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老爸的打靶技术，在广州时代，有一次我带着老爸老妈和四岁的侄子，一起去广州黄村的奥运训练场的时候，那里有比赛用的试打靶场地，当时是中海地产搞的一个活动，为邀请的看房客户们组织了一次，免费享受一遍所有的运动项目：我记得很清楚，那次在打靶的时候，老爸是相当认真，用趴姿扛枪瞄准的样子是有些专业，只不过，那时的他已不再二十多岁的小伙子，而是一个戴了几乎大半辈子近视眼镜的六十一岁的老汉了，虽然他很努力，老眼昏花之下，也只能承认：不少都打到别人的靶上去了；但那次也是我几乎一生中唯一一次握枪直射，收回来的靶图上居然都在8环以上，还有两发10环，真没想到，这个水准不错，可能是受点老爸的遗传？
但骑马，对老爸来说，还不算为难：我们把其他的三票都让给了他，让他一个人美美地在黄村的赛马区好好逛了三圈，他只用双腿夹马，就足够让马听话前进，连工作人员都佩服老爸这个游客，是所有游客中，最专业的。
不过，快乐也只是过往，痛快之后，痛就来了。
在老爸的《自传》，详细写了这个“伤残症”的由来……
“这时，我才觉得手臂手肿起来了。在那时候我就不敢再反映我弯手指就痛，只有与班长讲一下我手痛，就不去做单扛等运动，我只下达口令。有人反应到连里，说我影响连队对个人排班均不到，我只有一声不吭的坚持忍痛。
我被安排到菜地劳动，连长叫我回来汇报地里的情况，连长才发现我手指行军礼的时候手机并不拢，当时还没有发现手腕也有问题，连长就狠批评我，认为不老实，有事不报告，叫回连里写检讨再说。
我回到班里就是不写，思想不通，又过一会通讯员叫我到连部去，我们通信员说：‘是好事儿、坏事儿不知道，到连部就知道，连长讲到团卫生队检查去。’
为连队争光，荣个人受痛，最后还是批评不老实。
韩所长检查开了一张，去乌鲁木齐市新疆军区医院住院，回连队等通知。
所长叫我带十几名战士，全团各种不同程度的病员一起去乌市陆军医院，明天坐客运司班车走。各连队伤号全集中上班车，快到石河子，同志们都讲：‘班长你是乌鲁木齐市人，肯定都了解，我在河南农村，我陕西也是农村的，我是哪里哪里，能不能放上一天假，你带我们到大街上玩一下？’
行车到了客运公司，我领同志们到烈士陵园大街上玩了玩，玩儿了一天肚子饿，战士们的经费是少的，我带到后勤部卫生部。
后勤首先看到我们，手续是边防上来的，先给我们解决吃饭；又打电话，陆军医院派救护车把我们接走。
同志们还想再玩一下，我们第一天到医院住观察室，就与医生护士请假，想玩上一天，医生马上同意，并派一救护车陪同我们玩了一天，还专派一名医院战士陪同，就在玩儿的时候，有一名河南籍战士向医院请假陪同我们上街，他认识乌市，有要紧事他要去办就批准了，他走了，我们玩后就归医院，各到各的病房，入院治病。
我住的医院离我们厂很近。
我第一天晚上就翻后墙回单位去了，并带战友家长和亲友好友看一下，厂子里工友知道我在医学院，我在区军区医院住院，有战士的女朋友，还带着她的女朋友———我后来的老婆———就一起来院看我。
很快就要开刀，在未开刀前我住的2号床，一号床是长期住院的一名战士，她的护士是专业的，可以穿军服也可以穿便衣，可以以白穿工作服，我就感到奇怪，一个人一床被子他可折过来再盖，从小腿以下什么没有，十个手指只有两个，这两个还少一节等于8个手指都没有，就这样的战士，原来就是中印自卫反击战战士叫谭凤良。
我就问他：‘你把反击战的事给我们讲一讲，你们在开火的时候，我们听过你们的实况。爆炸时冲击波声音太震撼了！’
这位战士很客气，也讲了一下我们：‘你们的任务也很重，一面是苏修，一面是蒙修，新疆还要处置伊塔事件，阿勒泰地区还有土匪，你还是讲一讲你的事迹吧！你们的任务也不轻，侦查兵也就十几分钟的事儿，活儿要比较起来的话，我的还算轻点儿。’
