸白的像个发面馍，眼眉弯弯的，鼻梁高高的，十分秀气，心里喜欢，就想她和东京是一个年前一个年后生的，东京小她一个属相，却故意问：“霞霞今年多大了？”李霞说：“婶婶，我跟东京同岁的呀。”吕玉英说：“哦，那你比东京书念的好，都完小毕业啦。”李霞脸一红说：“我上学比东京早呗。”就向东京说：“东京，我让你写的那个写好了么？”东京说：“你来看看行不行。”李霞向吕玉英说：“婶婶，我念书‘语文’不行，作文总是不及格，写发言稿才没门。今晚上叫社员大鸣大放，每个人要放三四条意见，我不知该放个啥，叫东京给我写个发言稿。”说着就和东京一块进了北屋。吕玉英望着她的背影笑了笑，也回灶房去了。
吕玉英擀好了面，烧开了锅，李霞和东京还在北屋没出来。吕玉英觉得两个孩子都慢慢长大了，有点儿不放心，轻轻走到北屋窗户跟前，往里一瞄，就见李霞和东京肩靠着肩，脸挨着脸，爬在脚地桌边，咕咕哝哝翻看着几张纸儿。不知东京说了句什么，霞霞就咯咯笑着掐他的鼻子。吕玉英赶紧捂住嘴走开了。心里说：“啊呀！如今的娃们真大方，想自己像他们那么大，见了同年当岁的小子，羞的连头都不敢抬。就是嫁过来成年工夫，跟自家男人都没像那样啊！”这么想着就寻思：“真是女大十八变，霞霞出落成个小美人儿了，只要他景超叔不嫌咱家穷，试着让人给东东介绍介绍……”锅里的水咕嘟咕嘟响着，吕玉英便朝北屋叫：“东东，你俩还没说完吗？我要下饭了，快叫你大回来吃饭。”东京和李霞都脸红红的从北屋走过来。李霞手里拿着两张写满字的纸儿，向吕玉英说声：“婶婶，我走了。”就轻盈地跑出去了。
吃午饭时，田志忠回来了，吕玉英瞅东京不在跟前，悄悄给他说了东京和李霞姑娘的情况，建议他打发人试探试探李景超的口气。田志忠说：“这事先不慌，我当下顾不上。队上要出一辆大车去渭南送棉花，还派我和四锁去。明天打早就去县城棉花站装车。装好，从县城就走了，来回得个十来八天。”吕玉英就不高兴，说：“吆车是个苦差事，出门在外，吃不好，睡不好，回回都派你，也没见比别人多挣工，牲口有了闪失还跟着带灾！”田志忠说；“不说这些了，倒霉事总不会回回找咱吧。吃了饭你就给我收拾收拾，在家里天天要看李见正的脸色，每晚还要开会，出门在外，反而自由自在。”吕玉英说：“晚上喂牲口要睡露天，夜静了还冷，我想给你把皮大衣拿上，就怕你不小心，又丢了！”田志忠说：“没事，上回那火车头帽子是过河时掉水里了。”吕玉英说：“快别解释了，这回你若把大衣扔了，你也再置不起了，出门就冻着！”当天晚上，队上也没叫出车的人开会，田志忠随黑就睡了。鸡开口起来吃了饭，就套车上了路。这天是农历二月中旬，他们一路早行夜宿，十分小心。到渭南交了货，往回走时，却下了场雪搅雨，路上难行。过渭河因渡口拥挤又耽误了三天，回来时已到了三月初四五。
这天田志忠和田四锁擦黑进村，他们在田亮饲养室卸了牲口，又把车上的马灯、轭具、行槽、草包、饲料布袋，交给保管员田四成清点完毕，才各自回家。田志忠进门就嚷着“哎呀！这回把人整扎咧！”迎迎娃先从屋门口跑出来，尖声喊着：“大--大--要糖！要糖！”抱住了他的腿。吕玉英走前来拉开迎迎说：“别缠你大，快叫你大洗洗，歇歇，咱给你大做饭去。”就抱起迎迎娃进了灶房。
