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会科学国家兴衰的传播动力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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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传播基础结构与国家命运(4)

第三,道路是罗马统治者加强政治统治的有力工具,罗马道路是罗马统治者在被征服地区的一种“有形”统治的代表。罗马道路加速了所到之处的“罗马化”进程,促进了所到之处的文明化进程。与道路相连的各种建筑空间,例如:罗马的广场、引水渠、会堂、圆形大剧场、斗兽场、浴场等等都能非常张扬地反映出罗马帝国的统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

第四,道路具有一种日常性、通用性和持久性的作用,谁也离不开,谁都需要它,从而,使道路成为一种联结社会交往和文化孕育的纽带。

从今天的眼光来看,罗马道路是罗马留给世界的最重要的遗产之一,也是线路最长远的持久的历史纪念物。据统计,“到戴克里先皇帝统治时期,罗马正规的道路就达372条,全长8.5万公里。这一历史建筑在罗马世界中无论如何也找不到第二项能与之匹敌的了。”(冯定雄,2009)从这一数据看,罗马道路在罗马帝国的规模、密度、渗透性和可控性、可到达性上都具备了一种战略性的国家管控机制,同时,也是一种非常高效实用的传播基础结构。从某种意义上说,罗马正是建设完成了如此规模的传播基础结构,才支撑和延续了其庞大的帝国统治。从阿庇安大道开始,罗马人的道路建设和维护就没有停止过,直到外来军事力量的侵入和被压迫民族的反抗出现,直到罗马帝国的衰亡。

顺便指出的是,在历史上与罗马帝国类似的是中国秦王朝建造的“驰道”,秦灭六国过程中修筑了许多大路,形成通往全国各地方的快速道路,这应该看作是古代的“高速公路”。从罗马这个典型案例,发现传播基础结构对于国家管控能力的作用,道路是罗马权力遍布的基石网络,是铺设在意大利全境和欧、亚、非三洲疆域之内的,没有这个物质基础,罗马权力就要动摇,罗马帝国的历史也可能需要重新书写。

传播基础结构对疆域大国的意义——以美国、加拿大为例

以上对于罗马帝国的分析,除了可以说明传播基础结构对于一般国家的国家管控能力的意义之外,还因其军事扩张的地域之大,可以说明传播基础结构对于疆域大国的特殊重大的意义。对大国而言,传播基础结构不仅要在地理空间的规模上具有足够的覆盖,同时,还需要在其时间持久性、社会渗透性、政治感召力、民心凝聚力等维度上具有统一大国的能力,否则,就容易出现中央对地方的失控,出现地方诸侯的兴起,对大国统一形成消解力量。下面,再列举美国和加拿大国家形成与发展过程中,跨越东西海岸的铁路对其国家管控的意义。

美国东海岸到西部的加利福尼亚州之间距离超过4500公里,在1869年之前,尽管在东部地区和西北部地区已建设有通达的铁路网,但是,美国东西部却被崇山峻岭、浩瀚沙漠重重阻碍,没有一条跨越东西海岸的铁路。当时,美国人从纽约到旧金山需要乘船绕行南美洲,最短的时间也要六个月。地理阻隔使得西部成了美国相对独立的地区,不仅经济发展受到影响,也成为国家稳定统一的隐患。在这种条件下,就需要提高铁路网的覆盖率,促进其东西部的联通性;特别是其西部的某些地域并入美国的历史并不长19世纪中后期,今天的得克萨斯、加利弗尼亚以及犹他州等被并入美国版图,与东部地区之间,还远未形成像今天这样的高度共同的美国国家意识。第一条太平洋铁路的建设,因此就具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

1862年,美国总统林肯批准通过了第一个建设太平洋铁路法案,该法案规定由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和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共同承建横贯大陆的太平洋铁路,分别从东西两个方向同时开工建筑,东部起点站是内布拉斯加州(Nebraska)的奥马哈,西部起点站则是加利福尼亚州的萨克拉门托。其中的太平洋铁路西段要穿越整个内华达山脉,工程极为艰巨。当时,美国南北战争已经燃起战火,这条铁路对美国北方来讲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为了早日建成这条铁路,美国采取了有效的激励机制,发行国债,颁布现金补助法,还规定铺轨两旁的土地可以归铁路公司开发利用。由于铁路公司所获的公债、授地及补贴都是根据修建铁路的里程来发放的,而政府并未规定铁路东西两段的会合地点;所以,谁的建设进度快,获得收益就多。正是在这样的机制下,使得这条铁路仅用7年时间就建成了,而且因此使华工与太平洋铁路建设史紧密联系起来。

起初,在铁路西段的建设中遇到巨大困难,由于内华达山地势险峻,修筑条件艰苦,开工头两年铺设了仅仅50英里,缓慢的进度使得工程承包商面临破产的危机。在这种状况下,1865年2月,华工作为最有力量的建设生力军出现在太平洋铁路的建设工地上,其吃苦耐劳而高效的工作创造了历史的奇迹。根据新浪网、齐鲁电视台联合探寻美国铁路华工之旅新的报道:“1866年,华工们开始挑战工程中最大的拦路虎——塞拉岭通道,被称为合恩角的花岗岩石墙是这里最难攻克的险关……为了从笔直的山崖上劈出一条双轨宽的路基,华工把自己拴在吊篮里,从山顶上用绳索吊下去,在半空中凿壁填塞火药,点火后再往上拉,那里的岩石之硬,常使得火药从炮眼里直接迸出,伤及华工;因为火药性能不稳或者绳索磨断而葬身崖底的华工,更不计其数。华工们腰系绳索、身悬半空,硬是开出一条行驶车辆的通道。”

