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纪元和他的小毛驴的加入，为这支小小的队伍带来了活力。这以后几天，人们谈论得最多的是这头小毛驴。他们惊叹它竟能驮起一个大姑娘（其实麦凤凰骑毛驴的时间并不多，毛驴的主要任务是驮着考察团长的行囊）。当他们听说毛驴的腿是自己塞进石缝里折断的，目的是不想干活时，都表示惊奇和不可理解。毛驴的瘸腿激发了麦凤凰的灵感，她想起了两句不算太坏的诗：黄帝丢失了一只靴子在陕北，从此历史便一瘸一瘸前进。陕北高原的南部边缘，有个轩辕黄帝陵，传说陵墓里埋着黄帝的一只靴子。黄帝乘龙升天时，百姓们依依不舍，上前阻挡。结果黄帝已离开地面，于是只拽下一只靴子来。
人们还对搭在驴背上的毛口袋产生了兴趣。李纪元告诉人们，这只毛口袋是用驴毛织成的。这头跛驴的母亲去世后，李干大用驴毛，织成了这条口袋，又将驴皮背到镇上，换了两根缰绳，一根做了牛犋，一根做了背柴绳。
人们后来又将兴趣转移到了脚夫本身。大家这时才记起询问他的名字。当知道他是李自成的后裔时，大家除了对这位著名的陕北英雄表示敬意外，还为他的后裔能为考察团做脚夫而感到荣幸。
人们开始品评他的相貌。陕北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而且多有民族战争发生。这些城里来的学者，对着李纪元的相貌，开始动用他们丰富的历史学知识和想象力。他们告诉李纪元他的高颧骨是从哪个民族来的，他的浓眉毛、深眼窝是从哪个民族来的，他的直鼻梁和尖下巴又是从哪里来的。
这些话也许并无恶意，但总令人不舒服。可是李纪元没有感觉到这一点，他傻乎乎地笑着，看着这些城里人在卖弄各自的知识。
倒是麦凤凰不能容忍了。她自觉地为自己选择了一个保护神的角色。她尖声说道：“亲爱的同志们，本姑娘这里有一面小镜子，你们都来照照自己愚蠢的脸吧，评价和欣赏自己的塌鼻子和小眼睛，也许更有趣一点。至于他，这位漂亮的高原大汉，他是我请来的，不许你们作践他。”
接着，她横了李纪元一眼说：“来吧，哑巴！扶我上驴，咱们前边走！”姑娘处在兴奋和激情中，她一会儿要脚夫为她折一片路边血红血红的霜叶，一会儿又要脚夫采一朵野菊花，插在她的鬓边。她滔滔不绝地为脚夫讲起了城市，讲起了她的书生气十足的男朋友，讲起了她的诗歌。忽然，她像想起了什么似的，从挎包里掏一份青年杂志，递给了脚夫。
她希望李纪元能谈谈他的爱情生活，这使李纪元很为难。李纪元老老实实地说，在陕北，流行着一种买卖婚姻的风俗，越偏僻越贫困的地方，姑娘的要价越高。他们米脂那一块地面的姑娘，从一岁开始，每岁一百元，一直到二十一岁，两千元时达到顶峰。从二十一岁上又往下跌落，每岁跌落一百元，至四十岁时变成零。
李纪元解释说，他上学的时候，父亲曾经用一千元，为他说了个十岁的姑娘。他当时正忙于上学，而且按照老师的说法，似乎考大学还有点希望。后来这一千元全部用做上学的费用了，而大学终于没有考上。现在那些年龄与他般配的姑娘，都正在彩礼高峰期，因此，他想再等几年再说，甚至干脆到四十岁时，找一个一文不出的老姑娘。
麦凤凰想不到自己的问话，会得到这样的回答，她感到难堪。为了冲淡这气氛，她强作欢笑地说：“我也可以值两千元吗？纪元子！”
“两千元之外，还可以追加二百块，一个双眼皮一百。”李纪元认真地说。这以后是长时间的沉默。猛然，麦凤凰想起了另一个话题，她问李纪元：难道在这漫长的独身生活中，他没有和任何女人接近过吗？
李纪元的眼睛湿润了。他真想说，亲爱的姑娘，在我的记忆中，你是第一个用平等的、抚爱的目光注视过我的姑娘。但是他不敢这样说，他怕他的过于亲昵的话惊扰了这位姑娘，他多么珍惜现在的这一切呀！
