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富贵不自显，位高常自省 (3)
祢衡精于音乐，打了一通“渔阳三挝”，音节响亮，格调深沉，发出金石般的声音，座上的客人都被激动得情绪热烈，流下泪来。曹操的侍从们突然挑剔地叫道：“打鼓的为什么不换衣服?”原来，当时的礼节规定打鼓的人必须换上新衣，以示对宾客的尊敬。谁知祢衡非但不认错，还当众脱下身上的破旧衣服，赤裸裸地站在那里，客人们惊得一齐掩起面孔。祢衡又慢慢地脱下裤子，一直不动声色。曹操看见这个情景，呵叱起来：“在朝廷的厅堂上，为什么这样不懂礼仪?”
祢衡严峻地回答说：“目中没有君主，才是不懂礼仪。我不过是暴露一下父母给我的身体，以显示我的清白罢了!”
曹操抓着祢衡的话，逼问说：“你说你清白，那么谁又是污浊的?”
祢衡直指曹操说：“你不识人才，是眼浊；不读诗书，是口浊；不听忠言，是耳浊；不通晓古今的知识，是头脑污浊；不能容纳诸侯，是胸襟污浊；经常打着篡夺皇位的念头，是心地污浊。我是社会上知名的人，你强迫我打鼓，这不过如同当年奸臣阳虎轻视孔子，小人藏仓毁谤孟子一样。你要想成就称王称霸的事，这样侮辱人行吗?”
祢衡这样犀利地当面抨击曹操，使大家都非常吃惊。当时孔融也在座，生怕曹操一气之下会杀害祢衡，便巧妙地为祢衡开脱说：“大臣像服劳役的囚徒一样，他的话不足以让英明的王公计较。”曹操听出孔融在帮祢衡讲话，而他也不想在这宾客满座的场合承担残害人才的恶名，如果他就此将祢衡杀掉，举国尽知曹操不容人，反而成全了祢衡倨傲直言的美誉。
于是，曹操便宽容委以使命，仍叫祢衡出使荆州，说：“如果能说得刘表归顺，就封你个公卿之位。”其实曹操明知刘表本来昏弱无能，祢衡更不会把他看在眼里，他此去，成则有益于己，败则自取其咎。果然，祢衡到荆州后，对刘表也倨傲不恭，语多讥讽。刘表手下人也愤愤然要杀掉他，但刘表也不愿蒙杀人的恶名，于是又转手把祢衡推到江夏太守黄祖那里去了。祢衡禀性难改，到了江夏仍是轻慢黄祖。黄祖乃一介武夫，又性情暴躁，根本没那么多疑虑，盛怒之际，挥剑杀了祢衡。
一个人行事太过张扬，唯恐别人不知道自己，这样只会四处树敌，于己不利。“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可见人不知我，谁心里都会老大不高兴的，这是人之常情。尤其是年轻人，总是希望在最短时间内便让人家知道自己是个不平凡的人，即使不能在全世界、全中国出名，也要在一个地方知名，至少要使一个团体的人都知道自己。要使人知道自己，必须引起大家的注意，要引起大家的注意，只有从言语行动方面用功，才容易使自己出人头地，于是，言辞锋芒、举止锋芒便被视为刺激大家注意的最有效方法和重要途径。其实不然，不信，你看看周围阅历丰富的人，他们可能与你相反，“和光同尘”，毫无圭角，言语如此，行动亦然，好像他们都是庸才，谁知他们的才，颇有在你之上者；好像他们都是讷言，谁知他们颇有善辩者；好像他们都胸无大志，谁知一个个竟胸怀雄才大略。他们也不愿久居人之下，又不肯在言语上露锋芒、在行动上露锋芒，而事实上这样的人反而最先被发现，最容易受到赏识。
因为，这才是真才、大才，这才是真智、大智。
高处原来不胜寒，低调融入是真知
人出类拔萃，与别人不一样时，人们普遍的心理不是希望他好，助他一臂之力，而是众人共同出击，把他拉回到跟自己一样的位置。这种表现，通常来源于人类的嫉妒之心，或许人们可能会感到他人的成功会映衬出自己的失败。因此，越是位居显要处，越要懂得不过度张扬自己、锋芒毕露，唯此，才能免于遭受他人的嫉妒、打击，避免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曾国藩是在他的母亲病逝，居家守丧期间响应咸丰帝的号召，组建湘军的。不能为母亲守三年之丧，这在儒家看来是不孝的，但由于时势紧迫，他听从了好友郭嵩焘的劝说，“移孝作忠”，出山为清王朝效力。
可是，他锋芒太露，处处遭人忌妒、受人暗算，连咸丰皇帝也不信任他。1857年2月，他的父亲曾麟书病逝，清朝给了他三个月的假，令他假满后回江西带兵作战。曾国藩伸手要权被拒绝，随即上疏试探咸丰帝，说自己回到家乡后念及当今军事形势之严峻，日夜惶恐不安。
