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机，成了挑开这种沉闷气氛的第一人。他一开口，冷得象外面的空气一样的冰点气氛，就应声打破了。
“谁能想到呢洒！这么年轻，唉，自从张总去世后，这些天我前后跑的，连饭都没吃饱过，一天就一顿，他们家人，也太差劲了。搞得好象我应该似的。”
“也是的，这几天可把你可累惨了哈！”
“累都无所谓，人嘛！就是一口气让人心里堵得慌，那天，咱们都在一起，扶着他，打开他的钱包，也是大家一起看着的，就600块钱，小的不管，这种大票子，得数清楚。谁知道他那个媳妇硬说张总还拎了一个黑塑料袋，说里面有1万2呢！你说这不是讹人嘛！这哪叫爱！爱人刚刚死，正常人都应该悲痛的啥样似的，谁还可能在这个时间，头脑清醒的算账，钱，钱是球！人都没有了，要钱有啥用呢？我看她根本就不悲痛，她算计钱起来，太清楚了，在这种刚刚死掉，最应该悲痛的时候。他父母才是真悲痛，这些人都是假的。你们说现在人心都咋了，咋这么黑？”
“那你就说让她不信，报警嘛，我们配合！”
一个戴ARMY战地帽的小伙子忿忿不平，显然，他也是那天在场目击张总猝死的员工之一。
“你们都知道，他一直有不太爱接电话的习惯的，说不好听了，如果他在哪儿死了，手机不接，我们也象平常那样，不接就不接吧，领导一定是在办公事，说不定几时死的，都没人知道。”
“昨天他去棋牌室喝酒了，我去那间棋牌室问了那几个一起打牌的人，他们开始怕，我就告诉他们，就给帮做个证，张总前一天晚上，就是喝了白酒了。”
“不过，你们也从他们的角度想一下，这些都是人最悲痛，失去理智的时候过的重话，也不一定就是这个意思。”中年女会计坐在司机旁边，一副过来的人的样子，耐心劝着。
“其实不管张总平常为人咋样，出于人道嘛，我们能做的，都做了，她们还想咋样？不依不饶的。报120、送医院、请法医、送人从乌鲁木齐往昌吉来回地跑，多少趟。你说真要是在办公室里给累死的，我们公司有责任，他自己突然发病，这能怪谁？并且还是在办公室外面的过道。从法律上讲，差一米没进门，也是‘途中’，我们不能被他们家讹个没完了。”
“张总那个小媳妇，我看也不怎么样。才认识一个月，就闪婚了。这种爱，能和养育了他34年的父母比吗？跟演戏一样的，嚎的时候比谁都响，该算钱了，一句不少，头脑清醒的很，还问我去年没发的7、8万分红，怎么还没有发呢！你说都啥时候了，真正有感情的夫妻，真正悲痛的人，谁不是等后事处理完了，死的人入土为安了以后，再去争这样长短？我就知道她的症结在哪儿，钱！一天要这要那，逼着装修，买家俱，张总每天为了这些，为了后天的婚礼，在乌市和昌吉之间跑来跑去，真给累下了。”
“发了啊！他都领了两次了，提了4万吧。去年也没干啥啊，哪还有多少分红。”会计的发言，应该是比较权威。
“那咋不给他买保险呢？”
“保险的事，给谁买，买哪种，权力本来就在张总自己，他说工程上施工危险，就给这些人买，就买了三个，他自己从来没有管过自己的身体，也更不会给自己买。”
到现在，我原本预备好的悲痛心情，全被这些张总身后事的“是是非非”给赶跑了。似乎，现在进入了CCTV12，讲案说理的时间似的。
张总如果在天有灵，知道他死后会是这样，该有多心痛啊！除了父母真正在为白发人送黑发人，老年丧子而悲痛以外，闪婚一个月的媳妇，三个姐姐的姐夫，公司的同事，全都在为他应该还有多少钱，这些钱该归谁，谁可能贪污了他的钱，为他的身后事的费用应该由公司出还是由家人出而争吵不休。
我酝酿好的悲痛情绪，变成了另一种，绝望。对于人性的更深理解，而产生的绝望。
在我的眼中，他是一个努力、敬业，不失天真，有责任感、可亲可爱的合作伙伴，一个小两岁的同代人。可在他的同事眼里，这是一个人缘不够好、经常不接听手机、对自己健康不在乎的领导。
车快到目的地了，这种“谁是谁非”的讨论也暂告一段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