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巨人危机一触即发之时，站在悬崖边史玉柱想到了政府，想到了那些来访过的大人物。于是便给珠海市政府和中央领导写信。虽然在巨人发展的过程中，没有所谓的“政府背景”，也没有与政府之间的灰色交易，但巨人同政府的关系一直是非常良好的。所以，史玉柱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自然希望政府能施以援手。
写给政府的信在8月份写就并发出，一共有三封，分别给珠海市香洲区领导、珠海市政府领导、中央领导。
8月下旬，珠海市市长梁广大约见史玉柱，史玉柱先介绍巨人的“大好形势”，但还没有过渡到讲困难，梁广大就因为有重要的外事活动中止了这次谈话，见面的时间只有10多分钟。最后也没有得到期待中的援手。
从1997年2月开始，史玉柱四处奔走寻找解救巨人的办法。他先后漂洋过海到国外洽谈合作，也在国内找过保险公司、房地产公司等寻求合作，但都没有获得成功。
当时的巨人集团除了巨人大厦外没有别的固定资产，公司在全国各地的市场营销还在运转，估计各销售商欠巨人集团的钱有3亿元左右，史玉柱自己估算属于良性债权的至少有1.2亿元。可是由于不久后集团的整体崩盘，就是这1.2亿元绝大多数也没有收回来。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史玉柱那种缺乏沟通的个性在关键时刻没能争取挽救巨人的机会。巨人晚期曾出任常务副总裁的王建曾评价史玉柱说：“他最大的缺点是清高，最大的弱项是与人交往，最大的局限是零负债理论。”
在危机爆发的那段时间，巨人集团平时很少与之打交道的银行在此刻自然不会主动伸出热情的双手予以援助。虽然有一些江浙地区的民营企业主听消息后赶到珠海，但最终因种种原因没能达成意向。
1997年1月19日，这一天，无论是对巨人还是对史玉柱来说都是一个刻骨铭心的日子。安徽黄山脚下的太平镇里并不太平，生死存亡关头的“巨人”要在这里召开一次重要会议，史玉柱和他的部下必须在此期间找到一剂挽救垂死巨人的良方。
19日上午，会议正式开始。这一次，史玉柱给会议定的主题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参加会议的除了各分公司经理外，还有集团负责营销的一位副总和协助史玉柱负责行政和营销的两位助理。按照史玉柱的部署，整整一个上午，都是史玉柱在接受部属的批评。
“那次会议开得比较激烈。整个上午，都是大家给史总提意见，有的人情绪比较激烈。意见集中起来主要有两条；一条是史玉柱对下属不够关心，还是一条是指责当时的管理机构不够健全……”许多年以后，史玉柱当时的行政助理，现任巨人集团副总裁的程晨对记者这样回忆。
也许是巧合，会开的当天早晨，黄山突然飘起了大雪。“那场雪是那年黄山立冬以后的第一场大雪。雪下得特别大，会议室外的天空一片昏暗。会开了一天，雪下了一天，当时人们的心情都有点冷！”程晨回忆道。
窗外纷纷扬扬的白雪多少给史玉柱已沉闷的心灵又蒙上了一层阴影。上午，史玉柱坐在会议圆桌中心一言不发，整个会议过程他都一直在听，在记。
下午4点，一份急件从珠海总部传来。值班人员将传真件递给了程晨。这是深圳《投资导报》一篇头版头条文章的复印件，题为《“巨人”史玉柱身陷重围》。该文披露了巨人集团资产已被法院查封、集团拖欠员工三个月工资、一副总裁和七名分公司经理携款携物失踪，以及其保健品开发付出上亿元学费等事实。史玉柱大惊失色，巨人集团的危机由此大白于天下。史玉柱此时预感到，本就处于风雨飘摇中的“巨人”在劫难逃了。
本来，史玉柱想在这次会议上和集团的各路诸侯商量一下如何融一笔资金以解“巨人”的燃眉之急，现在办法没找到却出了这件大事。事态愈加严重了。于是原定三天的会议提前结束，1月20日，一行人黯然奔赴杭州。但就在这短短的24小时里，“巨人”集团濒临危机的消息已经被高效率的现代传媒即刻传播到了大江南北，各种版本的“巨人”内幕、公众质疑、专家评论开始蔓延。
