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晚上，我九点钟就寝后，好像有什么求之不得似的只管辗转反侧，不能入睡。到了十二点钟模样，我假定已经睡过一夜，现在天亮了，正式地披衣下床，到案头来续写一篇将了未了的文稿。写到二点半钟，文稿居然写完了，但觉非常疲劳。就再假定已经度过一天，现在天夜了，再卸衣就寝。躺下身子就酣睡。
次日早晨还在酣睡的时候，听得耳边有人对我说话：“Z先生来了！Z先生来了！”是我姐的声音。我睡眼蒙胧地跳起身来，披衣下楼，来迎接Z先生。Z先生说：“扰你清梦！”我说：“本来早已起身了。昨天写完一篇文章，写到了后半夜，所以起得迟了。失迎失迎！”下面就是寒暄。他是昨夜到杭州的，免得夜间敲门，昨晚宿在旅馆里。今晨一早来看我，约我同到莫干山去访L先生。他知道我昨晚写完了一篇文稿，今天可以放心地玩，欢喜无量，兴高采烈地叫：“有缘！有缘！好像知道我今天要来的！”我也学他叫一遍：“有缘！有缘！好像知道你今天要来的！”
我们寒暄过，喝过茶，吃过粥，就预备出门。我提议：“你昨天到杭州已夜了。没有见过西湖，今天得先去望一望。”他说：“我是生长在杭州的，西湖看腻了。我们就到莫干山吧。”“但是，赴莫干山的汽车几点钟开，你知道么？”“我不知道。横竖汽车站不远，我们撞去看。有缘，便搭了去；倘要下午开，我们再去玩西湖。”“也好，也好。”他提了带来的皮包，我空手，就出门了。
黄包车拉我们到汽车站。我们望见站内一个待车人也没有，只有一个站员从窗里探头出来，向我们慌张地问：“你们到哪里？”我说：“到莫干山，几点钟有车？”他不等我说完，用手指着卖票处乱叫：“赶快买票，就要开了。”我望见里面的站门口，赴莫干山的车子已在咕噜咕噜地响了。我有些茫然：原来我以为这几天莫干山车子总是下午开的，现在不过来问钟点而已，所以空手出门，连速写簿都不曾携带。但现在真是“缘”了，岂可错过？我便买票，匆匆地拉了Z先生上车。上了车，车子就向绿野中驶去。
坐定后，我们相视而笑。我知道他的话要来了。果然，他又兴高采烈地叫：“有缘！有缘！我们迟到一分钟就赶不上了！”我附和他：“多吃半碗粥就赶不上了！多撒一场尿就赶不上了！有缘！有缘！”车子声比我们的说话声更响，使我们不好多谈“有缘”，只能相视而笑。
开驶了约半点钟，忽然车头上“嗤”地一声响，车子就在无边的绿野中间的一条黄沙路上停下了。司机叫一声“葛娘！”跳下去看。乘客中有人低声地说：“毛病了！”司机和卖票人观察了车头之后，交互地连叫“葛娘！葛娘！”我们就知道车子的确有毛病了。许多乘客纷纷地起身下车，大家围集到车头边去看，同时问司机：“车子怎么了？”司机说：“车头底下的螺旋钉落脱了！”说着向车子后面的路上找了一会，然后负着手站在黄沙路旁，向绿野中眺望，样子像个“雅人”。乘客赶上去问他：“喂，究竟怎么了！车子还可以开否？”他回转头来，沉下了脸孔说：“开不动了！”乘客喧哗起来：“抛锚了！这怎么办呢？”有的人向四周的绿野环视一周，苦笑着叫：“今天要在这里便中饭了！”咕噜咕噜了一阵之后，有人把正在看风景的司机拉转来，用代表乘客的态度，向他正式质问善后办法：“喂！那么怎么办呢？你可不可以修好它？难道把我们放生了？”另一个人就去拉司机的臂：“嗳！你去修吧！你去修吧！总要给我们开走的。”但司机摇摇头，说：“螺旋钉落脱了，没有法子修的。等有来车时，托他们带信到厂里去派人来修吧。总不会叫你们来这里过夜的。”乘客们听见“过夜”两字，心知这抛锚非同小可，至少要耽搁几个钟头了，又是咕噜咕噜了一阵。然而司机只管向绿野看风景，他们也无可奈何他。于是大家懒洋洋地走散去。许多人一边踱，一边骂司机，用手指着他说：“他不会修的，他只会开开的，饭桶！”那“饭桶”最初由他们笑骂，后来远而避之，一步一步地走进路旁的绿荫中，或“矫首而遐观”，或“抚孤松而盘桓”，态度越悠闲了。