咸丰皇帝十分明了曾国藩的意图，他见江西军务已有好转，而曾国藩不过是大清帝国一颗棋子，于是，咸丰皇帝朱批道：“江西军务渐有起色，即楚南亦就肃清，汝可暂守礼庐，仍应候旨。”咸丰皇帝如此假戏真做，曾国藩真是欲哭无泪。同时，曾国藩又要承受来自各方面的舆论压力。此次曾国藩离军奔丧，已属不忠，此后又以复出作为要求实权的砝码，这与他平日所标榜的理学面孔大相径庭，因此，招来了种种指责与非议，再次成为舆论的中心。朋友的规劝、指责如潮水般席卷而来，朋友吴敢把一层窗纸戳破，说曾国藩本应在家守孝，却出山，是“有为而为”；上给朝廷的奏折有时不写自己的官衔，这是存心“要权”。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曾国藩忧心忡忡，遂导致失眠。朋友欧阳兆熊深知其病根所在，一方面为他荐医生诊治失眠，另一方面为他开了一个治心病的药方：“岐、黄可医身病，黄、老可医心病。”欧阳兆熊借用黄、老来讽劝曾国藩，暗喻他过去所采取的铁血政策未免有失偏颇，锋芒太露，伤己伤人。面对朋友的规劝，曾国藩陷入深深的反思。
自率湘军东征以来，曾国藩有胜有败，四处碰壁，究其原因，固然是由于没有得到清政府的充分信任而未授予地方实权所致，同时曾国藩也感到自己在修养方面有很多弱点，在为人处世方面刚愎自用、目中无人。
后来，曾国藩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谈到了由于改变了处世的方法而带来的收获：“兄自问近年得力唯有一悔字诀。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以前遇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以前，曾国藩对官场的逢迎、谄媚及腐败十分厌恶，不愿为伍，为此所到之处，常开诚布公，一针见血，从而遭人忌恨，受到排挤，经常成为舆论讽喻的中心。“国藩从官有年，饱历京洛风尘，达官贵人，优容养望，与在下者渐疏和同之气，盖已稔知之。而惯常积不能平，乃变而为慷慨激烈，轩爽肮脏之一途，思欲稍易三四十年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牢不可破之习，而矫枉过正，或不免流于意气之偏，以是屡蹈愆尤，丛讥取戾。”经过多年的宦海沉浮，曾国藩深深地意识到，仅凭他一己之力，是无法扭转官场这种状况的，若想继续为官，那么唯一的途径，就是去学习、去适应。“吾往年在官，与官场中落落不合，几至到处荆榛。此次改弦易辙，稍觉相安。”此一改变，说明曾国藩日趋成熟与世故了。
攻下金陵之后，曾氏兄弟的声望可说是如日中天，达于极盛，曾国藩被封为一等侯爵，世袭罔替，所有湘军大小将领及有功人员，莫不论功封赏。时湘军人物官居督抚位子的便有十人，长江流域的水师，全在湘军将领控制之下，曾国藩所保奏的人物，无不如奏所授。
但树大招风，朝廷的猜忌与朝臣的妒忌随之而来。颇有心计的曾国藩应对从容，马上就采取了一个裁军之计，不等朝廷的防范措施下来，就先来了一个自我裁军。正所谓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曾国藩意识到鸡蛋是不能与石头碰的，既然不能碰，就必须改变思路，明哲保身。
曾国藩的计谋手法，自是超人一等。他在战事尚未结束之际，即计划裁撤湘军。他在两江总督任内，便已拼命筹钱，两年之间，已筹到550万两白银。钱筹好了，办法拟好了，战事一结束，即宣告裁兵，不要朝廷一文，裁兵费早已筹妥。
同治三年六月，曾国藩攻下南京，取得胜利，七月初即开始裁兵，一月之间，首先裁去25000人，随后亦略有裁遣。人说招兵容易裁兵难，在曾国藩看来，因为事事有计划、有准备，也就变成招兵容易裁兵更容易了。
曾国藩深谙老庄之法，他对清朝政治形势有明了的把握，对自己的仕途也有一套圆熟通达的哲学理念。他在给其弟的一封信中表露说：“余家目下鼎盛之际，沅（曾国荃字沅辅）所统近二万人，季（指曾贞干）所统四五千人，近世似弟者，曾有几家?日中则昃，月盈则亏。吾家盈时矣。管子云，斗斛满则人概之，人满则天概之。余谓天之概无形，仍假手天人以概之。待他人之来概，而后悔之，则已晚矣。”
正是由于曾国藩处安思危，在功高位显之时能洞悉世态人情之险，从而以退为进，保持一种低调通达的作风，才能确保和成就他终生的功德。
曾国藩说：越走向高位，失败的可能性越大，而惨败的可能性也越大，因为“高处不胜寒”啊!那么，每升迁一次，就要以十倍于以前的谨慎心理来处理各种事务。他借用“烈马驾车，绳索已朽”，形容随时有翻车的可能。
因此，我们万不可因一时的得意而麻痹大意，认为自己“福大命大”，应该时时反躬自省，修身立德，这样才能确保长久的安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