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11岁，妈妈去医院生孩子，家里一切都乱了套，生下弟弟的第三天，她才从医院回到家。下午姨妈领来一位近60岁的妇人。她略显瘦削却极利索，一头花白的短发梳理得很整齐。浅灰的唐装上衣，黑色的裤子，要是穿在别人身上，恐怕土得掉渣，她穿着倒挺端庄，合体。她的神情恬和安祥，不卑不亢，我还是第一回见到这么可亲又有风度的的保姆，几乎立刻就喜欢她了。妈妈让我叫奶奶，我竟很顺口地叫开了。
奶奶也不多言语就干活，乱糟糟的家很快变了样。当天晚上她炒的菜博得全家人交口称赞，跟她这一手比妈妈自认还有不小的差距。
到了星期天妈妈就催奶奶休息，爸爸立即摆出大干一场的架势，其实几个孩子都是保姆带大的，爸爸心里多少有些发虚，只是怕奶奶累着了，再说也该让她回去看看家人。她连声说家里没事回去也没意思，爸爸买菜洗衣，奶奶依然带弟弟、煮饭。弟弟满了月她也领了第一次工钱，这才抽星期日回去了半天。回来后她神情有些黯然，却不肯告诉妈妈有什么事，抱起弟弟时她脸上又有了笑意。
弟弟长得很快奶奶却不见老。大人们都说奶奶年青时准是个美人儿，看她举止言行没有一点小家子气，倒像是大户人家出来的。有一回我跟妈妈去姨妈家，妈妈直夸奶奶勤劳、善良又有修养，姨妈便长叹一声压低了嗓门说：“王奶奶这辈子可怜呀！她出身书香门第知书达理，十八九岁时被长沙一个大军阀的弟弟看中了，硬是娶了她当小老婆，那家伙还挺宠着她，但只要一出门家中的大老婆就处处给她气受，她心中也同情那个大老婆，又不愿给人家做小，半年后终于逃了出来，随母亲迁去江西农村苦苦度日，再没嫁人。解放后回了长沙，侍奉母亲过了世也就住在弟弟家，帮着做家务带孩子，偏偏弟媳妇是个厉害人，加上家境困难，待到外甥们大了些，她就出来当保姆……”妈妈听了泪花闪闪的好久没说话，转而叮嘱我千万别跟人说。
从那以后妈妈对奶奶更好，星期天也随她回不回家，只是不让她多于活。弟弟呢，一天到晚沾着她，奶奶前奶奶后地叫个不停。初到我们家的客人都以为她是我们的亲奶奶，妈妈也不点破，奶奶真成了我们家的一分子。偶尔她回她弟弟家一次，到了下午我们就不时到门口张望盼她回来。
那两年是我们家度过的最愉快的一段时光。弟弟聪明伶俐招人喜爱，妈妈从划为右派的打击中渐渐振作了起来，从小失去母爱的爸爸跟奶奶说话也带着几分温情……谁都想不到祸从天降，爸爸出差在外突然病逝。那些日子家中天塌了一般，妈妈的精神几乎崩溃，幸亏奶奶安排好我们又日夜陪伴着妈妈。两个苦命的女人一起流泪，到后来闹不清谁安慰谁，但妈妈终于平静下来，并开始上班。
爸爸离去的那个月奶奶跟妈妈说：今后别给我工钱了，有饭吃有地方住就很好。你别为难，我无论如何帮你带大孩子。妈妈一急就亮了底：“孩子他爸爸来不及告诉您。我们早商量好了要给您养老，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您别见外。这钱是给您的零用钱，您不能不要。”奶奶收下了钱，仔细地用手巾包好，从此她回她弟弟家的次数更少，帮我们买学习用品买零食的次数却更多了。
我们都以为奶奶从此不会再离开我们，万万料不到一年后闹起了文化大革命，有一天我放学回家突然发现门上贴了张大字报，严厉批判请保姆这种资产阶级的剥削行为，勒令妈妈三天内辞退保姆，以使被剥削者彻底解放。如敢违抗，决不轻饶。落款是“革命造反派。”