他记起了我们这个故事开头的那一幕，出于对姑娘的信赖，他含含糊糊地讲述起来。麦凤凰听到途中，突然变脸失色了，她大声叫道：“那是你父亲的情人呀！”李纪元的头脑里“嗡”的一声，他伸手扶住了驴背，才免于跌倒，他痛苦地说：“这是真的吗？这是真的吗？”
“凭着一个女人的直觉，我这样认为。”麦凤凰说。“其实我也隐隐约约有这种感觉，只是不敢往这上面想。”李纪元喃喃地说。他好像喝醉了酒一样，步履踉跄。
眼前突然出现了一块荞麦地，荞麦花开得多么凄凉呀！
14
住在乡妇女主任办公室的麦凤凰，这一夜彻夜未眠。透过一个高原人的心灵，她现在才开始接近了高原人的苦难。她感到震惊和不安。
一般说来，这样的事情还不足以打搅一位姑娘的酣睡。影响她休息的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可恶的臭虫。当她奇痒难耐，打开手电时，臭虫们便纷纷钻进了墙上糊着的报纸后边，往复几次。她很生气，便一绺一绺地撕下了报纸。她在撕下的报纸中发现了两个黑体大字“罪恶”，觉得很好奇，于是将报纸的背面拼在了一起，原来是一篇新闻稿，它的标题叫《阳光下的罪恶》。麦凤凰一段一段地读下去，觉得冷汗直冒。
阳光下的罪恶
——陕北地区包办、买卖婚姻纪实
《陕北群众报》记者
×年×月×日，十三周岁的师红梅找到记者，毫不胆怯地说：“我是来告我男人来了，我要和他‘离婚’。”说完，泪珠从她肮脏的小脸上淌流不止。她哭诉完事情的全部经过后，记者惊得目瞪口呆。于是，三名记者奉命踏上征途，到××、××、××三县采访关于买卖婚姻的一系列问题。
记者在岳家塔村一孔破烂的土窑里，找到了满面尘灰的师红梅的父亲师丙科。他告诉记者：“红梅她妈八五年就死了，给我丢下五个娃，红梅是老大。还有一个七岁的儿子，一个十一岁的女儿。另两个娃娃因为养活不起，当即就送人了。女儿的婚姻是由我做主的。八六年二月，通过媒人介绍，我就让她订婚了。彩礼是九百元。现在院子里拴的那头驴就是花了三百元彩礼钱买的。这死娃娃不听话，去了和人家过不到一搭里，我还打了她四五次哩。现在又听说到上边告状去了。唉，当老人也难呀！儿女身上操的心太多了。”师丙科两手在赤脚片上挠挖着，蹲在土炕上说得平心静气。
当记者问到他把女儿出“嫁”到哪里时，师丙科回忆了半天，说：“就在××县一带吧，具体村名说不上来。”
据记者了解，师丙科以九百元彩礼将女儿卖了后，除用过三百元买了一头驴，其余的大部分耍赌输掉了。当记者向他证明这一事实时，师丙科委屈地说：“耍是耍过，但是没有输那么多。红梅出嫁时，我给她陪了七十块钱的东西，用的也是彩礼钱。”
年幼无知的幼女，当她知道父亲把自己卖了，钱也花了时，为了不让父亲在众人面前受气，就跟上那个陌生的男人走了。严格地说，十三岁的她还不谙人事，并不知道“结婚”是怎么回事。当她后来鼻涕一把泪一把地向记者描绘新婚初夜的恐怖情景时，连记者也感到震惊和可怕，而她父亲，在将女儿送出门以后，却心安理得地一头扎进赌场。
我们怀着说不清的心情走出山沟，见到乡党委书记和乡长。谈起师红梅，他们低着头说，我们很同情这个娃娃，她出嫁时，我们一点也不知道。前几天，她来过乡政府，我们也没办法。书记介绍全乡的婚姻状况时说：“我们这一带，不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就过门的人有的是。话说回来，我们一九八七年基本就没往出办过结婚证。不怕你们笑话，我们是穷得没钱往回买结婚证。只有结婚人自己能买下结婚证，我们才能给登记。我们乡几乎有一个月和外界失去联系了，因为欠邮局两千多元电话费交不起，人家把电话线剪断了。”面对这一切，记者说什么呢？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个乡八七年的接待费却花了近三千元。
