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历史的博弈现象解读——历史中的博弈 (7)
十一月八日，慈禧下令将肃顺杀死，又令载垣、端华二人自尽，其他五人也分别被革职，或被充军。三天后，皇太子载淳在太和殿举行登基大典，改称“祺祥”为“同治”。到十二月二日，慈禧和慈安在奕{斤等大臣的多次“敦请”之下，打破了清代流传下来的禁止女性预政的祖制，共同“垂帘听政”。从此，慈禧太后将大权抓在了自己手中。
说穿了，以慈禧为首的集团只是一群“招兵买马”的人。慈禧一开始就以权力为诱饵向奕诉许以重任，算是收买人心。后来，她又与慈安合作，削掉了恭亲王奕诉的议政王头衔，她要使奕诉明白，他是两宫太后臣下，生杀予夺之权，均操纵在两位年龄比他小的年轻女子手中。搞得好，可以合作；搞不好，下场可悲。
太平天国合作性博弈的破裂
合作性博弈是指在危难关头，因为出现共同敌人，人们便会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但当时局稳定之后，在分享成果时，人们的私心便会日益显露出来。这时，权欲、物欲会在不知不觉间膨胀，什么患难之情、兄弟之谊全被抛到九霄云外，此时非合作性博弈便出现了。人们争先恐后地邀功请赏，终日患得患失。最后，还会把矛头指向一起血战杀场的兄弟，弄得人心惶惶。很多人不是死在战场上，而是命丧于自己人的手里。而这一切，均是权力惹的祸。杨秀清就因滥用权力，导致了与洪秀全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冲突，最后为洪秀全、韦昌辉所诛杀。
一八四三年，几度科场失意的士子洪秀全，受到基督教福音圣书《劝世良言》的启迪，毅然抛弃了功名愿望，联合密友冯云山，准备发动农民，推翻清政府的腐朽统治。洪秀全、冯云山进行了分工，洪秀全主要从事理论研究工作，著书立说，为发动起义作思想准备。冯云山则深入到形势险要的广西紫荆山地区进行实际斗争，开拓基业。在冯云山的积极宣传组织下，贫苦农民与当地反动势力展开了激烈斗争，紫荆山地区渐成起义摇篮。正当洪秀全赶赴紫荆山区，起义日渐成熟的时候，杨秀清首次演出了“代天父传言”这一影响至深的一幕。
杨秀清，广西桂平平隘山人。原籍广东嘉应州，属客家，世以种山烧炭为业。杨秀清本人“五岁失怙，九岁失恃，零丁孤苦，困扼难堪”。备受欺凌的生活使他成为紫荆山地区早接受冯云山宣传的烧炭工人之一，并很快成长为意志坚定的骨干。一八四七年十二月，武宣的地主团练首领王作新，向桂平官府控告冯云山结盟聚会，不从清朝法律，践踏神明，冯云山被捕入狱，后经会众拼死相救，方幸免于难。一八四八年一月，王作新再以‘聚众谋反”罪名把冯云山和卢六逮捕，转解桂平监狱。洪秀全获悉后，立即赶赴广州设法营救。由于洪秀全、冯云山两位主领导人都脱离了紫荆山区，队伍内呈现群龙无首之状，许多人开始心怀异志，表现出不同的动向：或畏惧退缩，或动摇观望，而混迹于队伍中的奸细乘机兴风作浪，散布流言蜚语，有的甚至当地流行的“降僮”这一迷信活动，分化队伍，加之内有疫病流行，外有团练压迫，队伍中人心惶惶，大有顷刻瓦解之势。一度呈现大好形势的紫荆山根据地发生了严重危机。
在这一关键时刻，杨秀清沉默寡言两月有余后，于一八四八年四月六日，在洪秀全早年“异梦”和当地“降僮”迷信活动的启示下，找到了灵验药方：自称天父“附身显圣”，“代天父传言”。据韩山文记载：当时杨秀清“严厉肃穆，责人之罪恶，常指明个人，又宣露人之隐恶。此外又劝人为善及预言未来，又号令兄弟们如何去做。他的说话大体对会众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传言的具体内容是：天父“已差天王降生，为天下万郭(国)真主，救世人之陷溺，世人尚不知敬拜天父，并不知真主所在，仍然叛逆天父，理宜大降瘟疫，病死天下人，而天父又大发仁慈，不忍凡间人民尽遭病死，故特差东王下凡，代世人赎之”。