晚饭后，妈妈和奶奶相对无言。好一会儿妈妈才说：“您只管留下来，他们找我，我就说早已认了您做妈妈。”奶奶摆摆手缓缓地答：“我不能难为你。这种时候是‘秀才遇了兵，有理说不清’。再说我底子不硬，一查起来只怕还要给你添大麻烦。我先走，等以后情况好了再回来。”
第二天奶奶起得特别早，把家里所有的棉被、床单都拆了浆洗，夜里又赶着给弟弟缝了一套新衣。妈妈知道奶奶去意已定，她无力挽留，唯有默默地帮奶奶整理行装。
奶奶走的那天我们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妈妈老往奶奶碗里挟菜，奶奶却一点也吃不下。只有弟弟嘴巴甜，一边吃一边说：“我长大也给奶奶做好吃的。”奶奶说了声：“小弟乖”，喉咙就硬了。
下午，造反派组织派人在大楼门口监督执行辞退保姆的“革命行动”，妈妈送奶奶，奶奶一步一回头，泪却始终没流下来，她真是个坚强的老人。
我们都盼着奶奶不久就能回来，可情况越来越糟，我和姐姐上山下乡，妈妈带弟弟去了干校。临走前妈妈悄悄地四处打听，看有无根正苗红的人家肯收留奶奶，总算是天无绝人之路，妈妈有个同事俩口子都是孤儿，平时为人正直也敢说话，家中孩子尚小需要有个老人，知道奶奶的遭遇便说：“今后她就是孩子们的奶奶。”奶奶终于有了安定的去处，我们一家却四散分离，再也未能回长沙安家。
妈妈离开干校后分到离长沙近两百公里的常德市工作，住房条件一改善就张罗着接奶奶回来住，可都因为奶奶年近八旬，身体不好而作罢。每回探亲路经长沙我们就去看奶奶，她说自己因祸得福，孤身几十年，到老了叫她奶奶的竟有两家人的7个孩子，而且还有3个孙孙是大学生。
奶奶很知足，八十岁高龄离开人世时一副无悔无怨的神情。我们却留下了一个永久的遗憾：奶奶说过情况好了再回来，可现在情况确实好了，奶奶却再也回不来了，唯有想起奶奶时心底里那股温馨，总也不变……
19.高个子，谢谢你
令人害怕的事终于发生了。
那天我一走进课室，就发现气氛不对。讲台上站着我们班那个说话结巴、头戴军帽、腰扎皮带的红卫兵小头目，旁边是几个手持木棍、煞有其事的助手，其余同学则正襟危坐，目不斜视，好像一夜之间长大了许多。
“宋晓琪！”只听得一声大吼，打断了我的沉思。抬起头来，小头目的眼里充满“阶级仇恨”，我知道他早就对我有意见，有两回他要抄我的数学作业，我都没答应，这会儿该我倒霉了。
“你这个国民党军官和右派分子的女儿，仗着成绩好骄傲自大，看不起工农子弟……”
“我爸爸不是国民党军官，他起义了。我妈妈也不是右派，她已经摘了帽。”我涨红了脸，怯怯地站起来申辩。
“啪！”小头目狠狠地在讲台上拍了一掌：“你、你、你还不老实，站上、上来！”他一急就结巴。
我的眼泪“哗”地往上涌。读了八年书，回回上讲台都是做习题、读课文或是领奖品，可今天……我强忍着眼泪，慢慢地一步步挪上前去。
小头目清了清嗓子准备叫下一个。突然最后那排座位上有个同学站了起来，若无其事地往门口走去。我偷眼看了一下，原来是那位留级到我们班的高个子。他看上去挺机灵，不知怎么学习就是搞不好。
“站住！”小头目喝问：“今天是向黑七类狗崽子宣战的第一天，你、你上哪去？”
“我、我、我上教导处查查，看宋晓琪是不是讲了实话。”他不动声色地学着结巴，一本正经地回答。不知是谁忍不住，“扑哧”笑了一声，好多同学也跟着掩嘴偷笑。
“讲了老实话怎么样？不讲、讲老实话又怎么样？”小头目让他弄懵了，只得顺着往下问。
