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近代学术与文化
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9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近代学术史日益受到研究者的青睐，出现了大量的新成果。本次会议中，论述近代学术问题的论文占有相当多的数量。其中，谈得比较集中的是清代学术和近代史学等方面。
清代学术史研究经过学界前辈近百年的不断耕耘，取得了明显的进展。北京师范大学龚书铎主编的《清代理学史》于2007年1月出版，是清代理学研究方面取得的新成果。本次会议上，北京师范大学史革新全面梳理了晚清时期汉宋学关系，认为晚清宋学的“复兴”，改变了乾嘉时期汉学独大的局面，短暂的汉宋之争很快被“汉宋合流”的趋势所取代。他指出，“鼎峙”与“合流”都是晚清儒学为了摆脱危机而采取的一种自我调节的形式，而晚清的汉宋融合主张与近代意义上的学术融合具有本质的不同。北京师范大学张昭军强调以文化社会学的角度来探讨晚清理学与社会互动等问题，他从清政府的官方哲学与意识形态，士大夫的道、学、政，民间社会的文化宗仰，士人的社会流动等方面论述了晚清理学和社会变动之间的关系。中央民族大学张晨怡以晚清程朱理学的重要代表人物罗泽南为个案，剖析他的“尊朱黜王”思想，并指出其对晚清理学复兴所产生的积极影响。这些论文集中探讨晚清理学及汉宋学关系。清代礼学具有它的历史特色，但学界研究相对薄弱。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罗检秋深入阐述晚清礼学的开展，论述了学术调融与晚清礼学思想活力增强的关系，并指出，学术对抗并非思想创新的必然途径，调和、融合同样可以推动思想更新。
中国人民大学黄爱平对近年来清代汉学研究中出现的新概念“乾嘉新义理学”的由来、转换做了梳理，评述了海峡两岸学术界对这一新概念运用的得失。作者肯定这一概念的提出和阐述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拓宽了研究者的思路，但也存在值得商榷之处，需要再作进一步的研究与推敲。贵州师范大学陈奇对刘师培的《中国文学教科书》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论述了其在文字学方面的贡献，并分析其中利弊得失。湖北大学雷平考察了从清嘉道时期江藩、方东树的“汉宋之争”，到20世纪中期侯外庐以“早期启蒙论”来解说清学的“谱系”构建的历史过程，以此来厘清今人眼中的“清代学术史”是怎样被构建起来的。
本次会议关于近代史学的研讨，既不乏对宏观问题的论述，也有围绕某一学术观点、史学家、学者群体及学术公案所做的具体研究。宏观研究方面，北京师范大学瞿林东指出，中国近代史学经历过三次历史性跨越，即救亡图强、进化史观和唯物史观。这三次跨越尽管在历史观上有明显的区别和本质的不同，但其中的共同点却是异常突出，即忧患意识、爱国情结、以救亡图强为史学的社会目的。北京师范大学吴怀祺指出，中国传统史学思想、理论具有西方史学理论不能完全替代的重要价值；民族史学话语权的失落，不利于中国史学的发展。21世纪史学理论发展不能忽视中国民族史学思想的研究。认真总结民族史学思想遗产，对于当代史学具有重大的意义。个案研究方面，中山大学桑兵充分利用新出史料，对傅斯年提出的“史学只是史料学”这一对20世纪中国史学有着重要影响的学术观点，进行了迄今为止最为专深的剖析，表现出深刻的思想力。他的论文不仅有助于加深对这一观点的认识，对于时下学术风气的走向也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北京师范大学张越的论文通过梁启超提出的“新史学”口号及当时涉及“新史学”思潮的相关文本，重新考察其形成过程、基本立意、相互关系及学术建树，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和阐释这一思潮。清华大学蔡乐苏、尹媛萍合撰的论文从蒋廷黻的史论、史著中发掘出史学是科学等重要史学理念，相对理性、具体地凸显了蒋氏在中国现代史学史中的地位，是这方面研究的力作。首都师范大学迟云飞论述了宋教仁在边疆史地研究方面的贡献。北京大学尚小明在充分挖掘史料的基础上，结合统计学的研究方法，勾勒出民国时期各大学历史学科教授的“群像”，对他们的教育背景、流动情况、学科分属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并以此为切入点分析民国时期历史学科的总体发展情况。清华大学戚学民重新考察了郭沫若《十批判书》一书的撰著动机和论学宗旨，通过对当时政治形势和学术动态的分析，认为该书的写作既是“新史学研究风气”的大背景下的产物，也与当时“同道”的“刺激”有着密切的关系；回应了海内外关于这一问题已有的各种观点，对20世纪中国学术史这一重要课题做出了十分新鲜而又令人信服的辨析。
学术方面，除了以上两个比较集中的主题外，华东师范大学路新生对“尊德性”和“道问学”这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影响深远的概念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具体情况，进行了全面的追踪，并站在“现代”立场上对其重新予以解读，揭示了它们在学术本体方面的深刻含义。他的论文不仅加深了对这一传统问题的认识，对于当前的学风建设也不无裨益。中共中央党校卢毅则探讨了钱玄同等章门弟子为白话文运动的兴起与发展所做出的特殊贡献。
三、近代文化与近代社会
近代文化与近代社会的变迁密切相关，社会变革往往带动文化趋新和加速文化转型。这方面的研究极大地拓展了文化史研究的领域，为近年来的文化史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本次会议论述这一主题的文章，内容广泛而又各具新意，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近代文化转型与社会变迁方面，与会学者对近代政治与文化的关系较为重视。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耿云志认为，近代中国的政治变革与文化转型有着密切的关系，近代的政治觉醒带动了文化趋新，而文化觉醒则给予政治以重大影响，在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与文化转型过程中，政治起了主导作用。这既有积极意义，也有负面影响，后者主要表现为在思想、文化领域中长期存在着泛政治化倾向。北京师范大学耿向东、顾新荣探讨了清末“新政”时期，清政府文化社团政策调整的背景、内容及历史影响，认为这种调整是形势所迫下的选择，但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法制的近代化，并促进了当时文化社团的发展。
