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勤亮
缘起
2006年的中国内地电视传媒，选秀节目继续高歌前行。除了《超级女声》和《梦想中国》，又有十余档真人秀在各地卫视粉墨登场。不少原本以公共利益为旨向的新闻、法制、科教节目，则在生存压力下被迫“挂着羊头卖狗肉”，屏幕上充斥着越来越多奇怪的“社会乱象”。学者尹鸿以“电视的新闻硬功能越来越软，电视的娱乐软效应越来越硬”来评价这一年度的中国屏幕，“在特殊的社会环境中，中国电视除了挖空心思地娱乐，似乎很难有其他重要的事实可以供我们记忆和言说。电视作为公共媒介的雷达功能、晴雨表功能、镜像功能都无可奈何地湮没在狂欢功能之中”。[尹鸿：《2006电视大视野》，《南方周末》2007年1月11日。]
其实不尽然，在电视传媒的后花园，依然有一批深具公共意识与传媒理想的影像工作者，一直在思索如何运用手中的影像工具，对祖辈经历过的历史场景进行系统的翻检，对转型期的社会现实进行扎实记录，执著于另一种与当下媒介生态背道而驰的努力。央视《见证·影像志》自创办以来，自觉将历史学的意识、观念与方法注入纪录片的制作，用影视叙事的方法重新建构历史文本。继大型文献片《百年中国》之后，栏目又陆续推出将历时12年的影像工程《甲子——六十年中国社会生活图景》，从社会史、生活史和民间史的角度来展现中国社会的世俗变迁，并以此为基础在编年史、断代史和人物传记等影像历史领域开始了多向度的试验，先后推出多部在学界和业界口碑都不错的纪录作品，呈现出相当深厚的“侧影”形质与“时代”烙印，蕴涵着向历史的人本位回归的珍贵努力。[相关作品还有《时间的重量》、《时代的面孔》、《一个时代的侧影：中国1931～1945》、《启蒙年代的歌声》、《现象1980》、《江南记忆》等等，有关《见证·影像志》在历史影像的探索，参见拙文《影像与历史：影视史学及其实践与试验》（2006中国传播学论坛参会论文）、《侧与影：文献纪录片的视角》（《南方电视学刊》2006年第4期）。]
此外，央视《探索·发现》致力于“用影像书写形象化的中国通史”，《纪事》执著于“记录行进中的影像中国”。凤凰卫视《冷暖人生》力求勾画“属于我们这个年代的《清明上河图》”；《凤凰大视野》试图从历史脉络中寻找现实的答案，以当下的视野重新读解历史；《口述历史》以口述史的方式，从一批耄耋之年的亲历者口中抢救一系列重大事件背后的历史细节。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也从2006年起向更深阔的历史、人文、地理转变。这批影像作品与上个世纪90年代生活流式的纪录片已有了明显区隔，它们更强调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映照，现实题材往往建立在深厚的时代与历史背景之上，历史题材则寻求鲜明的现实指向。这种向人文历史的集体转向，虽然不排除商业利益的考量，但更重要的是暗含了人们在中国历经近三十年的社会变革之后，以“科学”、“和谐”的目光进行阶段性回顾与反思的集体心态。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影像工作者开启了对人文历史更为缜密、细分和多向度的影像试验，而且这种试验又或多或少建立在借鉴历史学、人类学等社会人文科学的学科视野上，呈现出浓郁的跨学科试验的整体特征。
与此同时，社会人文科学也开始陆续认识到影像丰厚的文献价值，并自觉地将之引入学术研究中。在人类学的成长历程中，尽管影像曾长期遭到传统观念的排斥，但是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意识到，人类学传统的文字作业方式，不仅遗漏了大量人类学信息，也无法应对传统文化迅速消亡的局面。于是，作为声画并茂和方便快捷的记录手段，摄影、电影、电视等影像工具陆续被运用到田野调查中。早在1973年，第九届国际人类学民族学大会就呼吁，“我们所处的时代不只是一个变化的时代，而且是同一性增强而文化大量消失的时代。为了阻止这一过程，同时为了纠正这一过程可能导致的人类的短视行为，按现存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记录人类遗产就非常必要。”[〔意〕保罗·基奥齐：《民族志电影的起源》，《民族译丛》1991年第1期。]时至今日，视觉人类学已经成为人类学非常重要的分支学科，人类学电影也在“文化救险”和保护文化“活化石”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在历史学中，影像这种被视为“市集的余兴节目”的非文书产物，同样长期被排除在史学这个属于大人物的圈圈外。