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象是一个人，开始成为“社会人”，就得开始和各种证件、各个部门打交道，就会拥有各种属性一样；我们的“合力兴通”，作为一个新成立的公司，也不得不为各种各样的证件，准备着各种角度的身份证：工商执照、代码证、国税和地税的税登、银行开户许可证……这一系列陶玉芳给我弄好的东西，证明着一个企业最初出生的样子。
在拥有这些最基础的资质之后，真实的血液，资金，从一开始的“黄老师”说啥就是啥，长青和师玮会恭敬“乖乖”拱手奉上，变得慢慢成“挤牙膏式”的，到后来变得一番争论之后，才或者有或者无的“接济”了。
这就象电影中的那句台词：“我猜中了开头，可是没有猜中结尾。”
事情，尤其是在这事情没有想象中进展那么快的时候，用“真金白银”开始“浇灌”的一个新企业，要花的钱之多、之广，大家花钱的标准之不统一，就渐次展现了。从一开始的“遮遮掩掩”、“欲说还休”，终于演变到最后的“终级PK”。
谁也说不清楚，谁该为这种“混乱”和“不如预计”来负责。
“3/3/3/1”，核心的这个“1”，吕执，在他该出声的时候，却禁声了。
而之前大家本没有任何缘源的“3/3/3”，“黄老师”、长青和师玮却是认真按企业规则游戏玩的三个大头，于是也真枪实刀地开始了讨论，意见是如此的分散，合合分分的，很难统一。
这是“合力兴通”的第一年，却是“黄老师“在喀什的第三个年头。为了“江河购物广场”能够成为“多网合一”模式的试验田，历经了各种路径：从广州赛吉，到老五的公司，到现在的“合力兴通”，其间曲折、艰辛，只有这个事件的创领者、执行者，公司的法人、兼董事长最能说的清楚了。
而后续进入这个项目的其他三个合伙人，吕执、朱长青、师玮，作为公司的股东，共同看好这个项目，并开始实际的合作。
又回忆起，就象所有的蜜月期一样，起初，被三个80后尊称为“黄老师”的我，曾经向吕执抱怨过：“要是我自己做，一个星期就搞掂了，带了他们，21天！”吕执给释怀说：“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教会了他们，那不是以后可以省了更多的时间？”
必须说吕执，是一个出色的演说家，他成功地说服了这三个原本不相识的人，凑在了一起，学人家开起了公司。
可是，现实就是现实，没过多少时间，各自都掀开了那层保护自己的面纱，“磨合期”来临了，大家出身不同、背景不同、专业不同、性质不同……数之不尽的各种相处太难，一桩桩，一件件地体现出来了。
都是文化人，谁都不愿意说得太白，结果，拧巴，一直很拧巴，越来越拧巴，说不清楚，道不明白，“黄老师”无计可施，从那笔3万元的进货款无人肯支付开始，彻底放弃了实际上与这三位太过“拧巴”的人的求资金的合作模式，自己想办法另外寻求了融资人，这才得以将以后的事情，一件一件领回到原来的路上来。
如果历史可以重演，如果时间退回到4月，如果“黄老师”没有鬼使神差地听了吕执的话，几乎可以说是糊里糊涂地就成了这间公司的法人，从3月去广州起，离开赛吉的我就失去了自己判断的能力，一直到6月吕执来到喀什，在飞雁宾馆，从师玮的手机上看到了吕执发来的手机短信上，与给自己的完全不同的两个版本起：就是那一秒起，“黄老师”才变回以前的黄琳，真正用自己的大脑去思考问题、判断人的那个黄琳。
作为公司法人，必须一再给自己批判：判断力是如何的差。
如果当时，我没有选择合伙制，而是就自己，成立独资公司，或者顶多拉一个家人入股，后来的融资实际也证明了自己是有能力筹措到超过公司初期运转的7万的那些资金，可为什么没有那么做呢？吕执给到的信息是：“好好利用他们的钱！你出10，当30，其他都由他们来投资。”可实际上呢？被三个小P孩子耍了。我只能承认自己真的看走眼了。
如果能历史重演，我会怎么做呢？
首先，公司是独资的，没有这些起反作用的合作人，小张只是员工，做好员工的角色；而“山伯哥哥”战友的房子，可以让我省掉1.5万的房租费；一年的消费，我不会超过5万，我很省，不会太多次地去“喝洋酒，泡88”；我会用更多的时间去和运营商、业主们去接近，而不是看着其他几个合伙人的眼色、是否同意而行事；这些不能起到正面力量的合作人，严重扯了我前进的后腿。如果要我独力行事，这一年，我不仅仅可以完成5个站的美化天线，起码10站以上；驻地网，室分也能完成，钱都花在了刀刃上，力量都用在了客户上，而不是如何与自己人扯皮。15万，到年底，由我来分配，会怎么样呢？我会完全感谢完所有的应该感谢的人，还能还清信用卡……
可是一切都只能是“如果”。
我必须面对既成的事实：以上的种种分析，都深深的揭开了所有藏起来的伤疤：我不敢面对，不能直说，一直压抑的想法。
现实是：我还在重压之下，一切还将继续；如何处理与师玮、长青、吕执的关系，还象一个隐藏在大脑皮层下的血管瘤，不知道哪天我火大了，它们就会爆炸，让我死得很难看。真要那样，也好，解脱完事了。
一个感情丰富的小女人，让“感情”左右了一年，回归到理性分析总结的一面，多向自己找缺点，下刀子吧：明年我该怎么做，才可以扳回败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