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小说柳树街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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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田东京写鸣放稿,一夜未睡。他毕竟曾是完小五七级乙班的尖子生,虽然两年多没再提笔了,可是现在拿起笔来,还能把话写明白。要社员大鸣大放给干部提意见,好么,东京的意见多着呢!大着呢!从建社到如今三年来,他一家受李见正的欺压,数也数不清,小的不说,大的就有扣工分、分柿树、打人、骂人……这些都要一件一件写出来。东京一时激情满怀,只觉手里的笔不听使唤,不会写的字太多,只好用“××”号和同音字代替着。自己能念出来,能让人听明白就行了。他写呀,写呀,一会儿自己气得两手发颤,一会又难过得泪流满面,到天亮就写了满满五张纸。给李霞写的就简单得多,只按那“社论”精神,说说干部、党员存在右倾思想,埋头苦干,不问政治之类,中间夹些新名词,凑够两张纸,下地时带在身上,准备遇见李霞时顺便交给他。

早晨、晌午,田东京在棉田匀粪土,不远处,二队妇女在锄麦,东京仔细瞅了一会,她们中间不见李霞。午饭时,东京回到家,借妈饭没熟,又在屋里修改他的鸣放稿。这时候,院里忽然有人叫“田婶”,东京到屋门口一看,见是李霞姑娘,就笑咧了嘴。吕玉英闻声也从灶房出来了,说:“呀!这不是南巷他李叔家的霞霞吗?几天没见都长成大姑娘啦,快,快屋里坐坐。”李霞来到灶房门口,站住了,拿眼望着东京说:“你快忙吧,婶婶,我找东京问个话。”吕玉英仔细打量着李霞姑娘,见她脸白的像个发面馍,眼眉弯弯的,鼻梁高高的,十分秀气,心里喜欢,就想她和东京是一个年前一个年后生的,东京小她一个属相,却故意问:“霞霞今年多大了?”李霞说:“婶婶,我跟东京同岁的呀。”吕玉英说:“哦,那你比东京书念的好,都完小毕业啦。”李霞脸一红说:“我上学比东京早呗。”就向东京说:“东京,我让你写的那个写好了么?”东京说:“你来看看行不行。”李霞向吕玉英说:“婶婶,我念书‘语文’不行,作文总是不及格,写发言稿才没门。今晚上叫社员大鸣大放,每个人要放三四条意见,我不知该放个啥,叫东京给我写个发言稿。”说着就和东京一块进了北屋。吕玉英望着她的背影笑了笑,也回灶房去了。

吕玉英擀好了面,烧开了锅,李霞和东京还在北屋没出来。吕玉英觉得两个孩子都慢慢长大了,有点儿不放心,轻轻走到北屋窗户跟前,往里一瞄,就见李霞和东京肩靠着肩,脸挨着脸,爬在脚地桌边,咕咕哝哝翻看着几张纸儿。不知东京说了句什么,霞霞就咯咯笑着掐他的鼻子。吕玉英赶紧捂住嘴走开了。心里说:“啊呀!如今的娃们真大方,想自己像他们那么大,见了同年当岁的小子,羞的连头都不敢抬。就是嫁过来成年工夫,跟自家男人都没像那样啊!”这么想着就寻思:“真是女大十八变,霞霞出落成个小美人儿了,只要他景超叔不嫌咱家穷,试着让人给东东介绍介绍……”锅里的水咕嘟咕嘟响着,吕玉英便朝北屋叫:“东东,你俩还没说完吗?我要下饭了,快叫你大回来吃饭。”东京和李霞都脸红红的从北屋走过来。李霞手里拿着两张写满字的纸儿,向吕玉英说声:“婶婶,我走了。”就轻盈地跑出去了。

吃午饭时,田志忠回来了,吕玉英瞅东京不在跟前,悄悄给他说了东京和李霞姑娘的情况,建议他打发人试探试探李景超的口气。田志忠说:“这事先不慌,我当下顾不上。队上要出一辆大车去渭南送棉花,还派我和四锁去。明天打早就去县城棉花站装车。装好,从县城就走了,来回得个十来八天。”吕玉英就不高兴,说:“吆车是个苦差事,出门在外,吃不好,睡不好,回回都派你,也没见比别人多挣工,牲口有了闪失还跟着带灾!”田志忠说;“不说这些了,倒霉事总不会回回找咱吧。吃了饭你就给我收拾收拾,在家里天天要看李见正的脸色,每晚还要开会,出门在外,反而自由自在。”吕玉英说:“晚上喂牲口要睡露天,夜静了还冷,我想给你把皮大衣拿上,就怕你不小心,又丢了!”田志忠说:“没事,上回那火车头帽子是过河时掉水里了。”吕玉英说:“快别解释了,这回你若把大衣扔了,你也再置不起了,出门就冻着!”当天晚上,队上也没叫出车的人开会,田志忠随黑就睡了。鸡开口起来吃了饭,就套车上了路。这天是农历二月中旬,他们一路早行夜宿,十分小心。到渭南交了货,往回走时,却下了场雪搅雨,路上难行。过渭河因渡口拥挤又耽误了三天,回来时已到了三月初四五。