田志忠洗毕了，便坐桌边靠背椅上抽水烟。一会儿，吕玉英把煮好的一老碗面条给他端过来，抱着迎迎娃坐在一旁，抿着嘴看他吃饭，不说话。田志忠就觉着有点儿不对。以往他出远门回来，老婆见了他总要说呀笑呀，告诉他一大堆村上的新闻，还要问他一路上咋吃的，咋睡的，不把他烦得大声打断嘴不肯停。这回她怎么脸上冷冷的不见开口，家里出了什么事不成？便停下筷子，望着她的脸问：“咋啦？你好像不高兴？怎么不见东东，又开会去了？”吕玉英生气地说：“再别问他！”田志忠一怔说：“咋哩？他得是又做下什么害了？”迎迎娃见爸妈说东东，也夹着哭声说：“大--大--东东打我来，东东打我来！”田志忠给迎迎娃喂了一筷子面条，又问吕玉英：“东东是开会去了？”吕玉英说：“今晚社员没开会，人家干部开会哩，工作组老樊把东东叫去了！”田志忠说：“老樊叫他干啥？”吕玉英就掉下了眼泪说：“指教他娃哩么。见说大鸣大放，给干部提意见，他就真的给人家李见正提了十条，人家说他对社会不满……”田志忠“氨”了一声，登时觉得胃满，不想吃了，把碗往边一推说：“端走端走！不吃了！”就上炕睡了觉。
田志忠躺炕上怎么也睡不着。他想东京能给李见正提个啥意见？左不过是他这两年当组长做的那些亏心事吧。他做这些事是净给农业社抹黑呢，他当组长是净脏农业社干部的行当哩，给这号人提意见，为什么就是“对社会不满”啊？不是你樊向新到村上，开大会大喊着叫社员向干部提意见吗？真给干部提了，他本人不高兴也还罢了，你老樊为什么也不高兴呢？难道真是社员们议论的，你和“李师”有交情吗？可是私人的交情就能代替党的政策吗？吕玉英见他反来倒去不睡觉，说：“你大，你不睡咋？”田志忠叹气说：“唉！睡不着。”吕玉英说：“你性子不好，可不要为这事打东东。东东自己闯下了乱子，这两天也一顿一顿不吃饭哩。”田志忠说：“我为啥要打东东？是他老樊号召群众大鸣大放给干部提意见的呀，怪东东提吗？我明个找他老樊说理去！”吕玉英一听，就放宽了心，想着这家里还真离不了男人呀！男人家经常跑外边，经多见广，遇事就是有主意啊！过了一会，田志忠又问吕玉英说：“我走时，你说的南巷景超家女子那事，现在能说不能？”吕玉英说：“快别提了，为那女子叫我还白生了一回气！”田志忠说：“这又为啥？”吕玉英说：“我不是给你说过，霞霞叫东东给她写了个发言稿吗？霞霞照那稿子也在会上‘鸣放’了一回。本来没有个啥事儿，可到东东发言发出乱子了，不知谁就揭露说，霞霞的稿子也是东东给写的，老樊就盘问了霞霞半晚上。叫李景超晓得了，那天早晨气呼呼过来，骂东东勾引坏了他女子，手之舞之要打东东。我气的说，人倒霉了喝凉水都塞牙缝哩，是你家霞霞找到我家让东京写的，是我东东找你霞霞的吗？跟他嚷了一仗……”田志忠听了，不住的叹气。
第二天，田志忠睡到吃饭时才起来。他把东京叫到跟前细细问了一番，果然是给李见正提了那些意见，并没有一句不实之词，田志忠说儿子：“这有啥嘛，没屈说他一点点呀，我看他们是欺你人校往后开会，你再不要发言，大人的事，娃娃少管！”吕玉英把饭端来，田志忠端了个老碗走出门来，见田亮饲养室门口蹴着许多端碗吃饭的人，四成、四锁、田亮、金牛、天命、田秉义都在那儿，正高喉咙大嗓子争论什么，也走了过去。见他来了，人家又都不说话了。田志忠觉着有点奇怪，朝众人脸上看了看，独自说：“这多日不在家，不知咱队大鸣大放弄得咋样啦？”人们只顾吐噜吐噜喝稀饭，没人接腔。田志忠又自言自语说：“嗨……我说真出奇事了，开会叫人提意见哩，提了意见又把法犯了，这不知是经不对了，还是和尚念歪了。”仍没人搭话，只有田四锁站起来，从身上掏出一张字条递给他，说：“志忠哥，这是你的领条，头儿叫你自己来。”田志忠接住字条，冷笑两声就转身往回走。他刚走离，就听田亮在身后对众人说：“唉唉！说不成！这回又把辕骡前腿膝盖弄烂了，不说使不得，说他，好像咱是掀下坡碌碡哩……”那辕骡正是田志忠这回车上的，几天前在渭河以南的泥泞路上，车轱辘陷进了路边的小水渠，拽不出来，他一急抽了几鞭，骡子打了几次前抢。车拽到路上时，就看见骡子前腿上有血，这也是车行长路难免会遇到的事，不是谁故意造成的。田亮你要奚落就奚落吧，便装作没听见。