“如果她讲的不是实话，今天我们就给她点颜色看看；如果她讲的是实情——”他说到这里，故意顿了一下，接着压低声音说：“那我们就得注意点儿。”
“为什么？”小头目眼睛瞪得老大。
“你不知道吗？国民党军官从起义之日起，就按革命军人对待，国家早有规定。右派分子呢，摘了帽就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要不还搞什么戴帽摘帽，吃饱了撑的！”高个子这几句话说得理直气壮，小头目一时没了主意。
高个子极严肃地继续说：“如果搞不清楚，出了差错谁负责？等搞清楚了再宣战，还怕、怕、怕他们跑了不成！”说完不等回答，他转身走出了课室。
小头目眼睁睁地看着高个子扬长而去，而后悻悻地瞪了我一眼。我的泪水又一次涌上来，这回不是因为委屈和害怕，而是深深的感激。
满教室的人都在叽叽喳喳地小声议论，不知是谁说了一句：“还是先弄清楚再开会吧！”立即有许多人附和：“就是，这样对待同学算什么事！”“哼，人家成绩好也成了错，莫名其妙。”
我不知哪儿来的勇气，蹬蹬地走回自己的座位。小头目脸上青一块白一块，他那几位助手也蔫头搭脑，不知所措。这时又不知是谁小声提醒：“都愣着干什么，放学啦！”像是听到了统一号令，全班人呼拉一下子站起来，争先恐后地涌出教室，只剩下小头目孤零零地站在讲台上…”
走出课室，已经不见了高个子的踪影。第二天回学校，就听人说他告了长假。如今20年过去了，总也不知高个子的去向。感激之情却一直藏在心底。
20.开会的时光
做小孩的时候，我特别羡慕大人们开会。看他们夹着公文包，匆匆走进会议室，神情严肃，似乎是一宗趣味无穷的事情。待到我参加了文工团，正赶上“文革”时期，会议竟格外地多起来，有时练功、排练的时间也要给“重要会议”让路。一时间白天开晚上也开，平时开节假日也开，会开得没完没了。
会开得多了自有一套对付的办法。窃窃私语未免大不恭敬，恐遭扰乱秩序、觉悟太低之非议。于是自备一个小本一支钢笔，不想听时就在本子上写写画画。如今我的字亮出来不至于太糟糕，与开会时“即席挥毫”多少有点关系。东写西写总得有点内容，我就来来回回地变换花样。比如昨天开会挖空心思写百家姓，那么今日则将毛主席诗词一首首默写出来；第三天再开会便换成“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之类的古诗。有时会开得长，得换好几项内容。默写成语谚语歇后语，甚至连看过什么电影、什么小说也逐一写出来。
会开得多了，我渐渐感到老凭记忆写现成的东西没多大意思，有一回便不知天高地厚吟起诗来。会未开完竟写完了一首小诗，心里头喜滋滋地大受鼓舞。从此一开会就只管胡乱写去，然后抄到一个笔记本上，几年后也就写满了一本。文工团出墙报什么的，我常常凑几句“发表”一下，后来成立业余创作组我也就顺理成章地在其中占了一席之地。
有一回乐队的首席小提琴手来找我，说是目前儿童歌曲奇缺，我们来一次合作，你写词我作曲，写好了寄去广东人民出版社如何？我一听来真格的，就怯怯地说，好是好，只是没写过，试试看吧。当天晚上开大会，我的心就飞回了童年时代，思潮海浪一样起伏。我挥笔写就：“白鸽载着喜讯飞向四方，鲜花朝着太阳灿烂开放……”开完会我又躲进宿舍修改，题目叫《毛主席抚育我们茁壮成长》。第二天一早首席小提琴手看了居然说不错不错，但是他执意要我把“白鸽”改成“彩云”，否则拿出去怕有鼓吹和平过渡、放弃阶级斗争之嫌。我心疼美丽的白鸽，但到底还是忍痛割爱。不久这首歌真的发表了，登在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工农兵演唱》上。