在整个修筑铁路过程中,华工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可以说,这条铁路最艰险的路段,是由以中国人为主的工人修建的,在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的铁路工人薪水发放记录中,华工的比例在工程后期甚至高达95%。1869年5月10日下午2点多,两条铁路在犹他州奥格登地区的普罗蒙特里丘陵处相接,从此,美国大陆的东西部通过太平洋铁路这一重要的传播基础结构,开始连成一体。美国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跨越从太平洋到大西洋地理的经济大国,美国经济发展才从此开始进入狂飙时期。

同样类似的建设太平洋铁路的过程在加拿大历史上也出现过。加拿大于1867年建国,当时的英属不列颠哥伦比亚地区(现在的卑诗省)还未归入加拿大版图。该地区位于太平洋西岸,与加拿大东部地区横亘着落基山脉、大草原,联系不畅,而与美国华盛顿州的交通却更便捷。1869年美国修成北太平洋铁路后,卑诗人加入美国的意愿更加强烈。在这种情况下,加拿大首任总理麦当劳闻之,急切地与卑诗人签订修建加拿大太平洋铁路的协议,而使卑诗省于1871年加入联邦,成为加拿大第6个省。加拿大太平洋铁路1878年开工,1885年11月7日全线贯通。太平洋铁路的建成对于促进加拿大的国家形成和经济建设起到了奠定基础的作用。

综合美国与加拿大的案例说明,在当时的情况下,作为传播基础结构的铁路的建设对于大国的统一所具有的战略意义,一条铁路改变了大国的边陲、地方对于中心统治集团的纽带关系和向心力量。其原因在于,政治家们能从传播基础结构的建设中,看到权力、利益,从而运用传播基础结构所具有的杠杆力量撬动历史进程。类似的案例还有不少,如莫斯科对于远东地区的管控,也是战略性地修筑了横跨西伯利亚的铁路动脉;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对于中国东北地区侵略、控制与掠夺,也是以侵占和修筑东北铁路作为一个管控的基本手段。

许多历史事实一再证明,传播基础结构,对于疆域大国而言,实际是一种综合的调节控制力量,也可以视为管控体系中的一个基础条件,不仅有政治意图、权力制约,还有经济效应、社会效应,它们就犹如一个人的骨骼、血脉和神经网络对于人之所以能活络运动的意义一样,深远绵长。

此外,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传播基础结构只是实施国家管控的基础性硬件条件,或者说是一个必要条件,并不意味着有了传播基础结构,国家管控就能稳如泰山,就可以安枕无忧了。同样重要的还有软性的管控机制,例如借助传播基础结构进行传播的内容:思想文化、意识形态、新闻信息等,它们对于凝聚国家的重要性以及国家认同、民族精神等等这些问题,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讨论到。

第四节 传播基础结构与国家动员

传播基础结构与国家动员能力有重要的关系,而国家动员能力与国家命运具有重要的相关关系,特别是在国家危机的紧要关头,国家动员能力的高低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由于在第七章,我们还要探讨传播与国家危机的问题,在本节中,我们主要从理论上探讨传播基础结构在国家动员过程中如何发挥作用的问题。

国家动员的概念解析

国家动员,根据目前的多数学术研究文献,大多主要是指“战争动员”(或称“国防动员”),是指把国家或政治集团的武装力量从平时状态转入战时状态,以及把所有的经济部门(工业、农业、运输业等)转入供应战争需要的工作。然而,正如国家战略一样,其含义也具有广义和狭义之别。时殷弘、陈潇(2008)在《现代政治制度与国家动员:历史概观和比较》一文中对国家动员进行了定义:“广义地说,它是指一国政治领导为实现国家根本目标而征集和调动本国各类可用资源的行为总和,特别是包括在根本国策层次上征集和调动资源的战略性方式。因此,国家动员亦可称为战略动员。在历史意义上,它压倒性地侧重于战争动员;在理论和现代意义上,它一般更偏重于和平时期的资源获取和相关的能力构建,包括军力建设、经济发展、财政平衡、社会团结、国民士气等等,还有与优化外部战略环境直接关联的种种对外战略操作。”从这个意义看,国家动员不仅是军事上的需要,而是更广泛、更深入的总体需要,它的实施,能调集多方面的力量,动员更广泛的资源。

此外,由于动员还具有“发动人参加”的意思,因而,国家动员这一概念在使用中,有的时候也会指国家采取舆论及传播手段发动民众的过程。事实上,可以把这个意义上的国家动员看成是“舆论动员”,而“舆论动员”的内涵也包含在广义的国家动员概念之内。我们在第七章还要探讨,在这里就不论证了。

传播与国家动员、国家命运——以法国大革命与拿破仑时代(1789~1815)为例

现代意义的“战略动员”或“国家动员”在历史上最早恐怕要追溯到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时期。根据《法国史》(陈文海,2004)的第五章《大革命与拿破仑时代(1789-1815年)》的内容,也可以看出战争动员是与法国军事斗争及其天才军事家拿破仑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为了说明清楚传播与国家动员能力及国家命运之间的复杂关系问题,还是需要对法国大革命前后的历史进行一些梳理,同时,还需要站在审视法国国家战略及其命运的视角,对这个国家进行一种历史穿透性的分析,才能论说明白其中的内在逻辑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