‘我没有什么事迹，差点把我活埋掉，老天有眼又呼了一口气！事情是这样：我们在一个山头侦察不明暗堡，当时有明的有暗的，我们把明的一个一个炸掉，部队冲锋，突然暗堡响了冲不上去，快炸掉它，我拿起炸药包冲上去火力支援，不一会儿暗堡上了天，我也就不知道干什么呢，也估计想一起上天吧，昏了过去。部队冲上去，仗也打胜了，我还在昏迷。战地后勤在打扫战场时，直升机推土机全准备好的。当要埋掉我的时候，我给呼了一口气，快快上飞机！没有死，我到陆军总医院就三下五除二，我就成了这个样子了。’
原来这位战士是冻伤，因我军武器可以，由于没有及时救助，加上当时我国军队作战服还是比较差的，高寒地区是不适合作战的，绝大部分战士冻伤太多，该战友是英雄特级护理，原来就这样。
我们都与他开玩笑，他也不生气，后在留在了军政治处工作。
我们一有空就东拉拉、西扯扯，看我的人也多，有男有女，但是开刀了，医院规定不许探亲，不许写信，反正不许的地方太多了，整天就只能睡石床，还要上不同的治病治疗架，在治疗架上吊起来决不许动，连翻个身都不允许一个大小伙子能受得了这样的刑罚吗？一困就是三个月，我急得把钢床睡成一个槽了，可想而知，64年7月住院，没有跟任何人通信，可后来我家里也知道我受伤住院，我大嫂来乌市开会也未找过我，我大哥专程来乌鲁木齐找我，也没有见到我，医院严令不许探亲，所以这一点我均不了解。
由于战友的女朋友带我现在的老婆，就从军区医院这段时间里建立起朋友的感情，我于63年8月归队，其实心里也没有点数，部队这碗饭有可能就此结束，看回部队，我乱发脾气。再说一年过去了，光军区医院就住了八个月，63年就不了了之，回部队后搞副业种菜，可连队已转到盐池，不再在布尔津部队了，要在盐池山里盖营房，打石头打砖块，弄木头，这里的房修的像一个小城市，晚上一看灯火辉煌。
我在菜地负责全连下菜供应，就在菜地干活期间，连队内发生一件大事，其实我不清楚，我在菜窖拿菜刚要上梯子，听见厕所里有人拿枪在上子弹疙瘩，搭上子弹，我露头一看是王志强，我快速上去从他后腰死死抱住他。
嘴里一直喊：‘哨兵来人啊！’一直喊：‘王志强，你这样的做法不对！’一场大的事故免掉，原来王志强是60年兵中士，平时工作还可以，就是因为副指导员和司务长发生一件小事儿，记恨在心里，拿班长手枪（王虎魁的），准备进连不打死他们自己便自杀，其余拿重机枪与无辜战士对抗一场，危险终于没有发生，部队开连务会，因为有战事组织，他准备拿王志强关了禁闭，战士看守大门，等于1座牢房。
结果我当晚就受表扬，被评为‘五好战士’，为连队立功一次，这也算我自豪的一点。今天表扬过来，明天表扬过去的教育其他战士：‘一个人民解放军必须保持清醒头脑，提高警惕！’
在六连吃那么多苦，动那么多脑筋就只提了一个下士，其他什么功劳也没有，看来到九连住了八个月医院，什么贡献也没有，后来我也想通了，因为我们是军人，从前线边防，参战人员什么样的情况都有，加上新疆的形势也不安宁，怕战士们犯错误。
对我个人的终身大事，我在医院也考虑了不少，我母亲也给我介绍过，由于她介绍的人拉后腿，通过组织了解，又有另外一个从小光屁股一起长大的，我先后去她单位于五六次都不敢进单位，因我是乌鲁木齐人，可她那儿是小县城，大戈壁滩，小单位，交通不便，还是考虑考虑，她估计从母亲那儿弄到我的地址给我来信我都感到奇怪，决心下，少与她来往为好，在阿勒泰也认识过的一些小姑娘，都一一推倒，包括这其中还有一个哈萨克音女孩子波尔金，战士们起了个外号叫‘风沙尘’的，对她就更不感兴趣了。
就是这个对象，我也考虑：一、我已受伤，能不能残废；二、我眼睛也近视了，骨头也切除，这个兵是当不成了；三是这个姑娘看起来老实，是农村来的人，又是原来一个单位，不是一个车间；四她又是江苏人，将来就是回家也不麻烦，生活习惯都一样；五、人的长相是超过我的；六、家庭贫苦；七、就是个子矮点，可看到我战友的女朋友，她们的人差不多高，人家都可以，我还有什么呢？
后来65年她要回家探亲，由于我的家庭太复杂，给她讲不讲，想来想去决定不讲，让她去上海给我二哥看一下，如果他看还可以，我就定下结果，告诉她二哥上海地址上海汉口路117号，她真的找到二哥，送她上轮船回苏北，这就证明二哥同意了。
个人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