师红梅到底出嫁到××县招安乡的哪个村庄了，她父亲不知道，师红梅也因年幼，没有记准确她“婆家”的村名。记者只好直奔××县采访。
至于师红梅，逃出“婆家”后，父亲打她，不让进家门，她就在陕北高原的这座腹心城市里到处流浪。这个做过“新媳妇”的幼女，衣单鞋破，日子难熬。市妇联给她援助了五元钱，记者给了她点零花钱。她就住在一个不太熟悉的“熟人”家里。据师红梅本人讲，现在还有人给她介绍对象，彩礼两千元，要把她嫁到安徽去，但她死活不答应。到市法院和公安局，人家都不敢太理她。她不知道该依靠谁，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事情，也不知道该往何处去。
几经周折，记者在××县招安乡终于找到了一点线索。招安乡正在开各个行政村会计会议。大庄河村的会计说，他们村有个叫马起军的后生，是个铁匠，曾在元龙寺一带打过铁。于是，记者徒步来到了这个距乡政府二十多公里的村庄。
这就是师红梅的“男人”？当一个一米七四的壮实后生站在记者面前时，你怎么也无法把他与只比办公桌高出一头的师红梅联系在一起。
就是这位打铁的后生，一九八七年古历正月十四日，用手扶拖拉机迎回了师红梅。马起军告诉记者，他掏了四十元雇了一班吹手，五十元雇了一辆手扶，全村大人娃娃近二百人都参加了“婚礼”。村上的领导当然是“婚礼”上的重要人物。过事花了七百多元。我不知道村民们是怎样当着十三岁的“新娘”吃下那顿喜饭的，但是现在，马起军仍在要人，他说花了那么多钱，人却跑了，他不要人要甚。
师红梅刚刚十三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9条中规定：“奸淫不满十四岁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法律顾问》一书这样解释这一条款：什么是幼女？一般是指不满十四岁的女孩。幼女的特点是年幼无知，对生活中许多事物缺乏识别能力，对坏人也缺乏反抗能力。因此，为了保护幼女身心的健康，不论犯罪分子在任何情况下采取何种手段，只要同幼女发生性行为，就应以奸淫幼女罪论处。
翻开一些报纸，读者常常可以看到上面登载着当地蔬菜价格表。记者在×××三县采访时，也了解了三县农村姑娘订婚彩礼的最新基本价：
××县二千元××县三千元××县四千元
就在这堆数字下面，每年每县都有五百——六百对男女结为夫妻。
15
文章还很长，下一个用黑体字标出的小标题是：悲剧越演越悲。麦凤凰看到文章结尾处写着“调查报告之一”的字样，那么这说明了，这篇文章还有续篇。她十分感激这家屋子的主人没有将续篇之类也糊在墙上，老实说，在这孤独的夜晚，光这一篇文章，也够她压抑和沉重的了。
高原人那悲剧性的命运在深深地刺痛着她的心，那些关于高原的种种浪漫主义的思考现在开始退去了。她看见了生活底层的痛苦和污浊。在此之前，如果谁指出她不了解这个苦难的民族的话，她是不会同意的，她自认为自己了解，而且了解得过多。在此之前，如果有人指出她的故作高深的诗歌，只是一些舶来品、伪现代派、无根的浮萍的话，她也是不能同意的，但是她现在明白了自己一直处在自艾自怨的小天地里。
可爱的姑娘，她正在发生着某种变化，但她自己还没有意识到。命运的灯照耀着她来到高原，来到一位高原苦难的儿子面前。在未来的岁月里，她会成为一名大艺术家的。那些平庸一世的艺术家们，缺少的正是这种机缘，或者说当机缘到来时，由于自身缺少敏感和善良而没有感应到这一切。
