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雪岩的成功并不仅仅在于把生意的规模做大到极致，更在于他没有忘记自己的社会责任，这才使他得到百姓长久的认可。胡雪岩认为发了财就应该做好事，就好比每天吃饭一样是例行公事。
守护杭州城：危难之际，分辨真英雄假豪杰
一个道德完善的人，总是能够按照完美的谨慎、严格的正义和恰当的仁慈去规范自己的行为，因为这是生命本身对他的要求，也是他在道德规范面前必需的选择。
很多人非常了解道德的准则，但在实际行动中却不能很好地贯彻。因为人的感情冲动会促使或者诱惑他不自觉地去违背那些准则。不管你对这些道德准则多么了解，若不能实现有效的自我控制，毫无疑问你将无法将之付诸行动。所以，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我们都要保持一颗清醒冷静的心灵，按照道德的要求塑造自己的模样，实现有效地自我控制和自我管理。
王有龄在就任浙江巡抚之前，杭州城就曾遭到太平军围攻过，临危受命，加上太平军和清军的拉锯战，使得杭州城里一片萧条，可谓正好拣了个烂摊子。
当江南大营遭到击溃时，何桂清不顾百姓的死活，断然逃出了常州，太平军趁机再次对杭州展开了围攻，这不仅惹起百姓的愤怒，还招惹如潮般弹劾的奏章，同何桂清走得很近的王有龄也难逃被指责、揭发。很快，何桂清便被革职缉拿。
没有了靠山，王有龄把希望放在了胡雪岩的身上，像他讨教如何加强杭州防务的办法。胡雪岩把司马松关于在城与江之间建斜坡以保粮路的想法告诉了王有龄。为此，便把瑞昌和司马松召集起来，共同商讨大计。
但是这个主意遭到瑞昌的反对。他认为这项工程是费时、费力、费钱，过于劳民伤财。在这样的非常时期是不可采取的。
瑞昌正好说出了王有龄的担忧，他怕路还没修好，杭州城就已经沦陷，岂不是白白浪费掉人力物力，就没有采纳司马松的建议。
虽然王有龄没有同意，但是司马松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他认为，粮草是根本，即便杭州城以后被太平军袭击，保住粮食，就算等待救援，也是能够维持一段时间的。司马松见王有龄还是没有松口，便又提出了另外一个建议，那就是放开城门，让百姓们逃出这个危城。这样的话，军兵们粮食也可以多撑一段时间。
瑞昌听到此建议，立马反驳，他担心奸细因此混进城内来。而王有龄身为父母官，又不想让自己的百姓背井离乡。
最终，司马松提的意见都被否决了。胡雪岩大感遗憾，但自己始终是官场之外的人，不便于插手。虽然没有听从司马松的建议，王有龄对于粮食的问题还是考虑了。于是委任胡雪岩当粮道道台这一官职。本无意做官的胡雪岩，曾多次拒绝王有龄的保举，但是到了这个危难的时刻，不能脱身而出，这个官是不想做也一定要做。
胡雪岩一上任，就倾自己的所能帮助杭州城购买粮食。随着太平军的节节逼近，杭州城很快便要被围实。胡雪岩劝王有龄赶紧离开杭州，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之前何桂清的事件摆在那里，王有龄就算有心也没有胆子。为了安抚属下的人，王有龄还不让自己的妻儿先撤离。胡雪岩虽然有些痛心，但是对王有龄的举动非常钦佩和感动，表示要和王有龄同进退，共生死。
王有龄听后，也为有这样的兄弟而欣慰。但是他并没有让胡雪岩留在杭州城，而是劝说其离开，只要这样才能拯救杭州。他说，粮食是守住一个城的关键所在，一旦断了粮，也就失了城，所以胡雪岩要想尽办法去筹集粮食。王有龄甚至把胡雪岩比做《赵氏托孤》中的程婴，希望他能担起此重任来。
