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方面在于观众的宽容度。那个时候当然有批评，而且有的时候非常尖锐，但是没有现在这样的“刻薄”和“另类”。我翻出来一叠当时的草稿，看到当时我在直播时对观众说的话，感觉到我真是赶上了一个好时候，换到现今我是不会再这么说的了。
我们这些做体育报道的人，都知道“一荣俱荣”的道理。说到底，因为中国体育代表团在1992年奥运会上表现出色，老百姓高兴，这些“老百姓”里面也包括国家的高层领导。一般老百姓高兴了给电视台打个电话、写封信，总编室会转给各部门，各部门的人员会觉得很有底气；而这些大领导高兴了打电话给台领导，会在高层会议上提起来，那影响就不一般了。
1992年奥运会的报道其实有很多缺陷，和后来的精致无法同日而语。但是正是由于这两头的高兴，特别是从最高层来的称赞，使得一切都变得那么的美好。
“奥运沙龙”
报道结束之后，我写了一篇文章，标题是：我与“奥运沙龙”，照录如下。
我想到过“奥运沙龙”的出现会给电视体育报道带来一点儿新鲜的东西，那是在当初设计1992年奥运会报道方案的时候。
中央电视台大规模报道奥运会这是第三次了。在这之间还有亚运会，还有世界杯足球赛，还有其他各式各样的体育转播。电视在体育报道中已经占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这里边还缺少一点什么。以往电视的成功主要在于现代化科技，而节目制作者的再创造往往被“第一时间”的画面传递所代替。与报纸杂志相比，多了“快速及时”，却少了深层次的思考。
在体育报道中搞评论很难，报纸上可以刊登很好的文章，但这些文章若是由播音员正襟危坐着朗读出来，恐怕不会有几个人会听得下去；由解说员在比赛进行之中讲出来又会干扰观众看球；最好的办法是编辑大量资料，辅以精辟的解说词，形成一个个精彩的节目。但这是空中楼阁，在每天十几个小时的播出量情况下，没有一家电视台可以做到这一点。
但是总得做一点什么，总得有人用什么方法来填补这个空白，“奥运沙龙”这种谈话式节目是唯一的选择。
谈话式节目在先进国家的电视台已经有了多年的历史，是电视评论的主干，它费时不多，场景不大，花销也少，最关键的是它受到观众的喜爱。因为观众总是越来越成熟，他们除了希望从电视中得到新闻，得到娱乐之外，还希望听听电视台对某一个问题是如何解答的。
这种谈话式节目成功的基础有两点，一是要有观众感兴趣的话题，绝不能是泛泛的空论；二是要有观众感到亲切和自然的主持人。
在奥运会期间，话题是不难找到的，成功、失败、丑闻、狂喜，在这明星汇聚的十六天，在这代表国家荣誉的十六天里，有着许许多多的事情值得向观众表述。但谁来表述？实在是一个难题。当“奥运沙龙”的构想提出来之后，我就一直在思索着：谁来当这个主持人？他应该是懂体育的男性，因为在世界各地的绝大多数体育观众是男性；他应当35岁以上，只有到了这个年龄，观众才会觉得他成熟可信；他应当是一个记者，因为这个节目需要反应敏捷，并体现出驾驭事件的能力；他还应该熟悉电视节目的制作过程，能够在直播过程中化险为夷。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我找到了张武斌，他是中国体育杂志的记者，35岁，在《中国青年报》上经常发表杂谈，和体育界有着较为广泛的联系，适合当这个节目的客座主持人。
还差一个“主人”，一个驾驭这个节目的人。挑来选去，我最后选定了自己。除了我符合以上的条件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但当时又不能透露给别人的原因：这个节目是一个尝试，可能会在各种环节上出现意想不到的问题，很可能会失败。与其让别人坐在失败面前不知所措，不如由我第一个吃螃蟹，出了事故我反正都是要承担责任的。
在7月25日奥运会开幕之前，我当然不能把任何的悲观情绪带给大家。
我没想到，“奥运沙龙”会获得如此之大的成功。在奥运期间我收到了几千封来信，绝大多数是赞誉之辞。在一位黑龙江的观众写给中央电视台的信中，是这样评价的：“在这次奥运会的专题报道中，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就是“奥运沙龙”节目，这种以议论为主的节目，加强了同观众情感上的交流，缩短了与观众的距离。特别值得称道的是马国力在画面中的表现，他在屏幕前给人以最好的感觉就是放松和自然，而一切言论和表现又在这种良好的状态下自然地流露出来，他给人以交流的欲望，在他看似平静、平凡、冷淡的外表下，给人以内涵丰富、深邃凝重、亲切真诚的印象……“