历经影像工作者在历史剧情片和纪录电影两个领域数十年的自发探索之后，影像独有的记录特性才逐渐被史学家所接受。特别是在以法国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新史学主导了西方史学的发展潮流之后，开阔的总体史观和宽容的史料视野，才使得影像在史学界的地位有了根本的改观。史学家不仅开始参与历史影片的制作，尝试运用影视手段来撰写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而且意识到，史家与其甘于利用典藏文献，更应该要创造并贡献史料，“去拍摄并访问那些从未有发言权及无机会替历史做见证的人”。[〔法〕马克·费侯：《电影与历史》，麦田出版公司1998年8月初版，第71页。]1988年，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在《美国历史学评论》上发表《书写史学与影视史学》，首次提出“影视史学”的概念，即“以影视的方式传达历史以及我们对历史的见解”。[Hayden White，“Historiography and Historiophoty”，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988（5），pp.1193～1199.]这意味着影像将不再仅仅作为一种辅助手段，而是一种主要通道，甚至是一种新的史学范式，参与到构建和还原一个更具丰富性与复杂性的历史原貌的多元努力中。
无论是影像创作在注入其他学科视野之后所呈现出来的全新风貌，还是视觉人类学、影视史学这两个交叉学科所展示出来的生命活力，均让我们看到了在两者之间进行更紧密勾连的广阔空间。笔者曾在《影像与历史——影视史学及其实践与试验》一文中提出，“如果能把历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思维、观念和方法，有效地引入影像记录，进而更全面、科学和有效地记录现实社会，对于面临发展瓶颈的影像媒介，不仅是一个全新的机遇，更是一个负责任的表现。”[谢勤亮：《影像与历史——影视史学及其实践与试验》，中国传播学论坛参会论文，2006年8月中国深圳。]本文希望延续这一思路，在更具体的切口上进行尝试，即把20世纪最富创见的历史学派——法国年鉴学派的史学精髓，引入到影像媒介的日常记录活动中来。
年鉴学派及其本土适用性
19世纪的西方世界，充满着科学的气息。此时在史坛上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以德国兰克学派为代表的实证史学。这个学派倡导把史学改造为由专业上训练有素的史家进行操作的一门严谨科学。这种史学科学化的进程，首先表现在对史料的苛刻要求上。然而，对史料的过度强调，甚至主张“史料即史学”，一方面导致史学研究的微观化、碎片化，另一方面史家也不得不过度依赖可供考据的官方文献。到了19世纪后期，实证史学的根本性缺陷已相当明显：研究视野狭隘，集中在政治史、军事史、外交史和精英史，忽视了经济、社会、文化诸领域；史料单一，仅限于官方文献。更致命的是，实证史学自身学科的封闭性，导致其在分析更为深层次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演进问题上，与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等新兴社会科学相比显得捉襟见肘。法国新史学先驱人物西米昂（F.Simiand）甚至将实证史学形象地比喻为崇拜“三个偶像”，即政治偶像、个人偶像和编年纪事偶像。[何兆武、陈启能：《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21页。]
1929年1月15日，《经济社会史年鉴》问世。它的诞生，正是出于对实证史学的某种反叛。在《致读者》中，第一代年鉴学派史家布洛赫（Marc Bloch）和费弗尔（Lucien Febvre）以谦逊而又不失朝气的笔触写道：“我们相信，与声名显赫的先行者相比，它将占有突出显著的地位。它受益于先行者们的榜样，但它又拥有本身所固有的精神和个性。”[姚蒙：《当代法国史学主流》，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88年版，第38页。]