胡雪岩深知，这是一份责任，是无法推卸的，所以义不容辞的前往上海，为杭州城筹粮。连他的妻子陆氏在胡雪岩离开的时候，都带头为百姓施粥。
人的一生总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苦难和绝境，有的人可能会被危难来临之际的气场所吓倒，殊不知，勇敢面对，那将会是你精神、乃至整个人生的成长。也只有在危难之际，才能分辨出谁是真英雄，谁是假豪杰。
在没有面对诱惑的时候，按照谨慎、正义和合宜的仁慈的要求行事，并不显得多么高尚。只有在面临危难时审时度势、量力而行；在面临威胁时仍然诚挚地按照正义的规范行事，不理睬那些使我们违反道德规范的诱人利益，也不理会那些可以激怒我们的种种伤害；在被小人忘恩负义或者恩将仇报时还坚持自己的慈悲之情，这才真正属于最高尚的品质和美德。
开办药号：赚了钱就要做善事
在中国社会中，士农工商，商人的社会地位一直比较低。商人手中的大笔钱财，在大多数人看来，是通过投机取巧获得的，而不是像农民一样勤勤恳恳劳作创造的。所以对商人总是采用警惕与鄙夷的态度。
胡雪岩生活的年代，身为商人如果想提高自己的地位，买官入仕途是一条路，但是这种方法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在百姓心中的形象。百姓对商人的成见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认为商人把社会的财富聚集到了自己手上，也就是敛财。所以商人让社会改观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回报社会。乱世之中，与百姓生死息息相关的是药，于是胡雪岩仔细思考之后选择开药店而济世。
“北有同仁堂，南有庆余堂”，胡雪岩的成功并不紧紧在于把生意的规模做大到极致，更在于他在同时并没有忘记自己的社会责任，这才会得到百姓长久的认可。胡雪岩认为发了财就应该做好事，就好比每天吃饭一样是例行公事。
当时社会动乱，太平天国、小刀会等起义很多，各地战乱频繁，很多人流离失所，背井离乡，在风餐露宿之中或者水土不服，或者旅途劳顿，很容易得上疾病。但是他们的身上一般都没有多少银两，因此很多人都不愿意开医馆。胡雪岩在此时开办药店自然也不是为了赚钱，而是济世之举。他不能看着那么多人倒毙途中，自己有能去救却不救。在清军与太平军和出关西征时，胡雪岩就已邀请江浙名医研制出“胡氏辟瘟丹”、“诸葛行军散”、“八宝红灵丹”等药品，寄给曾国藩、左宗棠军营及灾区陕甘豫晋各省藩署。战乱结束后，为了能够“广救于人”，胡雪岩决定开办药号。
浙江因气候适宜，有很多品质优良的草药，杭州城内的医药业也很发达，胡雪岩身处其间，不仅受到了“悬壶济世”的中医传统的影响，也有良好的条件去从事这个事业。因此，胡雪岩下令在全国各地钱庄另设医铺，对前来看病抓药的人有钱的少收钱，无钱的则免费看病送药。通过做这个慈善事业，胡雪岩在百姓心中的地位和形象就大为不同的。
另外，胡雪岩还与军队做了沟通，他与湘军、绿营达成协议，答应只要军队出本钱，购买原材料，让名医去配药之类的事情都由他负责，药物配成之后，他会派人送到军营之中，如此一来，军队的后顾之忧就少了许多，曾国藩在得知此事后感叹说：“胡氏为国之忠，不下于我。”