这天田志忠和田四锁擦黑进村,他们在田亮饲养室卸了牲口,又把车上的马灯、轭具、行槽、草包、饲料布袋,交给保管员田四成清点完毕,才各自回家。田志忠进门就嚷着“哎呀!这回把人整扎咧!”迎迎娃先从屋门口跑出来,尖声喊着:“大--大--要糖!要糖!”抱住了他的腿。吕玉英走前来拉开迎迎说:“别缠你大,快叫你大洗洗,歇歇,咱给你大做饭去。”就抱起迎迎娃进了灶房。

田志忠洗毕了,便坐桌边靠背椅上抽水烟。一会儿,吕玉英把煮好的一老碗面条给他端过来,抱着迎迎娃坐在一旁,抿着嘴看他吃饭,不说话。田志忠就觉着有点儿不对。以往他出远门回来,老婆见了他总要说呀笑呀,告诉他一大堆村上的新闻,还要问他一路上咋吃的,咋睡的,不把他烦得大声打断嘴不肯停。这回她怎么脸上冷冷的不见开口,家里出了什么事不成?便停下筷子,望着她的脸问:“咋啦?你好像不高兴?怎么不见东东,又开会去了?”吕玉英生气地说:“再别问他!”田志忠一怔说:“咋哩?他得是又做下什么害了?”迎迎娃见爸妈说东东,也夹着哭声说:“大--大--东东打我来,东东打我来!”田志忠给迎迎娃喂了一筷子面条,又问吕玉英:“东东是开会去了?”吕玉英说:“今晚社员没开会,人家干部开会哩,工作组老樊把东东叫去了!”田志忠说:“老樊叫他干啥?”吕玉英就掉下了眼泪说:“指教他娃哩么。见说大鸣大放,给干部提意见,他就真的给人家李见正提了十条,人家说他对社会不满……”田志忠“氨”了一声,登时觉得胃满,不想吃了,把碗往边一推说:“端走端走!不吃了!”就上炕睡了觉。

田志忠躺炕上怎么也睡不着。他想东京能给李见正提个啥意见?左不过是他这两年当组长做的那些亏心事吧。他做这些事是净给农业社抹黑呢,他当组长是净脏农业社干部的行当哩,给这号人提意见,为什么就是“对社会不满”啊?不是你樊向新到村上,开大会大喊着叫社员向干部提意见吗?真给干部提了,他本人不高兴也还罢了,你老樊为什么也不高兴呢?难道真是社员们议论的,你和“李师”有交情吗?可是私人的交情就能代替党的政策吗?吕玉英见他反来倒去不睡觉,说:“你大,你不睡咋?”田志忠叹气说:“唉!睡不着。”吕玉英说:“你性子不好,可不要为这事打东东。东东自己闯下了乱子,这两天也一顿一顿不吃饭哩。”田志忠说:“我为啥要打东东?是他老樊号召群众大鸣大放给干部提意见的呀,怪东东提吗?我明个找他老樊说理去!”吕玉英一听,就放宽了心,想着这家里还真离不了男人呀!男人家经常跑外边,经多见广,遇事就是有主意啊!过了一会,田志忠又问吕玉英说:“我走时,你说的南巷景超家女子那事,现在能说不能?”吕玉英说:“快别提了,为那女子叫我还白生了一回气!”田志忠说:“这又为啥?”吕玉英说:“我不是给你说过,霞霞叫东东给她写了个发言稿吗?霞霞照那稿子也在会上‘鸣放’了一回。本来没有个啥事儿,可到东东发言发出乱子了,不知谁就揭露说,霞霞的稿子也是东东给写的,老樊就盘问了霞霞半晚上。叫李景超晓得了,那天早晨气呼呼过来,骂东东勾引坏了他女子,手之舞之要打东东。我气的说,人倒霉了喝凉水都塞牙缝哩,是你家霞霞找到我家让东京写的,是我东东找你霞霞的吗?跟他嚷了一仗……”田志忠听了,不住的叹气。

