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调查社会经济状况和社会经济制度“重在了解经济活动的基本性质，及其背后的驱动力，他们想要探求人类的经济以及社会其他方面的宗教、魔术、亲属组织与法律等的关系。”不少学者接受了涂尔干的思想，主张社会调查之纯学术目的，即只描述事实，“我们的责任并不能解决问题而是叙述事实。在我们的立场看来，是没有所谓‘人口问题’、‘家庭问题’。我们所有的问题‘在一个地方人口数量有多少，组织如何，和他们家庭组织什么关系等等。’每一个题目都可以引我们到事实的发现。至于人口是太多么？如何可以改变他？等等，我们是没法回答的，因为这不是客观事实，而是主观批评。我们不反对主观批评，但这不是科学而是政见。在实地研究的时候，我们最好没有‘政见’，不是去寻材料来证明‘哪个办法是对的’，‘哪个政见是不错的’，这样做去，你会在无意之中看不见许多事实。我们工作时须对事实本身发生兴趣。”但是，也有学者主张调查与研究并重，“通常所谓社会调查，大部以叙述社会实况为主体，至于社会事实存在的原因及社会各部相关的意义，是不去深究的。”“但实际上，在学术上真有贡献的科学著作，总是叙述与解释兼而有之。”“一般的社会调查固为中国目前之急需，而精密的社区研究在学术上尤为重要而有价值。”可见，即使学者，其社会调查的目的也有着一定的社会现实目的。其实，企业家知识分子经营企业也并非单纯的牟利，他们大多怀有一定程度的实业救国的目的。
不再盲目崇尚西方，而是期望通过社会调查了解社会、发现社会问题，为问题的解决提供研究的基础和解决的思路，这是参与社会调查的不同知识分子的共同出发点。这说明，只有运用类似自然科学之观察、归纳、实验的方法研究社会问题，才能真正找到解决社会问题的药方，这已成为知识分子共识，而这种共识的形成与国人认知观念的转变有重要关系。
三、国人认知观念的变化是社会调查走向繁荣的深层原因
认知的概念是一个哲学认识论的范畴，指人们获得知识、应用知识的过程，或信息加工的过程和方法。知识到底来自何处？来自先人的教诲？来自神的启示？还是来自实践？对知识来源的不同认可，实际上反映了人们不同的认知观念。
几千年来，中国是一个农耕经济为主的社会。农耕文明的特点是生产技术改进缓慢，社会政治经济形态相应变化迟缓。在这样的社会形态中，经验的积累十分重要，前人对经验的总结和阐释对后人的行为方式和行动方向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长期在这样的社会形态和文化生态中熏染，必定会对人们的思维方式产生重大影响。由是，自中国古代社会的早期就形成了以诠释为其主要特征的文化形态和哲学理念。文人的研究推崇的是“述而不作”，从其主观意识看，不是以新的思想创造为鹄的。这种“述”奠基在“信而好古”的基础上，更多注重的是对古圣先贤的文本含义的阐述和微言大义的理解。这种诠释的对象是书本的既有原意，其取向更推崇文本的正确理解，而非西方诠释学所指向的纯粹的与客观事实、外在世界的契合。
这样的文化传统经过几千年的传递，至近代已经僵化为一种惟书惟上的思维模式。士人皓首穷经的功力只在于求证古经典的本来含义，并以此评判其研究的价值。这样的研究固然可以有新的发现，但是，这种发现只是在既定框架内的发现，很难产生体系外的突破。这种研究的对象是既有的文本，它的追求越卓越，其成果就越远离客观实际和社会实践，就如严复所说“旧学之所以多无补者，……第其所本者大抵心成之说，持之似有故，言之似成理，媛姝者以古训而严之，初何尝取其公例而一考其所推概者之诚妄乎？此学术之所以多诬，而国计民生之所以病也。”，“立根于臆造，而非实测之所以会通故也。”“由是可知常智之证，恒在源而不在委；原之既非，虽不畔外籀之术无益也。”这种研究是在既有前提下的推理，尽管推理可能十分精彩，但推理的前提既是已经远离了实践，是对古人思想的推崇，则其结论很难达到符合外在世界的正确，或者有新的发现。
进入20世纪，知识分子普遍对传统的认知观念和方法提出了批判。1919年陈独秀为《新青年》写的《新青年宣言》中说：“我们相信尊重自然科学实验哲学，破除迷信妄想，是我们现在社会进化的必要条件。”这里所说的破除迷信妄想，实际上就是对既有观念的批判，就是主张创新性思考。毛泽东说：“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文化落后的中国农民至今还存着这种心理。不谓共产党内讨论问题，也还有人开口闭口‘拿本本来’”“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在‘先哲’一类的形式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