这种“本身所固有的精神和个性”正是第一代年鉴学派试图打造的新史学范式。在本体论上，主张历史是关于人的科学，而且是复数的群体的科学；在认识论上，强调现实与过去的关系，即通过过去来理解现在，通过现在来理解过去；注重分析、提问对史学方法论的重要性，以问题史学代替叙述史学，后者的弱点在于用描述和叙述代替一切，以单线的因果逻辑遮蔽历史本身的复杂性与丰富性。当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均发生根本变化时，年鉴史家意识到，必须跃过学科间的高高围墙，广泛运用其他学科的思维与方法，倡导科际整合。“唯有总体的历史，才是真历史。”[〔法〕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0页。]他们首先以被传统史学所忽视，但视野更加广阔、影响更为深远的经济史和社会史作为突破口，构建他们心目中的总体史。
“二战”结束后，年鉴学派进入第二代，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成为领军人物。1949年他出版了《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这本史学巨著以三种时间层次对地中海的历史进行重新架构。序言写道，地中海“是一个复杂、庞大、颇不寻常的人物。他超出了我们的计量和分类的范围。对于他，只写‘他生于……’这样简单的历史是无济于事的；对于他，单纯就事论事地加以叙述也是无济于事的”。[〔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8～9页。]全新的观察视野和多层次的史学架构，重新还原出地中海缓慢发展但却强有力的历史风貌。
1958年，布罗代尔在《长时段：历史与社会科学》一文中全面阐述了他的长时段理论。这一理论历经十年打磨，日臻成熟。文中他将历史时间分为短时段、中时段和长时段。短时段是政治、军事、人物活动的时间，常以一天、一月或一年为计量单位，更多的是事件史，是“惊人的新闻”，“爆炸掀起的烟雾充满了当时人们的头脑，但爆炸本身却很短促，火光一闪即已过去”，因而也是最任性和最富欺骗性的时间；中时段是社会、经济、人口、文化在一定时期内发生变化而形成一定周期和结构的现象，以10年、20年甚至50年作为度量单位；长时段是地理与生态环境、文化与心态结构、经济与社会结构的时间，一般以世纪为计量单位。这是一种几乎不动的、框架性的时间，在这一时间范围内人们可以观察到历史演进的深刻内在运动。
人类社会包罗万象，宫廷政变、区域战争、政治体制、价格曲线、人口增减、文化观念，乃至地理生态，从微观到宏观，历史分析需要更宽广和富于变化的衡量尺度，“无论研究过去或研究现在，都必须清醒地意识到社会时间的这种多元性”，新史学只有“在其乐队补充完整后才能开始合奏”。长时段理论——时间的多种形态和长时段的特殊价值——的意义，正在于超越了平面、单一和缺乏变化的传统史学时间。它不仅是简单的观察视野扩大、考察时段拉长，更是一种范式的改变，“意味着改变作风、立场和思想方法，用新的观点去认识社会”。[〔法〕费尔南·布罗代尔：《长时段：历史和社会科学》，《资本主义论丛》，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175～183页。]只有洞悉到这一点，历史学家才能相应地重新思考历史的总体。
布罗代尔在此后两部重要著作中[分别为《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1979）和《法兰西特征》（1986）。]又强化了另一个向度的变量——“经济世界”。所谓经济世界，是由一个已开发到相当程度的中间地带和广大的边陲地区所组成的，核心与边陲之间存在着不平等的差异，这种结构促成了该体系内上下层级之间的经济交流。它给历史书写增加了明确的地理空间要素，以及一个从地域间相互关系的整体角度理解历史。长时段的时间维度与经济世界的空间维度相互映照，使布罗代尔的史学体系更趋立体与完整。台湾学者赖建诚认为，布罗代尔的总体史至少有三个方面：
（1）主张跨学科的研究，超越专题研究的限制；
（2）提倡从多层次、多角度来探讨和观察历史现象，并且尽量地把所观察的时间拉长、空间拉大，以便进行比较性的研究；
（3）强调透过时间（三种历史时段）和空间（地理史学、经济世界）的整合，来探究历史的多重复杂面向。[赖建诚：《布劳代尔的史学解析》，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