第二天,田志忠睡到吃饭时才起来。他把东京叫到跟前细细问了一番,果然是给李见正提了那些意见,并没有一句不实之词,田志忠说儿子:“这有啥嘛,没屈说他一点点呀,我看他们是欺你人校往后开会,你再不要发言,大人的事,娃娃少管!”吕玉英把饭端来,田志忠端了个老碗走出门来,见田亮饲养室门口蹴着许多端碗吃饭的人,四成、四锁、田亮、金牛、天命、田秉义都在那儿,正高喉咙大嗓子争论什么,也走了过去。见他来了,人家又都不说话了。田志忠觉着有点奇怪,朝众人脸上看了看,独自说:“这多日不在家,不知咱队大鸣大放弄得咋样啦?”人们只顾吐噜吐噜喝稀饭,没人接腔。田志忠又自言自语说:“嗨……我说真出奇事了,开会叫人提意见哩,提了意见又把法犯了,这不知是经不对了,还是和尚念歪了。”仍没人搭话,只有田四锁站起来,从身上掏出一张字条递给他,说:“志忠哥,这是你的领条,头儿叫你自己来。”田志忠接住字条,冷笑两声就转身往回走。他刚走离,就听田亮在身后对众人说:“唉唉!说不成!这回又把辕骡前腿膝盖弄烂了,不说使不得,说他,好像咱是掀下坡碌碡哩……”那辕骡正是田志忠这回车上的,几天前在渭河以南的泥泞路上,车轱辘陷进了路边的小水渠,拽不出来,他一急抽了几鞭,骡子打了几次前抢。车拽到路上时,就看见骡子前腿上有血,这也是车行长路难免会遇到的事,不是谁故意造成的。田亮你要奚落就奚落吧,便装作没听见。

晌午,田志忠跟着大伙去锄麦。在田里,人们仍是避着他,不和他多说话。田志忠越发气闷。回来走在路上,就拉住田天合说:“天合,今晚上把田秉文叫上,咱们到我那儿热闹热闹。”田天合却淡淡地说:“今晚有点事,顾不得。”田志忠骂他:“你狗日有啥事?来吧,今晚上过一回戏瘾!”田天合就说:“志忠,你这一向没在不晓得,咱几个都叫人家老樊点了名了,说咱‘自乐班’里人员有问题哩。气得田秉文都把他的板胡摔了!李安国把鼓子、手锣都叫娃拿上当了耍胡子!发誓再不唱了!从今往后再别提唱戏的事了!”田志忠登时脸色变得惨白,深深耷拉下了脑瓜。到家吃饭时,吕玉英见他神色不好,吃饭不香,暗暗担忧,就没话找话说:“你大,你这回来回跑了半个月,按一天四毛钱补贴算,也要领六块钱哩,咋没见你领回来?”田志忠说:“我叫四锁捎带领一下,社民说要李见正在条子上签个字,李见正只签了四锁的,没签我的,等我去找他。他妈我宁可不要那几块钱,也不愿意见他去!”吕玉英说:“你这人呀,站在矮檐下,怎能不低头!再说咱是领咱下苦挣下的,又不是要他李见正的,不敢见他怕啥?你不去我去。”就叮咛迎迎好好在家玩,从田志忠手里接过领条,朝李见正家走去。进门在院子里叫:“穗儿,穗儿在家吗?”原来田拴牢在世时,吕玉英按长幼把柳穗儿叫“大嫂”,已叫了二十来年了。如今田拴牢死了,柳穗儿嫁了李见正,李见正一来姓李,又年纪小点,过去一直把田志忠以“哥”相称,她柳穗儿又成了弟媳了,吕玉英因此就直呼其名。可是叫了几声,却没人应,走到屋门口往里一看,见柳穗儿脊背朝外躺在炕上。吕玉英暗暗一笑,走进去掀了她一把,大声说:“穗儿,大白天的,还睡觉呀!”柳穗儿这才打着呵欠坐起来,眼睛却瞅着旁处,半天不吭声。吕玉英站在她面前说:“把咱李队长哩?”柳穗儿慢声说:“不知道。”吕玉英便往脚底板凳上一坐,说:“那我等等他。”这时候,李见正趿着鞋噗踏噗踏走进门来,吕玉英忙站起身说:“哦,队长回来了,把我这张条子批一批。”李见正却当没听见,撩起袄前襟,对着柳穗儿,用一条长长的红裤带紧着裤子,笑嘻嘻说:“天天喝那牛油茶,喝的我后焦,蹲厕所半天起不来……”吕玉英就别过脸去,朝门外瞅。