让人不解的是，在巨人风波的爆发中，国内有些传媒表现出一种极不负责的态度，扮演了一介很暧昧的唯恐天下不乱的角色。史玉柱在危机中曾几度企图恢复生产销售秩序，可是几度被传媒的跟踪报道打乱。每出现一次报道，就造成一批骨干的离去，增加一批上门的讨债者，以致恶性循环，难以挽救。史玉柱日后曾十分不理解地感慨道：“巨人一直是一个‘新闻企业’，我本人也是个‘新闻人物’，想不当都不行。以前新闻总说巨人好，这也好那也好，现在说巨人这也不好那也不行。我原计划1997年好好做市场，但各地报纸一转载巨人风波，说巨人差不多倒闭了，产品没人敢买了，这下子问题大了。”
在当时，尽管巨人的保健品推广大战宣告失败，可是在市场上并没有完全丧失品牌信誉。实际上，巨人大厦已经完成地下工程，只需1000万元资金就可动起来。按当时的房地产建筑进度，五天可以盖起一层，楼层慢慢盖上去，兵临城下的债权人自可安心不少，诸多突发矛盾也可以化解。也就是说，当时巨人集团所面临的危机并没有到“天必灭我”的地步。
史玉柱清醒地知道，缺少的仅仅是1000万元而已。可是现在他却已经没有能力筹措到这笔钱。面对此情此景，史玉柱仰天悲鸣：“什么叫一分钱难倒英雄汉！”
在这样的舆论环境和社会氛围里，史玉柱自己已感到一片迷惘，他像个做错了事的小学生一样到处做检查，同时也悄悄地四处奔走，向人求教，寻找东山再起之策。
史玉柱北上北京与柳传志、段永基对话，但没有找到现成的答案；赴济南，向吴炳新求教，但吴炳新话音刚落，三株自己大厦倾塌，全军覆没。1996年，湖南常德汉寿县退休老人陈伯顺在喝完三株口服液后去世；1998年3月，法院宣判三株败诉后，20多家媒体炮轰三株，引发了三株口服液的销售地震，从数亿元的月销售额跌至数百万元，三株开始全面亏损；1999年，三株全国销售基本停止。
三株的遭遇令史玉柱不寒而栗，深感失望。此时，巨人集团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了。
5火山爆发，墙倒众人推
1997年1月22日，史玉柱从杭州飞回珠海，此时的巨人总部一片混乱。深圳的报纸引发了全国的媒体对巨人事件的追踪，有关巨人破产的消息铺天盖地向巨人扑来。在巨人总部大堂迎接史玉柱的是两支长长的队伍：一支是由债权人组成的讨债队伍，另一支是由众多媒体组成的采访队伍。每支队伍都有逾百十号人。
目睹此景的史玉柱心情异常沉重，两腿如同灌了铅。虽然说老百姓的钱是一定要还的，但眼下的巨人……
1997年3月，在众多媒体的爆炒下，在债主的一片非议声中，那座几乎抽干了巨人的血，让史玉柱伤透了脑筋的巨人大厦在浮出地面三层后终于停工了。
巨人大厦的停工，使巨人危机完全暴露在公众的视野中，同时也使购买巨人大厦楼花投资者的发财梦彻底破灭，上门讨债的人骤然增多。史玉柱对债主承诺：“老百姓的钱我一定还，只是晚些。”然而，跟随债主而来的若干记者，立刻借此事大做文章，于是更多的债主蜂拥而至，事情闹得大了。
事实上，1997年2月前后，面对汹涌而来的媒体，史玉柱不仅已无招架之力，而且简直已经无暇顾及。深圳文章刊登后的第二天，广东等地的媒体跟踪而至；文章刊登的第三天，几乎全国所有的主要媒体都刊登了“巨人”濒临破产的报道。
整整一个多星期，史玉柱将自己关在办公室内，苦苦思考着对策。事实上他也很难离开办公室了。巨人总部的一楼大厅内每日挤满了讨债的人群和要求采访的队伍，所有的人都要求史玉柱亲自接待。
跨出巨人总部，报摊上几乎所有的报纸上都在报道巨人破产的消息。
走进饭馆，总会招来一阵嘀嘀咕咕的议论声。
那些日子里，史玉柱在办公桌前一坐就是几个小时，烟整包整包的抽，办公室内整日烟雾缭绕，尽管房间里只有他一个。
摆在他面前的情况是：巨人大厦停工，脑黄金销量大减，销售货款日渐减少；债主登门索债，媒体不依不饶；去美国寻求合作失败，银行贷款毫无指望；工资发放日渐困难，整个公司人心浮动……
无奈之下，史玉柱终于做出一个痛苦的决定；裁员！
春节后，巨人总部开始陆续裁员。总部由200多人裁至50多人。所有的干部竞聘上岗。一个月后精简完毕。但实际上，随着巨人大厦的停工，巨人危机的彻底暴露，整个公司已是人心浮动，分公司实际上已开始有职工不辞而别，中层以上的管理层中也有人辞职。