谈论自己的优点是一种忌讳，但是谈起“奥运沙龙”我又实在不能置身于外，只好犯此天下大忌了。
我没有主持过节目，但十年的电视节目制作经验使我比主持人更加了解观众的需要。记得在1986年，我执导《新春体育晚会》时，就告诉宋世雄和孙正平要参与进去，和观众在一起，结果当时出镜很少的他们两人获得巨大的成功。1990年时，我筹划报道第14届世界杯足球赛的专题节目——《意大利90集萃》，一再叮咛韩乔生要当“主人”，而主人的目的是引导客人说话，而不是自己夸夸其谈。一时间，韩乔生的名声大噪，这个节目也成为了那个时期收视率最高的非娱乐性节目。更值得一提的是1990年的亚运会，我把并不十分情愿的宁辛强推到“亚运赛场”的直播室里，告诉她一个原则：错了没关系，但要真心地对待观众。
真心地对待观众，这是我十年电视制作生涯中最深的一点感受。每到晚上，每到重要的比赛时，全国上亿的老老小小眼巴巴地盯着同一个屏幕，你有什么理由来哄弄这些人呢？
我常说：电视记者是一种特殊的职业，因为我们面对的是几亿双眼睛。
“奥运沙龙”成功的第一个原因就是把观众想知道的事情真心实意地告诉他们，把我们对于这一事件的看法也真心实意地告诉他们。为什么观众讨厌说教？因为那是由华丽辞藻堆砌起来的空洞无物的词句，连宣讲者也不相信它。其实，无论在社会的哪一种形态，道理都是需要的，社会越是发展，人们也就越是需要理性的思索，但这必须是真实的道理，而不是虚伪的形式。
我还记得1988年汉城奥运会时的报道。在比赛开始之前人们听到的都是“誓夺金牌”等慷慨陈词，但中国队失利几天之后，充斥在报刊电视之上的却又是大讲“重要的是参加”的道理，颇有一种吃不到葡萄才说酸的味道。这种报道与评论当然不是国人所需要的。
在此届奥运会之前，我们定下了一个原则：不能说服自己的道理绝对不能强加给观众。当然这不等于去媚俗，而是要用真实可信的语言去感染观众，使他们和我们一道来思索。例如击剑选手王会凤遭到裁判员不公正待遇之后，我接到了许多电话和来信，观众表达了他们的不满，并要求电视台对此作出解释。我也感到了裁判的不公正，但是如果我代表观众在屏幕上发泄这种不满，不仅于事无补，反倒表现出一种狭隘的气度，所以我决定实话实说。记得开场时我是这样讲的：“许多观众希望我能够代表他们向国际奥委会提出抗议，但实话告诉大家，我没有这么做。”然后给大家讲了不能用部分的丑恶来掩盖奥运会这十六天辉煌的道理。另外一个例子是中国体育代表团第一批成员回国后的那个晚上，我们的话题不是胜利的喜悦，而是对失败者的思考。我们真心地认为，在体育之中正确地对待胜与败，标志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成熟。在为胜利者欢呼的时候，一群成熟的观众不会发出对失败者的谩骂。但是失败者也必须明白，对他们的理解是由于他们尽了力，并且还会尽力去争取胜利。我知道不是所有的观众都能够满意我讲的道理，但我是真实的，这种真实赢得了他们的尊重。
当我国敞开大门之后，发展最快的行业之一就是电视。人们对于电视的了解已经迅速地接近了发达国家中老百姓的水平。十年前，人们对于“电视人”普遍怀有一种神秘的尊重感。播音员成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被认为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因为他们代表的是党和国家。这样的事情今天再也不会发生了。观众对于主持人的要求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这些“电视人”不再被人们当成头顶光环的神圣，而是希望成为促膝相谈的朋友。假如哪一个主持人露出一点神圣的高傲，马上会引来一阵嘘声。但同时观众又希望面对着的这位朋友有着较高的品味，而不仅仅是一个背稿子的“机器人”，他们虽然不像孟母择邻那样苛刻，但绝不愿意看到一个他认为“还不如我”的人坐在电视机里。因此，电视主持人一定要有自己的风格，一定要有某些特点是常人所羡慕的，而不仅仅是你的职业令人羡慕。作为客串的“沙龙主人”，我知道有许多不足，但也知道有一种别人比不了的优势，即我是中央电视台奥运报道计划的制定人，我知道什么时候该怎么表达，于是就有了一种非常自然的成熟与自信，再加上这种自信而产生出的幽默，就形成了我自己的风格。