这就是杨秀清的第一次“代天父传言”。此后直至一八五六年在天京变乱中被杀，杨秀清曾多次重演了这一幕。
杨秀清在一八五三年以前的“代天父传言”，总的来说都起方面的作用。但其中影响最大，进步作用表现得最为突出的，还数第一次“代天父传言”。
杨秀清第一次“代天父传言”的主观动机完全是出于对起义事业的热心和诚恳，不能把前后不同时期的“传言”动机混为一谈。
杨秀清在传言中第一次以天父的口吻打出了洪秀全为天下“万国真主”的旗号，号召党众不要叛逆天父，并许诺为世人赎病，这些无疑起了一定的震慑作用。它不仅给会众以精神寄托和安慰，而且使洪秀全的“人主”地位有了神圣依据，大大巩固了内部的团结。正因起过如此明显的积极作用，所以，当洪、冯回到紫荆山根据地对形形色色的“传言”活动一一审查时，只把杨秀清的“代天父传言”和萧朝贵的“代天兄传言”审判为“真者”，其他
“传言”均被斥为妖言惑众，传言者被清出队伍。后来洪秀全还亲自下诏，定三月三日为“爷降节”。
杨秀清一八四八年的“代天父传言”，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确实起了扭转危难局面的作用，是他对天国事业的重要贡献之一。这不仅为会众所认同，而且也为洪、冯等领导人所首肯。但就在杨秀清出于真诚的动机演出“代天父传言”的一幕时，实际又为新的更大的革命危机的爆发埋下了引线。这是洪秀全和杨秀清本人始料不及的。
杨秀清通过一八四八年的第一次“代天父传言”，牢牢地掌握了天国至高无上的神权；一八五一年永安封王建制，杨秀清又取得了节制西王以下诸王的统兵大权；一八五三年定都天京后，由于洪秀全“临朝而不理政”，杨秀清又在“主”与“军师”的政治体制下掌握了天国的政权。杨秀清三权归一，已经成为总操万权之职的实权人物。但是，从一八五三年定都天京开始，洪杨们随着由先前的草莽英雄一变为“小天堂”的主人，固有的自私性、狭隘性等种种劣根性逐步暴露出来了，开始在追求特权和享乐的封建化道路上越滑越远：思想上追求封建特权(森严的等级制度)；作风上追求家长式领导(独断专行)；生活上追求帝王式生活(妻妾成群，宫女千计)。如此全面迅速的蜕变终于带来了严重恶果：过去的同甘共苦变成了同床异梦；情同手足变成了离心离德；荣辱与共变成相猜忌和争权夺利。
杨秀清的独揽大权，对洪秀全的地位构成了严重威胁。而杨秀清在天京事变前，不恰当地一而再、再而三地使用了“代天父传言”这一最初的“发明”和独家拥有的“神权”，让洪秀全非常难堪：一旦“天父下凡”，附身显圣，就连天王洪秀全也要随叫随到，也要以子辈的身份屈膝匍伏在杨秀清的脚下，聆听高高在上的“天父”的训诫，甚至还要领受杨秀清人为的侮辱。
不仅如此，为了早日实现“参拜天父永为我父，护卫东王早作人王”的目的，杨秀清同样用“天父下凡”的神话为自己歌功颂德的行为，更让洪秀全难以容忍。但事已至此，洪秀全欲用和平方式改变皇权旁落局面已非易事，或者说已根本不可能。一方面，太平天国运动与生俱来的封建神权的感召力，不会轻易在人们心目中自消自灭。另一方面，杨秀清已将神权、政权和军权集于一身，他不但不会自行放弃使之扶摇直上的封建神权，更不情愿将军政大权复归于洪秀全。恰恰相反，随着杨秀清个人思想的进一步蜕变和权力欲的急剧膨胀，他更变本加厉地向着揽权篡位的方向发展。洪秀全要想改变这种严峻局面，结束这场皇位争战，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诛杀杨秀清。
一八五六年上半年，在杨秀清主持下，太平军先后取得了西征和天京破围战的重大胜利，太平天国军事斗争进入了全盛时期。在这些辉煌的胜利面前，杨秀清把这一切胜利归功于自身，骄矜自傲，‘‘不能自忌”。杨秀清错误地认为，压服洪秀全自称万岁，，的时机已经到来，于是便毫不犹豫地再一次祭起了“代天父传言，’这一‘‘法宝”，逼天王封其为“万岁”。这对洪秀全来说不啻冷水击身。已再没有退路的洪秀全决定用杀戮回报杨秀清，他表现主动加封杨秀清为“万岁”，实是借此一面麻痹杨秀清，一面激怒韦昌辉。