除了缓解工资发放的困难外，这次裁员已很难在战略上起到重振巨人的目的。
6月份，巨人开始重组，200多家外地办事处和分公司重组为20多家分公司。史玉柱希望通过整顿能保留队伍，达到重振巨人的目的。无奈大厦将倾，败局已定，史玉柱回天乏力。从4月份开始，外地分公司向总部上交的货款日趋减少。到7月份已完全停顿。
当时许多报纸都称对巨人和史玉柱作过独家专访，但实际上，1997年的1、2月史玉柱只接受过《南方周末》《珠海特区报》《北京青年报》的独家采访。当年夏天，接受过《三联生活周刊》的采访。
而当闻风而至的香港记者打探到巨人集团时，恰逢此时巨人员工补休假期，集团总部大楼只有几名保安游荡，大门紧闭。于是第二轮新闻冲击波又起，香港媒介大呼：“巨人破产了！”
面对这样的情况，史玉柱自己已是无能为力了。一月份，上门讨债的人达到高峰，史玉柱曾经在一次会见小投资人和债权人的时候说：“巨人集团现在已经没有什么没有被查封的资产了，巨人总部大楼已经抵押给银行，公司能被查封的已经都被查封了，银行里也已经没有流动资金了。公司的总部还剩下一些桌椅板凳。”换言之，就是大家逼死他，债权人也追不回款项了。当问及生产保健品起码还有设备和厂房的事情，史玉柱说：“我们没有设备，也没有厂房，我们委托别人生产，然后进行收购。”但是他也承诺说自己会寻找买家出售巨人大厦的权益以还债。
看到这一状况，这些当年相信巨人集团保证的巨人大厦的准小业主叫苦不迭。巨人集团当年在深圳、珠海征求到的小投资者及债权人超过千位，他们中虽不乏真正的有钱人，但也有不少“贫穷”的投资人。他们将自己一生的血汗钱都投入进去了。其中有的是“打工妹”、“打工仔”，他们的钱一下子全没有了，情况堪怜。在香港，有超过两百名小投资人投入了八千多万港币的楼款，但是，随着巨人集团“神话”的破灭，他们的钱很可能会化为乌有。
而且，此时的巨人在整个珠江三角洲已经无立足之地。由于珠三角是巨人保健品生产的一个重要区域，为巨人代工的工厂很多，结果就造成了欠款很多，债权人很多。在这里，巨人一共有七八十个债主，所欠加工费从七八万到一两百万不等。对于巨人这么一个有“前科”的公司，想找一个工厂为它生产保健品已经非常困难了。不单是在代工工厂之间，在珠海市里，巨人的名声也已经很臭了。王建记述道：“我们到市里有关单位办事，一听说是巨人的，时不时有人拿话来呛我们：‘你们还有事找我们办呀？我们还以为你们是中央企业呢？’或者又说‘你们欠我们的楼花钱什么时候还，看你们穿得西装革履不像是骗子呀！’”最要命的，是巨人大厦的楼花持有者大多数集中在珠海和深圳。巨人在8月17日的《通告》发布以后，隔三差五就会有投资者来到巨人总部索要退款，这已经让巨人总部无法拥有一个正常的工作气氛了。
当时，有人这样描写巨人危机：“跟随债主而来的是记者，跟随记者蜂拥而至的是更多的债主。在新闻媒体连续40天的轰炸后，史玉柱将自己封闭在帷幕低垂的总裁办公室内，仿佛陷入一座孤岛。他在此到达了事业的顶峰，又从那里跌下来。他尝到了极度的辉煌，这才发现自己是如此的孤独。”
随着日子一天天地后移，来要债的人也越聚越多。听说有记者在这里，他们纷纷拿出的契约、合同向记者倾诉。
而在企业债权人中，大都是为其保健品做包装、商标的，金额为4万、5万到200万不等，虽然这些小企业不像买楼花的人那么要死要活，但愤懑与无奈也溢于言表。
当时摆在史玉柱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是破产，但是破产政府是不会同意的。因为巨人当时的知名度是非常大的，现在可能体会不到了，当时珠海最出名的企业就是巨人。如果巨人破产了，那对珠海的投资环境是有很大影响的”，“所以我们跟政府官员谈，政府不同意，说破产的事不能谈。所以我们后来就没有走破产的路，但是我们也救活不了，就说拖着吧，也只有这条路了。一拖着，我们也就没什么事干了”。
逐渐地，史玉柱从公众的视野中消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