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锡勤
要求对中国的“国民性”进行改造，是中国近代思想领域的一件大事，它曾受到几代中国改革者的持续关注。何谓“国民性”？使用这一概念的中国近代思想家们均未作定义性的明确说明，而当代的研究者们则众说纷纭，认识很不统一。显然，欲求对此取得共识，尚须时日。不过，对这一问题暂时搁置，并不影响我们对近代的“国民性改造”问题作进一步的认识、探讨。这是因为，从这一问题提出之日起，提出者们所说的国民性乃是中国“民性”、“积习”中的“劣根性”，亦即当时中国民众在心理、精神、观念、行为习惯各种方面所存在的带有普遍性的缺点、劣点；所要解决的乃是如何提高国民素质，振奋民族精神，实现人的近代化（现代化），进而实现社会近代化（现代化）的问题。就此而言，它的含义及所要解决的问题又是很明确的。限于篇幅，本文只是按中国近代思想家们所说的国民性和国民性改造作论证。
一
在中国，“国民性”一词出现于20世纪初。比如，1908年5月13日《舆论日报》的一篇文章标题便为《论中国之国民性》。而在这一问题提出之初，人们多以“民性”、“积习”等词来表述。揭示中国民性、积习中的种种“劣点”并不始于中国人，而是在华的西方人。比如，甲午战争结束后，主办《万国公报》的美国传教士林乐知便曾在该刊上发表议论，认为当时“中国缺憾之处不在于迹象，而在于灵明”；中国的根本问题在于中国民众“无象之血气心知”“不足恃”。他将“华人之积习”归为“骄傲”、“愚蠢”、“恇怯”、“欺诳”、“贪私”、“因循”、“游惰”等八个方面，并一一作了描述。他认为，由于中国人在精神、品德上存在这些问题，于是，一切有形的物质设施便成了摆设，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故甲午之败，“非日本之能败中国也，中国自败之也”；中国欲图振兴，中国人就应自觉地“除旧习而迪新机”，对“灵明”进行自觉改造（《险语对》上）。
中国人自己开始自觉地揭示、清算自身的弱点、劣点是受了严复所介绍的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说的刺激和启示。为了贯彻实施自己的政治主张，1895年严复刚刚从海军界闯入思想界，便在《原强》这篇名文中介绍了社会有机体说。后来，他又翻译了斯宾塞的社会学著作《群学肄言》，对社会有机体说做了更为系统的介绍。按严复的理解，社会有机体说乃是“用生学（生物学）之理以谈群学（社会学）”（《天演论》论十五按语），即以生物学解释社会，把社会看作是一个生物有机体。严复认为，“一群之成，其体用功能无异生物之一体。”（《原强》）社会成员与社会的关系，如同细胞与生物体的关系。既然生物体的性质、特征取决于组成它的细胞，因此，一国一群的面貌特征则取决于社会成员的状况。在严译的《群学肄言》中有这样的话：
凡群者皆一之积也，所以为群之德，自其一之德而已定。群者谓之拓都（Aggregate），一者谓之么匿（unit）。拓都之性情形制，么匿为之。（《喻术》）
群者，人之拓都也；而人者，群之么匿也。拓都之性情变化，积么匿之性情变化以为之。（《宪生》）
在这本译著的序言、后记、译者注以及这一时期的其他论著中，严复着力宣传了这些思想，反复强调社会国家的面貌取决于民众的素质。他一再说：“国之强弱、贫富、治乱者，其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征验也”（《原强》），西方所以富强，是由于其民德智体三者皆优；中国所以贫弱，则是因为中国“民力已苶，民智已卑，民德已薄”，三者皆劣。因此，中国欲求富强振兴，就应立即着手提高全民的基本素质。对于中国的变革、振兴而言，使民众实现德智体三强乃是根本，是必不可少的基础建设，否则必将导致或“淮橘成枳”、或“人亡政息”的严重后果。正是严复的这些议论，引发了那时改革者、新学家们对国民性改造的普遍关注。
对严复所介绍的社会有机体说大加发挥并大力宣传的则是梁启超。为了突出提高国民素质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20世纪初梁启超在《新民说》中对国家、政府与人民素质的关系作了更多论述：
国也者，积民而成，国之有民，犹身之有四肢、五脏、筋脉、血轮也。未有四肢已断，五脏已瘵，筋脉已伤，血轮已涸，而身犹能存者，则亦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涣散、混浊，而国犹能立者。（《叙论》）
政府何自成？官吏何自出？斯岂非来自民间耶？……聚群盲不能成一离娄，聚群聋不能成一师旷，聚群怯不能成一乌获。以若是之民得若是之政府官吏，正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其又奚尤？（《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
这些议论就把人民对国家、政府的决定关系更加绝对化。由于《新民说》是轰动一时的名文，经由《新民说》的鼓吹，国民性改造问题更加引人关注，成为那时的热门话题。