在近代社会转型的总体趋势下，传统的社会风尚、风俗习惯、社会心理等方面也发生了相应的嬗变。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李长莉在广泛搜集史料基础上，展现了清末民初城市休闲方式的近代转变。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左玉河从中西藏书特性的差异入手，全面梳理了近代中国图书馆制度的建立过程，分析图书馆制度与学术研究之间的互动关系。北京师范大学常书红论述了清政府对原来的统治体系包括八旗制度进行的调整和变革，以及这些调整所引起的满族社会文化的深刻变化。郑州大学吕美颐全面梳理了西医妇产科知识和新法接生在近代中国引进与推广的经过。郑州大学郑永福论述了清末民初家庭财产继承民事习惯的变化及其意义，并以此透视社会风俗文化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变化趋势。山东师范大学张登德探讨了吕剧从山东琴书到化妆琴书，再到“吕剧”的演变经过，从中反映近代大众文化的传播路径与影响。河北师范大学董丛林从传播主体的角度，探讨了晚清社会传闻盛行现象背后的心理因素。
在这次研讨会上，中外文化关系问题继续受到学者们的关注。中外文化交流方面，北京大学王晓秋运用保存在日本的“笔谈”资料，以当时中国文人王治本在日本的旅行和交流的情况为例进行了考察，论述了其在日本漫游的文化意义。北京师范大学孙燕京对晚清著名传教士李提摩太的在华活动进行了考察，侧重分析了其性格、心态、宗教精神等方面的情况，并指出其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北京师范大学李帆认为清季关于中国人种和文明的起源问题，受到普遍关注，对于法国汉学家拉克伯里的以“巴比伦说”为代表的中国人种西来说理论，章太炎、刘师培等人曾一度给予认同和宣传。这种学说之所以能够得到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的认同，当时政治上的民族主义和学术上的认同需求是核心因素。吉林大学宝成关、颜德如介绍辛亥革命前后孟德斯鸠的思想学说在中国的传播情况，认为孟德斯鸠学说在近代中国的命运与中国社会本身的“时势”、“情境”密切相关。
中外文化冲突也是学者们讨论的重要方面。北京师范大学王开玺认为，清代外交礼仪之争的最根本的本源是中外国情、文化传统及价值观念的不同。在此基础上，对外交礼仪之争与文化传统的关系作了全面考察，对清代政治外交与文化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索。暨南大学冀满红、林广荣专文研究了广东教案产生的历史背景，认为中西文化冲突是导致教案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根本原因还是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较为客观地评价了近代广东教案与中西文化冲突的关系。
近代教育方面，晚清科举的变革较受学者们的关注。中山大学关晓红指出，废除科举并非清统治者的初衷，晚清议改科举的主流多以讲求实学、增广科目、取材标准多样化为基本取向，希望以此激活科举制生机。不过由于整个统治集团的观念更新滞后，使得科举制失去了逐步内在更新的最佳时机，后起者不得不考虑除旧布新的彻底变革。福建师范大学杨齐福认为近代科举制度的变革，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既是中西文化撞击融合的产物，也是新旧文化冲突的必然要求，这种变革对近代中国文化的演进产生深远的影响。此外，中国人民大学黄兴涛、中国传媒大学白文刚、河北师范大学张小莉、北京师范大学林辉锋等人的论文，分别论述了清末民国教育界教材、管理、经费及人事关系等方面的问题。
与此前召开的两次会议相比，本次研讨会的内容无论深度还是广度，都有了新的进展。首先，会议讨论的内容更加广泛、新颖。这充分说明，20年来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已经走出讨论概念、性质、结构等宏观理论问题的起步阶段，进入深入阐发的研究发展阶段。其次，研究的思路、理论和方法更加开阔。许多与会学者广泛借鉴哲学、社会学、比较研究法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阐述近代文化现象，剖析其中文化问题，取得一系列新的见解。再次，对当前国家文化建设表现出强烈的学术关怀。本次会议提交的不少论文紧扣时代脉搏，从历史的高度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为当前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宝贵的历史借鉴。
本次会议还对以后如何进一步推进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提出了四点希望。第一，进一步加强理论研究。既加强对文化理论本身的研究，也加强对文化发展进程中的宏观问题、理论问题的研究。第二，进一步注重史料的挖掘、整理、解读，为文化史研究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第三，破除由于学科划分而造成的学术分割现象，以“通史”、“通识”的视野审视文化史研究，加强不同学科、不同断代之间的交流，开展跨学科、交叉学科的研究。第四，希望类似的学术研讨会能够继续办下去，为学术同行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以推进近代文化的研究。
[作者简介：林辉锋，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曲洪波，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