前年去香港公干，我拜会了早已去那儿定居的首席小提琴手。他打开钢琴，那熟悉的旋律便欢快地流淌出来。我不由得孩子般地唱起来，“彩云”又变成了“白鸽”。琴声歌声中，我想起了那段无法忘怀的岁月，也想起了那些大大小小开不完的会议。
我知道，该开的会千年万年都将开下去。我依旧按老办法备纸备笔，有时很认真地听很投入地记录，有时任思绪飞扬任笔尖“沙沙”地轻响……
21.在云南打电话
赴云南拍电视专题片，一去就是20多天，山高水长，难免牵肠挂肚地思亲。此时，治相思最直接的方法，莫过于打长途电话了。
那一日到了边境小城，住下后发觉小吴的房间竟赫然摆着一部电话，且可以直拨国内外，不免有些喜出望外。晚上沐浴完毕，我们一行六人自动云集电话机旁，小吴自告奋勇担任专职拨号，规定每人报上一个号码，若拨三次不通即换下一位，如此类推循环。
我们满怀希望按秩序排队，只要见到小吴拨完第三回还摇头，当事人就主动让位。记不清轮了多少回，小吴的头拨浪鼓似地摇累了，却从未点过一下，终于败下阵来表示放弃拨号权，谁手气好谁顶上。我挺身而出耐着性子拨了一阵，又交给迫不及待的小邢。开车的老师傅坐在旁边不动声色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他家在昆明，胸有成竹地认定他要打的电话准通。后来他的电话到底通了，但总机就是没人接，只得作罢。老师傅没了信心首先告退，我一看表已经十点半，也没趣地打道回房。最后剩下房主人小吴和小邢携手奋战，第二天一大早报告“战绩”：还是小吴的运气好，11点零5分20秒拨通了一个电话！lO天后我们辗转来到美丽的西双版纳，因为一直跟单位失去联系，多少有些着急。走进宾馆大堂一眼瞧见电话间上写着“长途直拨”四个大字，不觉眼睛一亮，遂直奔服务台要求填单。小姐莞尔一笑告诉我，线路故障好几日了，不能使用。对面的邮电局倒是可以，但现在过了9点已经关门。我苦笑着道了谢。第二天拍完片吃完饭回到住处又过了晚上9点，打听到不远处有一家个体商店代办直拨电话业务，几个人匆匆赶去，已有一位温州客商捷足先登。温州客大约已精于此道，只管低着头拨号不止。但看来这方法也不那么容易奏效，终于心有不甘地把话筒交给我，他在一旁等候。我刚拨完号码，话筒里就传出很柔和但一句也听不懂的日语。大惑不解中我一拨再拨，耳边依旧是日语呢喃。“喂，见鬼了，该不是拨到东京去了吧！”我边说边忍不住笑出声来。同事们也都大惊小怪地走来听，认定是日语却不知所云。温州客说是领教过多回，早已见怪不怪。我们估计去参加日语速成班已经来不及，只好交出话筒，让生意缠身的温州客继续探索日语之谜。
第三天，我吃罢晚饭就紧赶慢赶进了邮局。心想离9点还有一个半钟头，发扬连续作战的风格恐怕会有希望。我们伸手向柜台内的小姐要电话单，她却先问：“你要打去哪儿？“广州。”“对不起，打广州的线路都坏了。”天！这一回我彻底失望，老老实实发了一封十万火急的加急电报。
离开昆明前，我去电信局营业中心打电话，结果出乎意料地快，而且知道了那里是24小时昼夜服务。大厅里一字儿排开几十个电话间，直拨占了相当一部分。我在心中默默祈祷：但愿下回再赴云南，这次打电话的老经验都派不上用场了！
22.钱这个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