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批判书》中《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和《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论道家，在认《道德经》的思想为“个人主义”和主张“愚民政策”方面，和《中国通史简编》有相似之处。但是郭沫若认为李耳确实有此人，其年代却不像当时的人说的那么晚，而是要早于孔子，不过不排除道家的著作《道德经》晚出的可能。这一点和《中国通史简编》的看法又有很大的差别。郭沫若认为：“《道德经》中虽然保存有老聃遗说，但多是发明旨意式的发挥，并非如论语那样的比较实事求是的记述。因此要认《道德经》为老聃所做的书，字字句句都出于老子，那是错误，但要说老子根本没有这个人，或者有而甚晚，那也跑到了另一极端。”这在一定程度上为老子做了开脱。
对于孟荀两家，《中国通史简编》给予了一定的好评，主要是认为孟子的民贵君轻的思想“有革命的意味”，和荀子法后王，具有唯物观念：
荀子法后王，希望找一个眼前较好的君主，帮助他成功。孟子法先王，看不起当世统治者，所以责骂得很严厉。如说暴君是独夫，是民贼；又说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又说民为贵，社稷（国家）次之，君为轻，诸如此类，颇有革命的意味。
孟荀都主张政治的基础，建筑在五亩之宅，百亩之田上面，这是他们比腐儒高明的地方。
荀子的天论，被儒者唾弃了，止接受他传授的经义训诂。孟子的仁义五行和性善，被儒者盛大提倡，而民贵君轻一类见解，却被轻轻地抹煞。
《十批判书》则认为：“荀子的思想颇为驳杂。”“第一，他的宇宙观或者世界观是一种循环论。”这就否定了荀子的宇宙论是进化的。荀子的人性论主性恶，有光辉的一面，但是证据薄弱，且自相矛盾。
第二，我们来探索他的人性论。……在这一方面他主张人性恶，这是他最有特色的一项学说。……性究竟是什么呢？是天生就的本质，不是人力所能救得出来的，也不是人工所能造得出来的。——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正名》），“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性恶》）。这种天生就的底子，他认为是坏的东西；人之所以能成其为好人，全靠后天的努力——人为，就是他所说的伪。在不承认有神明的荀子，因而要否认天生的圣哲，而特别强调后天的学习和环境作用，这是他的学说的极有光辉的地方；但一定要说人性恶，可惜他的证据太薄弱，而且每每自相矛盾。
郭沫若更认为，荀子的性恶说和孟子的性善说大同小异，且不能因此称为唯物论者。
大抵荀子这位大师和孟子一样，颇有些霸气。他急于想成立一家言，故每每标新立异，而很有些地方出于勉强。他这性恶说便是有意地和孟子的性善说对立的。事实上两个人都只看到一面，要求比较圆通，倒是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的合乎时事一些。但孟、荀两人各执一偏，而他们的结论却是相同。他们都注重学习，在孟子是性善故能学习，在荀子是性恶故须学习。在学习上孟子虽然注重“自重”，但也并不忽视环境作用。所谓“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之，虽日挞而求其齐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庄岳间数年，虽日挞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不也就是“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的同一意义吗？因此有人因孟子主张性善便谥之为唯心论者，荀子主张性恶便是唯物论者，那却是有点不大公平的。因此性恶说之在荀子只是一种好胜的强辞，和他的心理说、教育说，都没有一定的有机的联系。
郭沫若还认为，荀子的社会理论有特色，但是不能因为其法后王的主张而称为进化。
在先秦诸子中，能够显明地抱有社会观念的，要数荀子，这也是他的学说中的一个特色。他是认定了群体的作用的，认为“能群”是人类所以能够克服自然界而维持其生存的主要的本领；群之所以能够维持是靠着分工；分工的依据就是礼义。他在《王制篇》和《富国篇》里面，把这些意思叙述得特别详细而且明白。他这些观念（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用说是有所继承而来，而同时也就开启了此后二千余年的封建社会的所谓纲常名教。……荀子也明白说过，他是要复古的。他这样的复古，不很明显的是开倒车吗？有些学者因为他有法后王的说法，认为他是有进化的观念，其实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他的所谓法后王和孟子的尊先王毫无区别；所谓先王者因先于梁惠、齐宣故谓之先，所谓后王者因后于神农、黄帝故谓之后，如此而已。但孟子的“尊先王”还保有着托故改制的用意；如他的耕者有其田的井田制便是绝好的例证。荀子则差不多老老实实的在想复兴周道了。（引《非相》圣王有百，吾孰法焉？故曰：文久而息，节族久而绝……故曰：欲观千岁则数今日，欲知亿万则审一二，欲知上世则审周道，欲知周道则审其人所贵君子。）其实就是他所审的周道已经有很多新的成分添加进去了，师法便是最大的一项，他似乎并没有觉察。……把一切的差别和进展都消灭进时间久远这么一个大网篮里去，于是乎得出他的一个结论，百王之无变，足以为道贯（《天论》）。汉儒董仲舒的天不变，道亦不变，分明是从荀子发展出来的。……荀子的社会观完全是一种阶级的社会观，但有趣的是他却说这样就是平等。荀子也非斗，认为是“忘其身，忘其亲，忘其君”的事情。……但这些巧妙的说辞只是统治阶级的安全瓣。……第四，我们来研讨荀子的政治理论。他的主张，和孟子一样，在原则上是重视王道的，但也并不反对霸道。
总之，郭沫若认为荀子是一位先秦思想的集大成者，但是他的思想并不那么先进，也不能简单称为唯物主义。
对韩非子，《中国通史简编》给予高度的评价，认为他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也是一个显著的唯物论者：
继承荀子学派的韩非子，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他决心牺牲自己的生命，想救济中国人民的痛苦。他把荀子所讲的礼发展为刑（法律）。把一切名（概念）都考查它的实质（物质），排斥无实的虚名。他的学说被称为刑名之学。他把人与人（父子君臣夫妇等等）的关系，彻底看作物质交换的利害关系，否认抽象的道德伦理。他懂得斗争的必要，他说，木蠹了，不遭猛风不就断，墙松了，不遭天雨不就坏，谁不能改善民生和政治，谁就能起风雨的作用，促使其腐朽的国家，加速崩溃。韩非子可说是战国时代显著的唯物论者。
郭沫若自认为对韩非子“清算得颇为彻底”，但是对韩氏评价较低，认为他不是继承了荀子，而是继承了老子和墨子的思想，并且不是法治主义者，而是专制主义者：
韩非个人在思想上的成就，最重要的似乎就在把老子的形而上观，接上了墨子的独裁政治的这一点。他把墨子的尊天明鬼，兼爱尚贤扬弃了，而特别把尚同、非命、非乐、非儒的一部分发展到了极端。……读懂了《难势》，你可以知道像韩非才正是一位极端的势治派，他正是极力主张专制行为而为法治之反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