一八五六年九至十一月，终于在杨秀清最后一次“代天父传言”的形式下演出了“逼封万岁”的闹剧，并进而引发了一场由诛杨开始到杀韦为止的变乱悲剧。洪、杨决裂过早地来到了，数以万计的天国儿女不是死在与敌人战斗的沙场上，而是倒在了天国兄弟的刀锋之下。太平天国由此走向衰亡。
历史的教训不容遗忘，个人私欲的膨胀很容易导致合作关系的破裂，而各为私利的抉择，最终的结果就是两败俱伤。
西安事变的各方博弈
在西安事变中，众多政治派系的博弈成为超乎事件本身的决定力量。
蒋介石的算盘
在除去当日国家财政、基础设备及军备实力之外，有关政治驾驭方面，蒋介石的想法很容易去理解：内乱与外侮的份量，从任何一个政客眼中去解读，都会把内乱放在要务。纵观历史，凡外侮发生，则民族内部资源较宜整合；凡内乱不止，则民族内部漏洞百出，求宁息之日如攀天梯。关键点在于，外侮可有效激起意识形态上的统一，可聚民气，但有一丝生机便有复我河山之希望。然内乱则一经燃起，究竟哪一方代表正义就变得面目全非。得民心者得天下，外侮在文化同化没有完成以前，绝无得天下民心之可能，然文化同化亦非一日可就之事。反观内乱，则可省去同化的时间成本，随便找出对手一个致命点加以放大，再辅以强硬一统之政治气氛，在战乱中苦不堪言的百姓何有不顺从之道理？
在多方博弈的战时空间，政治势力并非如当下的多党民主制，而是一种带有军事意义的打击形势力，即非此即彼的图存斗争。即是图存，从整体上，就只能有一方被“太史公”宣布为非义，汉史中古往今来概莫能外。
阎锡山的梦想
阎锡山一直是国民党内有重要意义的人物。老阎一直是个把当省领导视作毕生大事的人。想当年，为保山西省领导之位，更怕袁世凯炒他鱿鱼，他主动出击，于1913便在山西境内搞清党，比起蒋介石的清党提前14年，只是他所要清除是国民党。到了蒋介石开始清党的1927年，他又挂起青天白日旗，就任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干起了北伐的生意。
另外，山西之所以如阎某人自己骨肉一样，是因为经他亲手创办的包括冶金、采煤、发电、机械、化工、兵器、水泥、皮革、毛纺、造纸等轻重工业，在当日之中国敢说称霸一方，另外，各项基础设施如铁路、公路、桥梁等均为当日之先进。更为重要的是山西在历史上各朝各代均为军事重镇，易守难攻，因其独具黄河与太行山之天险，而历代中央政府并未以行政区划方式予以割裂。阎对抗日属于中立的想法。阎不希望共产党占领自己的地盘，也不希望日本人侵占，也不希望蒋介石过于强大从而把自己吃掉。
张学良的想法
从种种事件看来，张学良是个典型的东北人。做事随意性比较大，诸如对属下的感情多于章法，对时事的直观性较强等。以九一八事变为例，张学良的理性认识比他父亲差远了。
在未到陕甘之前，张学良并非一心拥蒋。1930年，国民党倒蒋各派在北平决定重组“国民政府”，推选汪精卫、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邹鲁、唐绍仪、张学良为委员，以阎为主席。9月9日，阎锡山在北平怀仁堂宣誓就职。在此前，1930年3月14日，原第二、三、四集团军将领57人，通电拥阎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为副总司令，出兵讨蒋。此一事件，张学良不会不知情吧？但张学良未置可否。等到阎与冯实在撑不住了，才出兵中原，这看似战略性的举动，却为日后带一系列麻烦。
杨虎城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