记得有一天我对观众说：有人来信建议‘清晨奥运报道’换一位年轻漂亮的小姐来主持，我同意这种看法，因为漂亮的面孔会更提神，但是没有办法，大家还得忍受我的这张脸。这是由于我知道绝大多数早早爬起来看电视的观众绝对不是在乎坐在他面前的是谁，而要听的是从他嘴里发出来的消息，所以我敢这么调侃。不想，我马上就接到了许多来信，纷纷为我打抱不平，有的观众大书：“就爱你这张脸！”有趣的是，在“中国电视报”举办的“我看奥运报道”征文活动中，以最高分获一等奖的文章是“主持人的新纪录”，其中有这么一段话：“是不是奥运会太令人兴奋了，于是也让那些节目主持人忘记了屏幕前的‘架势’，无意中袒露出个人性格中的全部真率和坦诚，从而首创了一种主持人的崭新风格呢？马国力不知，当他毫无虚荣自我剖析的时候，我以为他就在我的膝前，我跟他已经交上朋友了。”
谁都喜欢听褒扬的话，尽管我也受到过无情的指责。我非常欣赏作者的那一句“节目主持人忘记了屏幕前的‘架势’。”因为“无定式”正是我的长处。当我坐在镜头前面，我想的是观众要听些什么，是节目的进展情况。而全然不去考虑从哪个角度看我才“最美”，正是这种“无我”，才使得观众记住了我，才有了节目的成功。
奥运会结束了，辉煌也已经完结，我希望在“奥运沙龙”中的表现，或许可以给电视工作者，给观众一点启发，即主持人首先应该是记者、是专家，这样做下去，我国的电视或许可以和国际标准离得更近一些。
跑马圈地
我常把中央电视台体育节目的发展比作“跑马圈地”，是我带着体育部同仁们搞的原始积累。在当组长的时候是《体育新闻》，当副主任的时候是1990年亚运会的报道和1991年的《体育大世界》，当主任的时候是体育频道。
我这一生最得意的事情就是在1995年创建了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它现在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最大、最有实力的体育频道之一。当然这是我的职务行为，而且如果不是我在那一个特定的时期担任体育部主任，这个频道还是会诞生的，还可能也这么强势。不过历史却安排了我担任这个时期的中央电视台体育部主管。
说起“主管”，我想先说一下1989年和1999年的两次被人事部门询问对于体育部门主管的意见，十年之中，人事部门的变化之大，令我啼笑皆非。
前面说过：若不是发生了一个谁也没有想到的意外，从常理上看本来绝不会轮到我当政——当时的体育部主任接近五十，副主任才四十不到，至少有十年的稳定发展期，所以我连想都没想过我会很快执掌体育部。如果没有意外发生，中央电视台体育部虽然一定会发展，但是绝对不会像后来的十多年中那样打着如此明显的我的烙印。
然而历史真的是人创造的，这里也包括由于人的失误对历史不同程度的改变。谁也没有想到，体育部主任和他一手提拔的爱将之间在短短两年之后便产生了几乎不可调协的矛盾。其中的原因大概只有他们两人可以说得清，或许他们两人也不明白到底是为什么。我当然有自己的观察和理解，但是我的原则是从不介入与工作无关的人际关系和矛盾，看法与观察只是留在自己的心里，现在也是如此，所以我不会公开对这两个人之间矛盾的看法。
古人还是聪明，早在几千年前就想出了“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么个故事来警示后人，可惜的是后人却往往忘记了前人的教诲，在他们的争执中受益的是我这只“野鹤”。由于他们两人争执不下，台里决定将两人同时调走，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情况。
1988年底，人事处到体育部摸底，征求各人对体育部未来领导人选的意见。在问到我时我来了个直截了当：我看只有我合适。闹得两位人事干部半天没说出话来，之后的几年里他们还是很欣赏地提起我的这个不同于常人的回答。但是我真的认为我最合适，而且事实证明我的确是最佳人选。
到了1999年，人事部门又一次找我谈话，我又主动地“要”了一次官，不过几乎就得到了完全相反的结局，假若不是台领导的帮助，我可能早就不在中央电视台干了。
事情要向前追溯两年，体育部在1997年升格为体育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