镇压了太平天国之后，科举考试之时，胡雪岩考虑到很多士子因为刻苦学业，为准备考试又通常熬夜，一路跋涉前来应考，身心疲惫，因此就派人送各种药品、补品给这些士子。士子是治国之才，胡雪岩此举不仅受到考官、士子们交口称赞，也赢得了上层社会和下层百姓的爱戴。胡雪岩自己则说：“不必言谢，诸位乃国之栋梁，胡某岂能不为国着想，以尽绵薄之力。”
如果只从现实的“利”来考虑，胡雪岩在创办胡庆余堂和经营的过程中并不成功。明明可以通过这条的道路谋求更大的利润，却没有那么做。正是面对义与利的取舍能够作出自己正确的判断，使得胡雪岩被后世称赞。一个成功的商人就在于他不仅是一个单纯的慈善家，还善于把义与利结合起来。
1875年（光绪元年）开始，很多客商、香客一下车登岸就发现，有很多人身穿印有“胡庆余堂药号”字样的号衣，迎上来免费赠送辟瘟丹、痧药等民家必备的“太平药”。这就是胡雪岩的宣传之道，受惠之人对胡庆堂自然心存好感，来到杭州的外地人都对这个药号印象深刻，胡庆堂也就随着四方人士的走动把名气传到了全国各地。
钱可以买到气势，但未必能买到别人的尊敬。胡雪岩不仅用钱换得了钱，还在人们的心中烙下了深刻的印记，让别人发自内心的敬重。虽然他在济世之时，是否考虑到自己的成本和赢利计算，但他此举确实使得商人的地位和形象大为改观。而且同时他也不失时机地为自己做了宣传。名利本就难以截然分开，有了名之后，利也随之而来，胡雪岩正是做到了“双收”。
同洋人斗法：从商也要考虑民族利益
蚕丝业在中国的江南地区很发达，当地的很多人都同这个行业挂上了钩，一旦市场有所动静，便会波及众多人的生计。所以，清朝时，政府对江南一带的蚕丝业采取保护、抬价或减价收购，禁止垄断等措施促使其发展。
但是，随着西方机器的传入，手工作坊的生产效率和生产技术已经远远落后。洋人在中国开始大量收购生丝，然后运回国内进行生产，缺少生产原材料，这就迫使江浙一带的手工作坊一个接着一个倒闭，洋人开始想尽办法压低价钱来收购生丝，渐渐地就控制了整个蚕丝市场。由于生丝的特性，如果不加特殊的保护，很容易从最初的雪白变成土黄，那样的话丝就会一文不值。再加上，蚕丝业维系着千家万户的命运，丝若卖不出去，大家的生活，还有工作全部都将化作泡影。所以，就算是价钱再低，蚕农们只能硬着头皮把手中的生丝卖给他们。
胡雪岩对于蚕丝业一直都心有所寄，但是由于能力有限，不能同洋人进行对抗，小打小闹又不是胡雪岩所要的，他的目标是能够在蚕丝业一展拳脚，大干一番。胡雪岩明白，和洋人较量，除了自身的实力之外，还要有强硬的靠山，这样才有胜利的可能。
公元1854年，何桂清调补仓场侍郎。随后登上浙江抚台的宝座。
借助何桂清的关系，公元1855年，王有龄调补杭州知府，不久又被授予署督粮道，赏戴花翎。
公元1856年，王有龄集盐务、司法、粮政于一身，被授予署盐大使，护理按察使等职位，成为浙江要员。同年，何桂清升为两江总督，又提拔王有龄为江苏按察使，随后又署理藩司一职，全省的人事和财政被其所掌管。
公元1860年，王有龄升任浙江巡抚。
胡雪岩在官场的靠山越来越硬，与洋人斗法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正如胡雪岩的所说的，“官场摆平了，自然好与洋人斗法”。
王有龄升为浙江巡抚后，胡雪岩便让他出面，牵头成立由富豪乡绅等有头有脸的人组成的蚕业总商会。胡雪岩的意图是想利用他们向那些蚕农作担保，购买生丝的钱先出一部分，另外一部分先欠着，害怕有风险的话一切由蚕业总商会担保，并盖上浙江巡抚的印章。所欠部分钱按照高过钱庄的存款利息来付。除此之外，还可以像这些人招商，共同出资来做蚕丝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