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登太行雪满山，欲渡黄河冰塞川。“
生活还要继续，我必须调整好自己，现在起，生活先后次序原则改为:第一位:父母健康;第二位:自己生活好;第三位:乌鲁木齐业务发展;第四位:喀什业务发展。
有这样的指导原则之后，我的时间表也跟着变化了，有很多计划了未来的几年里，去哪里哪里完成怎么样怎么样的旅游，但他们很少有计划着分配多少时间给父母，而我在之前的十年里，早已玩够了，游好了，现在的计划里，有着满满的回归家庭，向往平淡生活的愿望。
美好的计划，和现实的冲突，总是在很不经意间，就轻松碰撞了。
象天气一样，老爸由于生病带来的脾气也变化了，爱发脾气，我调也调不好，心里的坚持也会有段一时间偶而会小崩溃一下，真的，这样的生活质量，不如大家一起死了算了。
有多悲观?一向向往家庭，多子孙的观念都倒了，如果我在这岁数，再造一个孩子出来，等到孩子长到30来岁的时候，就会面临类似今天这样的场面，那对他好不公平，太痛苦了，不如不要了，就这样吧，送完父母，送完长者，自己悄悄挂掉就算了，别再带其他人到这世上受罪了。
不摸电脑，不上网，不停洗洗弄弄，手上的皮肤几天就改变了；也不用做任何表情了，因为任何平静之外的表情里，布满了忧愁划成的线。
就算是这种情况下，还是先后向父母借了3000多元，2500用去SI的年审认证去了，还有话费什么的。真的，我有多久没有收过一分钱了?已经不记得收钱的感觉了，掌心向上的日子过了太久了。面对其他人的质疑，我在喀什的坚持，这种死撑，真的太可笑了。
那天听到赵达的夫人对他们的女儿说的话，就仿佛听到了童年里的父母的话:“你要好好的，以后我们就全靠你了。“
我们现在是四个子女，都无法让父母依靠，不仅如此，我还在事实上“靠”着父母，就象大冬瓜说的，以前是“养儿防老”，现在是“养老防儿”;而赵达夫人对女儿的要求，我能体会小孩子会背着多大的责任感长大。背，背得动吗?
最明亮的“星星”成了“流星”已划过了天空，不会再有;而“太阳神”也被我划出了我的视野，以后，我还会给什么男人信任呢?
成家的人就是不一样，同样是天天回来照顾老爸解决大便问题的哥，他就从来不抱怨，并且每每都给爸带来好消息，带香蕉、带菜，两个姐姐在周末也会带补品过来，好好安慰一下老爸老妈。
他们都生活在各自的小家庭里，并且从那一个一个小完整中，一边享受着安全感，一边尽着相应的责任，且累且满足着；这，都是我所没有的模式，我就是我的家，我是一只属于自己的部队，可以完全打发掉所有的时间，可以不需要人安慰，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一切，可以睡得很晚，起得更晚，可以折磨自己的，就是自己的责任心，而不是那些个天天掂记着我的人。
我们这代人，有四个孩子，两个60后（尾巴）、两个70后（头），前三个，都按照传统的样子，完成了正常人应该有的步骤：长大、工作、恋爱、结婚、生子。而我，却不知为什么，被卡到了“工作”这一段，就再也无法往下进行了。
或许是太懂事的缘故，又因为是最后一个出生，前三个虽然完成了，也走得跌跌撞撞，在那完成的过程中，需要我的助力：比如安抚父母、比如帮他们在第三代孩子出生的第一阶段，前两年最手忙脚乱地时候，帮上一把，比如和哥一起，给父母买房子，让我们即使是四散开枝散叶了，也有家可回。
完美主义者的想法，致使自己理想的状态，总也无法到来。
并且，由于这个时间点，卡的是那么地微妙，就能完美地错开一切“顺利”：
比如上小学，如果我出生在9月1号，就可以在7岁整那一天上小学，可惜生在3月，当6岁半的我，被爸爸带着跑去学校，参加了两场招生考试，一场是当面问答，一些关于家里有几口人之类的；另一场是做数学题，我算不出一道过二十位的加减法，当时数尽了手指头，发现不够，只好再数手指的指节，总算凑够了，写出一个至今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正确的答案。交卷后，跑到门口，看不到爸爸，而我的小“青梅竹马”在门外等着我出来。就算是那样，我只记挂着和飞飞跑回家去吃西瓜，他小我一岁，住对门。我就记得我正在床底，认真的敲打、挑选哪个瓜比较熟一点，确实地说，是“骑”在一个大西瓜上的时候，老爸回来了，把我从床底下一把拽出来，一通暴揍后，……就又愉快地玩了一年；
那时候，每年夏天，父母工厂都发一整麻袋的“炮弹”瓜，因为长得长，又大，就起了这个名字，其实主要是下野地的西瓜，加上我们当时个头都比较瘦小，就自然觉得是骑在“瓜”上了。