在20世纪初，鼓吹国民性改造的不只是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还有继之而起的革命党人。两派的政见虽然针锋相对，但在这一问题上的基本认识并无分歧。值得注意的是，在那时，不仅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以及革命派所主办的一些刊物在提倡国民性改造，而且，偏重探讨学术问题的《东方杂志》也刊登了不少论国民性和国民性改造的文字。《东方杂志》的这类文字多系转载，所转的文章来自《申报》、《舆论日报》、《时报》、《神州日报》、《津报》等诸多报纸。这进一步证明，呼吁改造国民性乃是那时中国思想领域和舆论界广泛关注的共同话题。而且，由于《东方杂志》发行量较大，它所造成的影响也更大。经由这番宣传，“民质而优则其国必昌，民质而劣则其国必亡”（《论社会改革》，《东方杂志》1906年第八期）的认识被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所认同，而将改造国民性、提高国民性素质视为改造、振兴中国的“当务之急”则几成那时有识之士的共识。1915年新文化运动兴起后，要求改造国民性的呼声更高。作为新文化运动开场锣鼓的陈独秀的《敬告青年》一文，其主旨便是要使中国人从“浅化之民”变为“日新求进之民”。由于在新文化运动初期，陈独秀等人更强调国家的强弱兴衰取决于国民素质，将改造国民性视为改造中国的根本，因此他们对国民性改造更加重视，论述也更多。
在中国近代，国民性改造的提出，引发了国人对人自身近代化的关注，使人们认识到，不论是破坏旧世界还是建设新世界，都要靠觉醒中的一代新人。离开人自身的近代化，社会的近代化就没有坚实的基础。正是基于这些认识，近代的改革者、新学家们不仅要求实现人的解放，同时又呼吁实现人的重塑。从此，提高全民的基本素质，振奋民族精神，造就一代新人的任务提上了日程，改革者们对近代化有了更加全面的理解和规划。因急于谋求中国的振兴，从戊戌开始，速成论曾在中国有不小的影响。比如，康有为便认为，中国只要变法维新，则“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图定矣。”（《进呈日本明治变政考序》）显然，这种以为中国的振兴可以在最短期间内实现的想法，是对改造、振兴中国的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认识不足的表现，势必会给现实斗争带来负面影响。国民性改造问题的提出，对消除这种速成论的影响也具有积极意义。
二
要想改造国民性，第一步工作无疑是梳理、揭示那时中国人身上的种种“劣下之根性”。最早从事这一工作的是梁启超。1901年，在《中国积弱溯源论》这篇长文中，梁启超将中国人“人心风俗”上的劣点归结为“奴性”、“愚昧”、“为我”、“好伪”、“怯懦”、“无动”等六方面。次年，在《新民说》中他又对国人“大体上之缺陷”以及“细故薄弱”作了较细的剖析。他认为，“我祖国民性之缺点不下十百”，主要表现为缺乏公德观念、无国家思想、无进取冒险性质、无自尊性质、权利与义务观念薄弱、忌妒、涣散、依赖……在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又在一系列文章中对中国人的各种缺点、劣点作了更全面也更尖锐的揭示。所列举的有：奴性、散漫、游惰、退缩、苟安、知足、消极、依赖、保守、脆弱、圆滑、盲从、迷信、“好利无耻”、“老大病夫”、“不洁如豕”、“黄金崇拜”、“工于诈伪”、“不诚无信”、缺乏同情心等等。陈独秀竟认为，当时“中华民族种种腐败堕落”，业已“到人类普遍资格之水平线以下”，令人“惭愧、悲愤、哀伤”（《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其措词既极端尖锐也极其沉痛。值得提起的是，鲁迅在五四前后所创作的小说，对病态的中国社会的各色中国人的种种缺陷、弱点作了入木三分的生动刻画，这对人们更具体地认识中国国民性的弱点起了重要作用。它使人们受到的震撼、刺激与启迪，比一些理论文章更大，影响更深。
从戊戌到五四，几代改革者、新学家对那时中国人所存在的弱点、缺陷作了一次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全面、深刻而严厉的自我剖析、自我反省，在中国社会引起了不小的震动。虽然，在这场自我反省中，这些改革者、新学家们有时混淆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奴才与奴隶的区别，而且，因为“怒其不争”，出于极度的悲愤，他们在措词上难免有片面、偏激之处；但是，在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开始之后，特别是提高全民素质的历史任务提出之后，他们及时进行这场反省，无疑是必要而有益的。
中国近代的改革者、新学家们进而揭示，中国人的弱点、劣点虽有诸多表现，但最根本的则是奴隶性。奴隶性乃是诸多劣根性的根源，而不少劣根性则是奴隶性的不同表现。因此，从20世纪初开始，新学家们对国民劣根性的清算又集中表现为对奴隶性的清算。最早从事这一揭露、批判的是梁启超、麦孟华等维新派思想家。继起的革命派思想家、宣传家也发表了大量剖析、批判奴隶性的文章。对于奴隶性的种种丑恶表现，他们先后作了惟妙惟肖的描绘。如：
奴隶则既无自治之力，亦无独立之心。……言主人之言，事主人之事。依赖之外无思想，服从之外无性质，谀媚之外无笑语，奔走之外无事业，伺候之外无精神。呼之不敢不来，麾之不敢不去，命之生不敢不生，命之死亦无敢不死。得主人之一盼、博主人之一笑，则如获异宝，如膺九锡，如登天堂，嚣然夸耀于侪辈为荣宠。及婴主人之怒，则俯首屈膝，气下股栗，虽极其凌蹴践踏，不敢有分毫抵忤之色，不敢生分毫愤奋之心。（麦孟华：《说奴隶》，《清议报》六十九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