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趋礼与传统文化
1675年，俄国派遣尼果赖（又称尼古拉）.加甫里洛维奇.斯帕法里以公使级的身份率使团来华。
中俄双方在边境地区即就清廷代表与俄国使臣，究竟应该由谁先去拜会谁？会见的地点应设在那里？应由谁先行进入会见地点？清廷代表是否有权、有必要事先了解俄国国书的内容等问题展开了交涉争论。为了切实解决两国间的各种问题，经过诸王大臣会议后，清廷决定允许俄国使团来北京。
1676年6月15日，康熙帝在皇宫召见尼果赖使团。是日凌晨，清廷众多官员在赞礼官员的赞唱下，用了大约一刻钟的时间，向清帝行了三跪九叩大礼。尼果赖记述说：“这一切是向我们示范的，以便轮到我们时，能知道如何磕头。”
清廷官员叩头之后，轮到尼果赖一行觐见了。他们在礼宾官员的引导下，“来到那些中国官员行礼的地方……又有人鸣鞭三次，每次三下，奏乐开始，钟鼓齐鸣”。清廷赞礼官员赞曰：叩头。尼果赖等人故意违拗清廷礼制，不按赞礼官的赞导节奏和清廷惯例行礼。“使者叩得很快，头也没有到地”。清廷陪同官员告诉尼果赖：“要叩头到地，而且不要那么快，要像先前中国官员那样叩头。”尼果赖却不怀好意地说：“那些人是博格德汗的奴仆，他们善于叩头，我们不是博格德汗的奴仆，就只能按我们知道的方式叩头。”赞礼官见尼果赖叩头很快，只好加快了唱礼的速度。
行礼之后，康熙帝传令在殿内接见尼果赖等俄国使臣。清官员告诉尼果赖，按照中国传统的礼仪规矩，皇帝召见时，应快步走，示意尼果赖走得快些。但尼果赖执意要破坏中国的传统礼制，故意怠慢清廷，声称自己“不习惯跑路，只得慢慢地走去见汗”。
就俄国使臣而言，其所谓“我们不是博格德汗的奴仆，就只能按我们知道的方式叩头”，坚持自己“只得慢慢地走去见汗”，或许确属维护其国尊严的外交行为，无可厚非。
但是，我们在讨论中俄两国在外交礼仪方面的争论分歧时，有两点不容忽视。
第一，中国古语有云：“入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礼从宜，使从俗”。《大戴礼记》更是明确记载说：“君子入人之国，不称其讳，不犯其禁，不服华色之服，不称惧惕之言”。俄罗斯的谚语说：“不要把自己的规矩带到别人家中”；欧洲的谚语也说：“在罗马行，如罗马人”；非洲人的谚语则以更为夸张的说法说：“到了独脚人居住的村子，就应该用一只脚走路”。各国谚语的本义是十分明确而相同的，即是特别强调，作为客人的一方应该克己而从人，采取“客随主便”的态度。身为俄国外交使臣的尼果赖亦当如此，至少应该理解这一礼仪文化方面的差异。
第二，清廷方面在外交活动中，当然不应该将自己的礼仪惯例不加变通地施行于外交活动之中。作为东道主的清廷，在不损害本国根本利益与尊严的情况下，在外交礼仪方面应表现出泱泱大国的大度与宽容，在各种习俗或禁忌方面，充分考虑交往国的历史传统和习惯，采取“主随客便”的待宾态度。
当时的清廷显然没有做到这一点。
但是，清廷官员要求尼果赖以快步去见清康熙帝的礼仪要求，决无过分之处，完全是本于中国传统礼仪文化的。
在中国古代传统礼仪中，有“趋礼”的形式与要求。“疾行曰趋”。趋行是对人表示恭敬、尊敬的一种礼节。也就是说，当幼者、卑者、贱者，去见长者、尊者，贵者，或是臣下觐见君主之时，定要小步疾行而至，切不可慢慢腾腾。《礼记.曲礼》记载：“遭先生于道，趋而进，正立拱手。
先生与之言则与对，不与之言则趋而退”。即是说，学生在路上遇到老师，就应该快步迎上前去。老师有所问则有所答，无所问则应尽快退下。只有某人得到特许之时，面对尊者才可以不趋，如西汉的萧何，因其建功甚伟，刘邦特许其可以“带剑履上殿，入朝不趋”。
我们暂置中外文化的差异不论，即就目前的国际外交礼仪惯例而言，某国大使或其他外交人员前去拜会某国国家元首之时，也是要以适当的较快步伐迎上前去，而不能旁若无人，四平八稳地慢慢行走。否则，也是一种外交礼仪方面的失礼。