晌午，田志忠跟着大伙去锄麦。在田里，人们仍是避着他，不和他多说话。田志忠越发气闷。回来走在路上，就拉住田天合说：“天合，今晚上把田秉文叫上，咱们到我那儿热闹热闹。”田天合却淡淡地说：“今晚有点事，顾不得。”田志忠骂他：“你狗日有啥事？来吧，今晚上过一回戏瘾！”田天合就说：“志忠，你这一向没在不晓得，咱几个都叫人家老樊点了名了，说咱‘自乐班’里人员有问题哩。气得田秉文都把他的板胡摔了！李安国把鼓子、手锣都叫娃拿上当了耍胡子！发誓再不唱了！从今往后再别提唱戏的事了！”田志忠登时脸色变得惨白，深深耷拉下了脑瓜。到家吃饭时，吕玉英见他神色不好，吃饭不香，暗暗担忧，就没话找话说：“你大，你这回来回跑了半个月，按一天四毛钱补贴算，也要领六块钱哩，咋没见你领回来？”田志忠说：“我叫四锁捎带领一下，社民说要李见正在条子上签个字，李见正只签了四锁的，没签我的，等我去找他。他妈我宁可不要那几块钱，也不愿意见他去！”吕玉英说：“你这人呀，站在矮檐下，怎能不低头！再说咱是领咱下苦挣下的，又不是要他李见正的，不敢见他怕啥？你不去我去。”就叮咛迎迎好好在家玩，从田志忠手里接过领条，朝李见正家走去。进门在院子里叫：“穗儿，穗儿在家吗？”原来田拴牢在世时，吕玉英按长幼把柳穗儿叫“大嫂”，已叫了二十来年了。如今田拴牢死了，柳穗儿嫁了李见正，李见正一来姓李，又年纪小点，过去一直把田志忠以“哥”相称，她柳穗儿又成了弟媳了，吕玉英因此就直呼其名。可是叫了几声，却没人应，走到屋门口往里一看，见柳穗儿脊背朝外躺在炕上。吕玉英暗暗一笑，走进去掀了她一把，大声说：“穗儿，大白天的，还睡觉呀！”柳穗儿这才打着呵欠坐起来，眼睛却瞅着旁处，半天不吭声。吕玉英站在她面前说：“把咱李队长哩？”柳穗儿慢声说：“不知道。”吕玉英便往脚底板凳上一坐，说：“那我等等他。”这时候，李见正趿着鞋噗踏噗踏走进门来，吕玉英忙站起身说：“哦，队长回来了，把我这张条子批一批。”李见正却当没听见，撩起袄前襟，对着柳穗儿，用一条长长的红裤带紧着裤子，笑嘻嘻说：“天天喝那牛油茶，喝的我后焦，蹲厕所半天起不来……”吕玉英就别过脸去，朝门外瞅。
过了会子，才又转回身，把领条递到李见正面前说：“队长，你快看看，给我把条子批了，叫我回去。”李见正把她手一拨说：“你回去，叫他田志忠自己来！”吕玉英说：“那为啥？他来我来还不是一样的？”李见正说：“一样的？好！那你给我讲讲，辕骡好端端前腿上咋落下一个疤？饲养员田亮找我不依，你说咋办？”吕玉英没料到有这个事儿，惊讶地“氨”了一声。柳穗儿插言说：“这有啥瓜多籽儿少，就按制度罚么！该二十就二十，该三十就三十！”吕玉英脸色气得蜡黄，朝柳穗儿说：“穗儿，你长舌簸箕！罚谁三十，罚谁二十？男人当队长，你也是队长吗？”柳穗儿往炕下一跳说：“吕玉英！我男人当队长你眼红啦是不是？眼红就再叫你儿子大会上提意见往下拉么，拉下来叫你男人当么！哼哼，才提了十条，提上一百条，一千条！樊同志等着审案哩！”吕玉英气得浑身乱颤，边往外走边说：“柳穗儿，提就提啦，咋的？工作组叫提的！县政府叫提的，北京叫提的！”李见正瞪着吕玉英大声吼道：“别张狂！党的政策只准好人大鸣大放，不准坏人乱说乱动！马上有你好看哩！他田志忠别怪，他这个怪在柳树街怪不出去！”柳穗儿两手拍着胯跟着嚷嚷：“他田志忠别把梦错做了！打发儿子大会上糟蹋人不够，还想打发婆娘来臊搅人呀！”