她推开了窑门。考察团所有的男同胞们，都住在乡政府外边那个有些暧昧的走西口的小店中去了，偌大的乡政府院子，只有她一个人游魂一样在徜徉。远山像巨兽一样僵卧着，只显出轮廓，一弯残月，在极高极高的天空闪烁。
想到自己只是一个匆匆过客，麦凤凰的心里稍微安宁了一点。她在此刻十分感激早年出走的父亲，她并且对那首充满凄苦悲凉的著名陕北民歌《走西口》有了自己独特的理解。她认为在左有滔滔黄河、右有巍巍子午岭、前有险恶的金锁关挡道的情况下，人们想要走出高原，只有从后边这天苍苍、野茫茫的西口寻找道路。而《走西口》这首民歌，并不是一般的情歌，它表现了高原人在脱离母体、远走他乡时那种依依不舍、生离死别的痛苦心情，表现了高原人对朦胧的陌生的远方的惧怕和向往。她准备回去以后写一篇研究文章。而且她有一种预感，将信天游形式改造以后，就是说，让它表现力更强烈、更直接、更具有随意性以后，一定会为现在的观众所接受，一定会风靡全国。她决定回去以后将这种“变形信天游”的想法告诉歌剧界一位朋友。
她不能不痛苦地想起李纪元。她对他怀着难以说清的感觉。这种感觉在她还从来没有过。当然双方的距离太大了，许多天以后，不管“秦直道”找到没有，她将会缩回她居住的大世界去，顶多握一下手，说一声“珍重”，道一声“再见”而已。她无法想象在他们离去后李纪元的生活。她明白自己是无法改变李纪元的命运的，她没有力量，户口将永远把李纪元限制在高原上，她也无法在经济上给他多大的帮助。她眼前浮现出了李纪元那双千疮百孔的鞋子，她觉得明天就应该提醒考察团长，让他先给李纪元预支一部分脚力费。
她准备在以后那有限的时间内，用一个女人的温存和她的高超的谈话技巧，使李纪元建立起信心，让他明白自己也是一个人，而且比所有的男人都漂亮。想到这里，这位善良的姑娘又不能不痛苦地感觉到，她的这种感情的“施舍”，本身就显示了他们之间的不平等。
她想起屠格涅夫的那首著名散文诗《乞丐》。上中学时第一次读这首散文诗，她曾经为屠格涅夫的那种伟大人道主义感情而激动得热泪盈眶。现在她明白了，尽管屠格涅夫在结尾处写了一句“我也得到了我老哥的施舍”，但是，仍然没有摆脱弥漫在作品中的那种居高临下的贵族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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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一位女人所宠爱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何况这女人美丽、芬芳，像早春的阳光。在李纪元死气沉沉的生活中，在李纪元迄今为止苍白的日月中，他从来没有得到过这种感情的交流。母亲早亡，她来不及用一种母性的阳光照耀他。而卑贱的地位，又使天下所有的女人对他不屑一顾。男人的孱弱并非出自天性，他在生命的最初是平衡的，是浅薄的势利的女人将男人逼到了一种自惭形秽的地步，同样地，又是女人在制造英雄，在女人那热烈的鼓励的目光下，男人会很快地培养和膨胀自己身上的雄性气质。
孱弱对于男人，是一种致命的疾病，它直接的危害，是妨碍男人公允地认识自己和认识世界，它间接的危害，是妨碍男人去吸收、补充和强健自己。亲爱的女人，将你们的青睐在那些被世界冷落的男人脸上停留一会儿吧，你们并没有失去什么，而结果你们会惊奇地发现，男人们像森林一样齐刷刷地成长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