而挑瓜的功夫，就是那时候一个个拍出来的：拍瓜就象是地震探测仪工作似的，通过拍瓜，得到手掌心有一个反震的力量，如果能够成功反弹回来，有一个微弱的力，就证明：瓜熟了；如果拍进去力量，如泥牛入海，没反应，那毫无疑问，生瓜蛋子！
后来听说是，老爸回去拿资料，而我又不够7岁，错过了交资料以及去和招生的领导去争取的机会，条件卡得很死，除非是老师的孩子，其他人，哪怕生日是8月31号的，都不能入学。于是，等次年入学的时候，只有两个6岁的老师的孩子是小同学，其他同学，齐刷刷同一年内的，精确极了。
其实早一年上学的孩子，还真是够傻，不仅是个头比同龄人要矮，平常上体育课什么的，还很受欺负，所以，老师的那两个小我们一岁却一脸懵懂的小同学，也实在是够可怜的。尤其有一个小候鸟，一到夏天就来我们班上课；冬天就不知道转到哪去了；等下一个夏天，他就又回来了。
等到第二年，7岁半的时候，又被老爸带去面试了，那个数学的噩梦还在，我紧张级了，两手背在身后，随时准备偷偷数指头。招生老师这次只是问了几个问题，并没有再次组织数学考试。
我记得她先问：“2加3等于几？”；
这个简单，我虽然已经知道答案，还是不确定，就在身后用左手伸出两个手指，右手三个，认真地暗地里数了数，才小声地回答：“5”；
接着，她又问：“你家几口人？”
我这背在身后的手指还在忙活着呢，就差一点还说“5”，就在话要出口前一秒，突然想明白了，我家是“6口人”。
就这么简单，上学了———可就不明白了，6岁能不能上学，要考两场试；而7岁上学，却问这么简单，甚至没有超过一只手的数字的数学题。
就这半岁，晚上的一年学，等到四年后，我们的上一届学生，被分成了两拨：大五班和小五班，因为开始实行六年制了，成绩好的，按原来的规则五年级毕业去上初中了；而差的那一半，构成了第一批“六年级”；等到我们上的时候，又是齐刷刷的“一刀切”，统统读六年。而我只记得，那一年的教材和五年级的，差不多，有好多重复的，感觉自己象是留了一级似的，而一直作为学校顶级“学霸”、大队长，就对这一年的学习，毫不费力地以双百拿下，顺利升入初中。
之前大姐二姐们的初中是三年，高中是两年，加上小学五年，完成全部高考前的学业，刚好是“十年寒窗”；可轮到我，小学加了一年，高中加了一年，变成了“十二年寒窗”。
再后来，初中中途转学到市十中，一所体育生专长的学校，继续“学霸”的道路；直到考上实验中学，终于和全疆的顶级“学霸”们，在16岁“会师”，三年苦读后，在高考的关键点上，我们又遇到了史上第一次“收费生”———在我们之前，上大学是有钱拿的，而从我们的这一年起，开始要收费上大学了。
悲催的节奏继续着，如果可以不去忙着吃那个西瓜，加上老爸帮着争取一下，或者我就可以赶上6岁上学；就可以赶上“十年寒窗”；就可以有“上大学不要钱，还能发钱”的美好时光；就能赶上大学一毕业，立即就分配工作，从此衣食无忧的正常轨迹的日子。
可是，……时运这种东西，我想问：能不能怪西瓜？也许不是西瓜的错，是葡萄的错吧！新疆的葡萄6月份，就可以下来第一批了，那一定是父母在1972年的夏天里，他们肯定吃了不少葡萄，甜蜜得不得了，所以……
我得怪葡萄。
唉！其实我只是想说，这点儿踏的，也“真叫人无语凝噎”。
“机会”稍纵即逝，从父母这代人，也是年纪轻轻就轻率地选择了一些重大的决定；而到我们这一代人，时代发展带来的各项政策的改革，也是渐次展开，后知后觉。
要说只怪这个“时点”呢，也不对：按理我的哥哥、姐姐们是教育制度改革前出生的人群吧，可是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大姐是靠顶替老妈的班；二姐彻底没戏，在高考还需要预考制的前提下，连高考的考场都没进去过，就直接走上了社会，自谋出路去了，照老爸的回忆，本来也有老二顶替他工作的机会的，可是厂里以外派他去伊犁新源县农机修造厂进行两年的技术支持为交换条件，而事后又没有兑现，所以愤怒地提前退休完事儿，自然也再也没有什么能力帮到二姐的工作；哥呢，初中刚毕业，还没来得及上高中，天山锅炉厂来招工了，老爸敏锐地认识到，这几乎是他能为儿子做的最重要的决定了，参加招工，先去上班，离开大修厂，再也不能失去机会了。于是，哥是年纪轻轻，还没有到16岁的生日，就用他那瘦弱的小身板，去锅炉厂最辛苦的轧钢车间，火星乱溅，需要人工递送通红滚烫钢板的一线去干体力活。
工人的孩子，除了当工人，还想做其他？可以，但得凭实力说话。
所以我，不能怪父母，只能怪自己的学习成绩还是不够好，不然，同期的其他人，也确实有因为自己的努力而改变命运的呀！我没有象人家那样跑羸那段，是自己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