吕玉英跌跌撞撞回到家，扑到炕沿上就放声大哭起来。田志忠知道她又碰了钉子，咳了一声说：“咳……咳……叫你别去别去，你不听嘛。我就说，算了，咱不要那几块钱了！”天黑以后，田秉文走进门来。田志忠见了田秉文，心里一酸，差点淌下泪来，说：“秉文，李见正现在成了香悖悖啦，我得罪了李见正，像把队上人满得罪下啦，没一个敢跟我说话，没一个人敢踏进我门来，你咋有胆来呀？”便把水烟袋递给他，指着脚地的靠背说：“坐下，坐下。”田秉文接住水烟袋，坐下说：“毯毛也吹不散！我不敢来怕他谁？他李见正再歪，管了你一队管不了我二队。”田志忠说：“我是蛤蟆拴到鳖腿上了--跳不起也走不脱！”田秉文说：“不怕！这队长是轮门差事，又不是他先人给他留下的铁纱帽！他只说干的好着，干不好了，被掀下台，可是凤凰落架不如鸡，还不如你现在虎走平原被犬欺！”吕玉英说：“人家县政府里有人哩，我看就是铜帮铁底。”田秉文说：“我就不信县上的大干部没这点眼光，会认不清他是个啥货色！不说啦，不说啦。”吸了一锅水烟，又压低声音说：“听说运动到了整改阶段啦，今晚又要在学校里开全体社员大会哩。你这一向没在家，不了解情况，我给你透个风。要是老樊今晚要问你个啥，到时候不要胆怯。咱只记住一条：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田志忠说：“我就是这样想哩。”
送走了田秉文，田志忠回想着田秉文刚才说的话，总觉得那话里有话，预感到今晚怕有什么事情要发生，心里就惴惴不安，听到打铃以后，就叫吕玉英哄迎迎睡了，一家三口早早来到了会常八点左右，全社四个生产队近二百名男女社员就挤满了学校的大教室，连教室外面的房台阶上也坐满了人。田志忠一家就拣人背后的黑旮旯里坐着。一会儿，田光明、马多雨、田万胜、樊向新、田玉民、田社民、杨玉簪都坐到了会议桌前。马多雨主持会议，先宣布了“会议纪律”不准走动，不准喧哗，不准扰乱会常说完这些，马多雨忽然铁青了脸，威严地大声叫道：“田八女、马荣德、田志忠三人站前来！”田志忠一听就懵了。早觉得要发生什么事，却没想会把自己和地主分子、敌伪团长排到了一起。一种委屈、耻辱、悲伤的心绪淹没了他，使他浑身发冷，胳膊、腿不住地颤抖。看着田八女、马荣德已经自动走出了人群，有两个年轻民兵跟在他俩后面，他坐在原地没动，一位东堡村的年轻民兵不耐烦了，来到跟前，大声说：“田志忠，磨蹭什么？快走快走！”田志忠只得慢慢站起来，那民兵在他身后狠狠一推，他打了个趔趄，就到了人行道上。
听马多雨一叫出田志忠三字，田东京和吕玉英更像头顶响了个炸雷，惊得目瞪口呆。看到亲人被民兵带到会议桌前和田八女、马荣德站在一起，又被大声呵斥：“头低下！头低下！”母子俩深深地埋下了头，无声地哭泣起来。这一晚，站在会议桌前的田志忠和在人群中低头哭泣的田东京母子，都不知道会议是怎样开的，怎样散的，他们仨是怎样回到家的。在这难忘的决定他们命运的苦难的一夜，他们仨人的意识一片空白。只有樊向新说的“台属、三青团骨干、历史反革命田志忠”这句话，像一把利剑，深深刺进了他们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