等着了回杭州的汽车，托他们带信到厂里，由厂里派机器司务来修，直到修好，重开，其间约有两小时之久。在这两小时间，荒郊的路上演出了恐怕是从来未有的热闹。各种服装的乘客——商人、工人、洋装客、摩登女郎、老太太、小孩、穿制服的学生、穿军装的兵，还有外国人，——在这抛了锚的公共汽车的四周低徊巡游，好像是各阶级派到民间来复兴农村的代表，最初大家站在车身旁边，好像群儿舍不得母亲似的。有的人把车头抚摩一下，叹一口气；有的人用脚在车轮上踢几下，骂它一声；有的人俯下身子来观察车头下面缺了螺旋钉的地方，又向别处检探，似乎想检出一个螺旋钉来，立即配上，使它重新驶行。最好笑的是那个兵，他带着手枪雄赳赳地站在车旁，愤愤地骂，似乎想拔出手枪来强迫车子走路。然而他似乎知道手枪耍不过螺旋钉，终于没有拔出来，只是骂了几声“妈的”。那公共汽车老大不才地站在路边，任人骂它“葛娘”或“妈的”，只是默然。好像自知有罪，被人辱及娘或妈也只得忍受了。它的外形还是照旧，尖尖的头，矮矮的四脚，庞然的大肚皮，外加簇新的黄外套，样子神气活现。然而为了内部缺少了小指头大的一只螺旋钉，竟暴卒在荒野中的路旁，任人辱骂！
乘客们骂过一会之后，似乎悟到了骂死尸是没用的。大家向四野走开去。有的赏风景，有的讲地势，有的从容地蹲在田间大便，一时间光景大变，似乎大家忘记了车子抛锚的事件，变成picnic（picnic，意为野餐。）的一群。我和Z先生原是来玩玩的，万事随缘，一向不觉得惘怅。我们望见两个时髦的都会之客走到路边的朴陋的茅屋边，映成强烈的对照，便也走到茅屋旁边去参观。Z先生的话又来了：“这也是缘！这也是缘！不然，我们哪得参观这些茅屋的机会呢？”他就同闲坐在茅屋门口的老妇人攀谈起来。
“你们这里有几份人家？”
“就是我们两家。”
“那么，你们出市很不便，到哪里去买东西呢？”
“出市要到两三里外的××。但是我们不大要买东西。乡下人有得吃些就算了。”
“这是什么树？”
“樱桃树，前年种的，今年已有果子吃了。你看，枝头上已经结了不少。”
我和Z先生就走过去观赏她家门前的樱桃树。看见青色的小粒子果然已经累累满枝了，大家赞叹起来。我只吃过红了的樱桃，不曾见过枝头上青青的樱桃。只知道“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颜色对照的鲜美，不知道樱桃是怎样红起来的。一个月后都市里绮窗下洋瓷盆里盛着的鲜丽的果品，想不到就是在这种荒村里茅屋前的枝头上由青青的小粒子守红来的。我又惦记起故乡缘缘堂来。前年我在堂前手植一株小樱桃树，去年夏天枝叶甚茂，却没有结子。今年此刻或许也有青青的小粒子缀在枝头上了。我无端地离去了缘缘堂来作杭州的寓公，觉得有些对它们不起。我出神地对着樱桃树沉思，不知这期间Z先生和那老妇人谈了些什么话。
原来他们已谈得同旧相识一般，那老妇人邀我们到她家去坐了。我们没有进去，但站在门口参观她的家。因为站在门口已可一目了然地看见她的家里，没有再进去的必要了。她家里一灶、一床、一桌，和几条长凳，还有些日用上少不得的零零碎碎的物件。一切公开，不大有隐藏的地方。衣裳穿在身上了，这里所有的都是吃和住所需要的最起码的设备，除此以外并无一件看看的或玩玩的东西。我对此又想起了自己的家里来。虽然我在杭州所租的是连家具的房子，打算暂住的，但和这老妇人的永远之家比较起来，设备复杂得不可言。我们要有写字桌，有椅子，有玻璃窗，有洋台，有电灯，有书，有文具，还要有壁上装饰的书画，真是太噜苏了！近来年励行躬自薄而厚遇于人的Z先生看了这老妇人之家，也十分叹佩。因此我又想起了某人题行脚头陀图像的两句：“一切非我有，放胆而走。”这老妇人之家究竟还“有”，所以还少不了这扇柴门，还不能放胆而走。只能使度着噜苏的生活的我和Z先生看了十分叹佩而已。实际，我们的生活在中国说算是噜苏的了。据我在故乡所见，农人、工人之家，除了衣食住的起码设备以外，极少有赘余的东西。我们一乡之中，这样的人家占大多数。我们一国之中，这样的乡镇又占大多数。我们是在大多数简陋生活的人中度着噜苏生活的人；享用了这些噜苏的供给的人，对于世间有什么相当的贡献呢？我们这国家的基础，还是建设在大多数简陋生活的工农上面的。