过了会子,才又转回身,把领条递到李见正面前说:“队长,你快看看,给我把条子批了,叫我回去。”李见正把她手一拨说:“你回去,叫他田志忠自己来!”吕玉英说:“那为啥?他来我来还不是一样的?”李见正说:“一样的?好!那你给我讲讲,辕骡好端端前腿上咋落下一个疤?饲养员田亮找我不依,你说咋办?”吕玉英没料到有这个事儿,惊讶地“氨”了一声。柳穗儿插言说:“这有啥瓜多籽儿少,就按制度罚么!该二十就二十,该三十就三十!”吕玉英脸色气得蜡黄,朝柳穗儿说:“穗儿,你长舌簸箕!罚谁三十,罚谁二十?男人当队长,你也是队长吗?”柳穗儿往炕下一跳说:“吕玉英!我男人当队长你眼红啦是不是?眼红就再叫你儿子大会上提意见往下拉么,拉下来叫你男人当么!哼哼,才提了十条,提上一百条,一千条!樊同志等着审案哩!”吕玉英气得浑身乱颤,边往外走边说:“柳穗儿,提就提啦,咋的?工作组叫提的!县政府叫提的,北京叫提的!”李见正瞪着吕玉英大声吼道:“别张狂!党的政策只准好人大鸣大放,不准坏人乱说乱动!马上有你好看哩!他田志忠别怪,他这个怪在柳树街怪不出去!”柳穗儿两手拍着胯跟着嚷嚷:“他田志忠别把梦错做了!打发儿子大会上糟蹋人不够,还想打发婆娘来臊搅人呀!”

吕玉英跌跌撞撞回到家,扑到炕沿上就放声大哭起来。田志忠知道她又碰了钉子,咳了一声说:“咳……咳……叫你别去别去,你不听嘛。我就说,算了,咱不要那几块钱了!”天黑以后,田秉文走进门来。田志忠见了田秉文,心里一酸,差点淌下泪来,说:“秉文,李见正现在成了香悖悖啦,我得罪了李见正,像把队上人满得罪下啦,没一个敢跟我说话,没一个人敢踏进我门来,你咋有胆来呀?”便把水烟袋递给他,指着脚地的靠背说:“坐下,坐下。”田秉文接住水烟袋,坐下说:“毯毛也吹不散!我不敢来怕他谁?他李见正再歪,管了你一队管不了我二队。”田志忠说:“我是蛤蟆拴到鳖腿上了--跳不起也走不脱!”田秉文说:“不怕!这队长是轮门差事,又不是他先人给他留下的铁纱帽!他只说干的好着,干不好了,被掀下台,可是凤凰落架不如鸡,还不如你现在虎走平原被犬欺!”吕玉英说:“人家县政府里有人哩,我看就是铜帮铁底。”田秉文说:“我就不信县上的大干部没这点眼光,会认不清他是个啥货色!不说啦,不说啦。”吸了一锅水烟,又压低声音说:“听说运动到了整改阶段啦,今晚又要在学校里开全体社员大会哩。你这一向没在家,不了解情况,我给你透个风。要是老樊今晚要问你个啥,到时候不要胆怯。咱只记住一条: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田志忠说:“我就是这样想哩。”

送走了田秉文,田志忠回想着田秉文刚才说的话,总觉得那话里有话,预感到今晚怕有什么事情要发生,心里就惴惴不安,听到打铃以后,就叫吕玉英哄迎迎睡了,一家三口早早来到了会常八点左右,全社四个生产队近二百名男女社员就挤满了学校的大教室,连教室外面的房台阶上也坐满了人。田志忠一家就拣人背后的黑旮旯里坐着。一会儿,田光明、马多雨、田万胜、樊向新、田玉民、田社民、杨玉簪都坐到了会议桌前。马多雨主持会议,先宣布了“会议纪律”不准走动,不准喧哗,不准扰乱会常说完这些,马多雨忽然铁青了脸,威严地大声叫道:“田八女、马荣德、田志忠三人站前来!”田志忠一听就懵了。早觉得要发生什么事,却没想会把自己和地主分子、敌伪团长排到了一起。一种委屈、耻辱、悲伤的心绪淹没了他,使他浑身发冷,胳膊、腿不住地颤抖。看着田八女、马荣德已经自动走出了人群,有两个年轻民兵跟在他俩后面,他坐在原地没动,一位东堡村的年轻民兵不耐烦了,来到跟前,大声说:“田志忠,磨蹭什么?快走快走!”田志忠只得慢慢站起来,那民兵在他身后狠狠一推,他打了个趔趄,就到了人行道上。

听马多雨一叫出田志忠三字,田东京和吕玉英更像头顶响了个炸雷,惊得目瞪口呆。看到亲人被民兵带到会议桌前和田八女、马荣德站在一起,又被大声呵斥:“头低下!头低下!”母子俩深深地埋下了头,无声地哭泣起来。这一晚,站在会议桌前的田志忠和在人群中低头哭泣的田东京母子,都不知道会议是怎样开的,怎样散的,他们仨是怎样回到家的。在这难忘的决定他们命运的苦难的一夜,他们仨人的意识一片空白。只有樊向新说的“台属、三青团骨干、历史反革命田志忠”这句话,像一把利剑,深深刺进了他们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