（四）行不中道与传统文化
1897年2月26日中午，美、法、英、德等十一国公使及其参随人等，由总理衙门大臣敬信带领，在文华殿向光绪帝恭贺新年。其间一切正常，“觐见如仪”。觐见完毕，各国公使及随员人等皆自文华左门而出，但法国公使施阿兰等率随员数人自文华中门而出，德国公使海靖亦欲出文华中门。敬信依清廷礼制规定予以制止。
对于外国使臣违逾清廷礼制，行走文华门中路一事，一些清廷大臣“义行于色”，要求总理衙门“备文诘之”。但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认为如此办法不妥，“即法使认错，亦不能拉来再走一遍”，还是为亡羊补牢之举为好，“总是明年春觐之事，届时为文戒约不迟”，希图大事化小，避免外交上的纠纷与麻烦。
不料，法国公使施阿兰行走文华中路之事尚未平息，德国公使海靖又起外交波澜。
按清廷原来安排，总理衙门将于第二天正午设宴款待各国公使等。德国公使海靖声称，其出文华门时，敬信曾拉扯其衣服，定要其出文华左门。海靖认为于朝觐之际，敬信对其拉拉扯扯，实为外交失礼，定要敬信亲至德国使馆“讲论此理”，并表示道歉，“否则不能赴宴云云”。
其实按中国传统礼制，失礼的首先是法国公使施阿兰及德国公使海靖等人。
《礼记.曲礼上》记载：“行不中道”。意思是说，一般的民人百姓行走之时，应该走道路的两边，正中间的道路应留给尊者、贵者。皇宫的宫门、宫内道路更是如此。按照中国历代王朝的礼仪规定，皇宫内宫殿的门如是三个以上，或道路是三条以上，那么中门或中间的道路，只有皇帝才能行走（状元传胪或皇后婚嫁入宫可特例出入行走一次）。如若宫门或道路是南北方向的，文武官员应走东西两侧的门或路；行走于东侧的门或道路时，亦应尽可能地靠东侧行走。行走于西侧门或道路时，亦必须尽可能地靠西侧行走。如宫门或道路是东西方向，则应尽可能靠南侧行走。否则，即有僭越之嫌，不敬之罪。总理衙门大臣敬信制止德国公使出入文华中门，完全是按中国的传统礼制行事，如说到外交失礼的话，至少是双方的，而外国方面责任要更大些。
2月27日正午，各国公使皆已到齐，惟德国公使海靖及其随员不到。总理衙门及敬信多次派人函请，各国公使“立待六刻”（一个半小时），海靖仍不肯到场。各国公使等得不耐烦，“催入座”，迟至两点三十分，中外宾主方才落座开宴。宴后，总理衙门请“田贝出头了此事”。
但是，事情的发展却令人颇感意外。
美国公使田贝不但完全倾向德国公使，要求清廷准许各国公使出入文华中门，而且提出诸多其他外交礼仪方面的要求。这些礼仪要求在辛丑议和中基本上都得到了满足。
三、外国方面悖逆的外交礼仪要求
义和团运动期间，外国军队不断开入北京，准备直接镇压义和团群众，中外民族矛盾异常尖锐。德国公使克林德在赴总理衙门的路上，因与清军发生冲突而被杀。在中外议和过程中，列强迫使清廷同意于克林德被杀之处，为其树立“铭志之碑”，以拉丁文、德文、汉文等，书写“大清国大皇帝惋惜凶事之旨”。同时，条约还规定：中国应“钦派醇亲王载沣为头等专使大臣，赴大德国大皇帝前，代表大清国大皇帝暨国家惋惜之意”。
克林德作为驻华公使被杀，仅从国际外交惯例而言，中国自然负有一定责任。作为德国皇帝、政府，出于民族情感，对此事表示出不满，甚至是愤怒，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当中国已经战败，同意接受谈判议和之际，中德双方的政府应以政治家的气度、智慧，化解双方的矛盾，合理善后。特别是当清政府致电德国政府，对克林德被杀一事表示歉意，为其立碑致祭之时，德国方面理应表现出一定的克制。但是，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却表现出极其狭隘的民族复仇心理，在中德外交过程中表现得极其无理、失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