望见抛锚的汽车旁边又有人围集起来了，我们就辞了老妇人走到车旁。原来没有消息，只是乘客等得厌倦，回到车边来再骂脱几声，以解烦闷。有的人正在责问司机：“为什么机器司务还不来？”“你为什么不乘了他们的汽车到站头上去打电话？快得多哩！”但司机没有什么话回答，只是向那条漫漫的长路的杭州方面的一端盼望了一下。许多乘客大家时时向这方面盼望，正像大旱之望云霓。我也跟着众人向这条路上盼望了几下。那“青天漫漫覆长路”的印象，到现在还历历在目，可以画得出来。那时我们所盼望的是一架小汽车，载着一个精明干练的机器司务，带了一包螺旋钉和修理工具，从地平线上飞驰而来；立刻把病车修好，载了乘客重登前程。我们好比遭了难的船飘泊在大海中，渴望着救生船的来到。我觉得我们有些惭愧：同样是人，我们只能坐坐的，司机只能开开的。
久之，久之，彼方的地平线上涌出一黑点，渐渐地大起来。“来了！来了！”我们这里发出一阵愉快的叫声。然而开来的是一辆极漂亮的新式小汽车，飞也似地通过了我们这病车之旁而长逝。只留下些汽油气和香水气给我们闻闻。我们目送了这辆“油壁香车”之后，再回转头来盼望我们的黑点。久之，久之，电平线上果然又涌出了一个黑点。“这回一定是了！”有人这样叫，大家伸长了脖子翘盼。但是司机说“不是，是长兴班。”果然那黑点渐大起来，变成了黄点，又变成了一辆公共汽车而停在我们这病车的后面了。这是司机唤他们停的。他问他们有没有救我们的方法，可不可以先分载几个客人去。那车上的司机下车来给我们的病车诊察了一下，摇摇头上车去。许多客人想拥上这车去，然而车中满满的，没有一个空坐位，都被拒绝出来。那卖票的把门一关，立刻开走。车中的人从玻璃窗内笑着回顾我们。我们呢，站在黄沙路边上蹙着眉头目送他们，莫得同车归，自己觉得怪可怜的。
后来终于盼到了我们的救星。来的是一辆破旧不堪的小篷车。里面走出一个浑身龌龊的人来。他穿着一套连裤的蓝布的工人服装，满身是油污。头戴一顶没有束带的灰色呢帽，脸色青白而处处涂着油污，望去与呢帽分别不出。脚上穿一双橡皮底的大皮鞋，手中提着一只荷包。他下了篷车，大踏步走向我们的病车头上来。大家让他路，表示起敬。又跟了他到车头前去看他显本领。他到车头前就把身体仰卧在地上，把头钻进车底下去。我在车边望去，看到的仿佛是汽车闯祸时的可怕的样子。过了一会他钻出来，立起身来，摇摇头说：“没有这种螺旋钉。带来的都配不上。”乘客和司机都着起急来：“怎么办呢？你为什么不多带几种来？”他又摇摇头说：“这种螺旋厂里也没有，要定做的。”听见这话的人都慌张了。有几个人几乎哭得出来。然而机器司务忽然计上心来。他对司机说：“用木头做！”司机哭丧着脸说：“木头呢？刀呢？你又没带来。”机器司务向四野一望，断然地说道：“同老百姓想法！”就放下手中的荷包，径奔向那两间茅屋。他借了一把厨刀和一根硬柴回来，就在车头旁边削起来。茅屋里的老妇人另拿一根硬柴走过来，说怕那根是空心的，用不得，所以再送一根来。机器司务削了几刀之后，果然发见他拿的一根是空心的，就改用了老妇人手里的一根。这时候打了圈子监视着的乘客，似乎大家感谢机器司务和那老妇人。衣服丽都或身带手枪的乘客，在这时候只得求教于这个龌龊的工人；堂皇的杭州汽车厂，在这时候只得乞助于荒村中的老妇人；物质文明极盛的都市里开来的汽车，在这时候也要向这起码设备的茅屋里去借用工具。乘客靠司机，司机靠机器司务，机器司务终于靠老百姓。
机器司务用茅屋里的老妇人所供给的工具和材料，做成了一只代用的螺旋钉，装在我们的病车上，病果然被他治愈了。于是司机又高高地坐到他那主席的座位上，开起车来；乘客们也纷纷上车，各就原位，安居乐业，车子立刻向前驶行。这时候春风扑面，春光映目，大家得意洋洋地观赏前途的风景，不再想起那龌龊的机器司务和那茅屋里的老妇人了。
我同Z先生于下午安抵朋友L先生的家里，玩了数天回杭。本想写一篇“莫干山游记”，然而回想起来，觉得只有去时途中的一段可以记述，就在题目上加了“半篇”两字。
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二日于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