不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其他知识分子也大多对惟书惟上的认知观念取否定态度。费孝通在1937年的一封信中说：“以前的学者认为学问是在书本上，这种见解有两点是很不正确的。第一点，他们假定我们所需的知识是已经为前人所获得；第二点，他们假定前人所获得的知识是已经写在书本上了”，“获得知识必须和知识所由来的事物相接触。直接的知识是一切理论的基础。在自然科学中，这是已经不成问题，而在社会科学中还有很多人梦想着真理会从天外飞来。”我国人类学先驱学者李安宅在1935年为他所翻译的英国学者马林诺夫斯基的著作《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写译者序时说：“我们吃了中外两种八股的亏，这是谁都知道的。但八股底特征是什么呢？不过是为说话而说话，为书本而书本，并不曾针对实在界加以直接体验的功夫而有所对策，所以充满了脑筋与笔墨的只有不自觉的二手货，而无创作力量的头手货罢了”。由此可见，反思中国传统的认知观念已成为各类知识分子的共识，除极个别群体外，在主观认识上已经意识到惟书、惟上、惟古人、惟洋人的认知观念的非科学性。
这种对旧的认知观念的破除，必然伴随新的认知观念的建立。费孝通说，我们若不认为我们的知识已为前人所获得，不认为知识都已写在书本上，那么“自然应该另开新路。实地研究包含着几个重要的意思：知识是人对事物的认识，事物本身是常在变迁的，所以任何人类已有的知识却需要不住地修改和增添。”也就是说我们的知识来自对不断变化了的事物的认识和研究。李安宅认为，不但研究社会学、人类学的人，就是其他一切学科的学者，凡“打算在这个时代有世界公民的资格”，“非有洞观内外那样的新国民底训练”，这种训练就是“实地研究，实地工作”，这才是“针对八股习气所下的订门针”。李安宅已经将是否实现认知观念的转变提升到中华民族能否在地球上获得世界公民资格的高度来认识，其实质是对民族生存的深切关怀和对民族的认知方式转变的激烈呼唤。毛泽东则在1930年斩钉截铁地说：“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卓越成员陈云在延安时期提出了“不惟上、不惟书、只惟实，交换、比较、反复”的认识论观点，他提出“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做调查研究，最后讨论做决定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就够了。”
陈独秀在1922年写了一段话，对国人认知观的转变作了十分精辟的概述：“怎样叫实际研究精神呢？说来很为繁杂。古代人的思想，大都偏于演绎法。就是以一个原理应用许多事实，到近代科学发明，多采用归纳法。怎么叫归纳法？就是拿许多事实归纳起来证明一个道理。这便是归纳法与演绎法相反之文。我们自然对于这两种方法，应该互为应用。但是科学发明之后，用归纳法之处为多，因为一个原理的成立，必须搜集许多事实之证明，才能成立一个较确实的原理。欧洲近代以自然科学证实归纳法，马克思就以自然科学的归纳法应用于社会科学。马克思搜集了许多社会上的事实，一一证明其原理和学说。所以现代的人都称马克思的学说为科学的社会学，因为他应用自然科学归纳法研究社会科学。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学或社会学都是以这种科学归纳法作根据，所以都可相信的，都有根据的。”“不要单单研究马克思的学理，这是马克思的精神”。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国人的认知观念在1920—1930年代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从对古人思想和古代经典的演绎，转变为对客观的、社会实在的搜集、分析和研究。凡经过调查、科学归纳和理性分析研究的知识才是真正的知识，才可以称为真理，由此出发做出的决策和结论才可以称为正确的决策和结论。社会调查在民国以后的兴盛与繁荣，正是这种认知观念主导的结果。
[作者简介：李志英，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