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农民工进入城市，并不仅仅是进行地理空间的转移，也是文化意义上的空间转移。因为这个过程涉及到行为方式、价值观念和社会关系等方方面面的转变。对于农民工而言，城市是与乡村对立的生活区域，而且代表着更为复杂的生活状态。如果说城市文化能够成功地向农民工渗透，那么这个空间的转移也将成功地引发文化的转移。但是，现实中农民工的边缘化生存状态，使其对城市的认同和归属感未能顺利形成。加上农民工对大众媒介的使用有限，所以，城市中的农民工在日常交往上仍然以血缘、地缘关系为纽带。南京大学的一项调查显示，进城农民工在其打工的城市，平均拥有老乡人数在30人左右，在农民工的内部交往中，几乎所有的进城农民工都和老乡频繁交往，与老乡很少交往的占20%，仅有0.4%的农民工不与老乡交往。根据在济南的调查，81%的农民工获取关于工作的信息是依靠亲戚、朋友或者同村村民，9.7%的农民从专门的招工部门获取信息，只有5%的人在大众媒介上寻找相关信息。而在社会交往方面，大部分的农民工都感觉“很难融入城市社会并与城市人建立起社交圈”，城市生活是属于“他们”的，而不是“我们”的。生活在城市中，“收入增长的快乐”和“孤独产生的痛苦”相交织。
城市主流人群与农民工在城市这个大背景下进行了多种方式的互动，一部分通过直接的接触，而更多的人通过大众媒介提供的农民工相关信息来进行评价与判断。而媒体对其刻板形象的强化，使得人们对农民工产生排斥与疏离。这也造成了农民工心理上的无形屏障，阻碍农民工对城市的文化适应。虽然身处同一地理空间，农民工却无法与主流人群进行更充分的交流。农民工成为存在着高度疏离感的、游离于城市的、既缺乏保护也缺乏约束的社会群体。同时，大多数农民工的社会交往圈子局限于同乡、同业中，而形成了“城中村”一类的居住与社交场所。农民工的文化适应力弱与城市的排斥力量迫使他们固守在狭隘的交往圈，客观上形成了社会隔离状况，使农民工与城市主流社会、主流文化保持距离，他们在社会身份上仍然是村民，只是改变了生活环境而已。正是由于环境的改变所造成的差异，农民工更容易产生心理的错位，对城市无法产生归属感，陌生化的意识浓烈。
在城市中的生活经历对农民工的传统心理和文化意识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使其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等方面发生变化。但是，农民工在总体上对城市的适应还停留在较低的层次，仅仅是一种生存的适应，离城市化还有漫长的距离。农民工适应城市的障碍主要不是来自农民工本身，而是来自城市的排斥力量，来自大众媒介对其形象的刻板塑造。如果长期无法融入城市社会的主流文化，将形成农民工与城市主流人群的摩擦与对立的集团意识，使之成为城市不稳定的矛盾源。而且，经历了城市生活之后的农民工已经不复原有的身份，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可能在城市长期生存下去并向市民阶层转变，这就更需要我们重视对这个群体的身份建构，使其在主流社会中获得尊重，并逐步与主流文化接近并融合。
所以，如果大众媒介对农民工进行更多的关注，将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这个群体在城市中的社会地位与文化关系。与主流媒体的刻板描述不同，一些以这个特殊群体为目标受众的媒介，在都市的信息消费中打造出了另一种风景。在国内农民工密度较大的省份之一广东，农民工已经成为一个无法忽视的群体。创办于佛山市的一份《打工族》杂志，充分展示了这个群体丰富的样貌。刊物抛弃精英立场，以处于社会底层和边缘的打工一族为对象，关注那些主流媒体所忽略的角落，尤其从情感、价值观等精神层面为其提供一个交流的有效平台，同时也以媒介为中心，在城市中塑造出一道独特的景观。
四、“幻想”与“真实”的游戏者：迷（Fan）
与其他几种城市中的群体不同的是，“迷”是与大众传播媒介联系最为密切的一种，可以被视为由媒介中各种明星的光芒反射而形成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在城市地理中也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尤其是大众传媒业的兴盛，更加壮大了“迷”的势力范围。“迷”形成的原因，很大程度在于其对大众媒介产品的过度消费。马特·希尔斯（Matt Hills）认为“迷”的意涵在于：“专注且投入地着迷于特定的明星、名流、电影、电视节目、流行乐团；对于着迷的对象，可以说出一大串就算是枝节细末的资讯，也都能说得头头是道，而对于自己喜爱的对白、歌词、片段更是朗朗上口、引用无碍”。虽然“迷”们热衷于社会活动，并且未处于一种被疏离的状态，但是他们的行为往往被描述为“有别于常理”、“潜在的狂热”、“超出界限的”、“边缘化的”混乱行为。而一旦被加上这样的标签，迷就成为“异端的”、“名声不好”的甚至是危险的“他者”，因此迷被归入“少数”一类，与主流文化相对抗。在大众媒介集中的城市，各种“星文化”较为发达，因此产生众多的“迷”人群和行为，成为城市空间中壮观的景致。任何城市中的人，只要他们对某一特定领域中的人或物显示出兴趣、喜爱等情感，都有可能被界定到“迷”的范围之中，从而改变这一文化地理的格局。当然，他们的行为必须表现得更为激烈，需要与那种对文本保持距离的、批判或欣赏的审慎态度相对，与精英们对其专业领域的沉迷相区别。乔里·简森（Joli Jensen）对二者的区分作了如下说明：如果其崇拜的对象是较低或中级层次，相对廉价并容易获得，那么就是“迷”；如果对财富和教育程度有一定要求，相对昂贵并稀少，那么就只能是偏好，兴趣或者专业的知识。“迷”群体总体上被认为与主流相对抗，它在城市地理面貌的塑造上所发挥的作用是无法忽略的。
我们能够切身体验到，或者从大众传播媒介中看到的关于“迷”的影像，可能很醒目，成分复杂，分类细致，也可能只是个体行为。这两种“迷”的形成，都得益于大众媒介。正是因为媒介通过多样的手段，使得迷的对象与目标被无限放大，并戴上闪亮的光环。而且，“迷”群体所体现出来的巨大能量，又进一步促使媒介制造更多的明星，从而使得“迷文化”（fan culture）的生产与消费处于永远的循环之中。“迷”通过这个互动的过程所建构起来的“世界观”，一方面受到“迷”的对象所影响，另一方面就是媒介文本的作用。这是一个对于现实中的世界有着自己理解的群体，在幻想与真实搭建起来的世界中，“迷”们游走于各种体验的边界，并创造出独特的都市地理与文化。
现代生活中，这两种不同的“迷”的类型，即个体狂热和群体崇拜，常常会制造迥异的迷文化地理。前者常常以孤独的形象出现，是被疏远和孤立的，混杂在人群中毫不起眼的角色；后者则是不理智的、甚至表现出野蛮的涌动的狂潮。对于这二者的行为根源，简森将其归因于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大众社会所具有的特性，即大众媒介的兴盛以及社会整体性的丧失。人们的自我认同和归属感，以及彼此之间的联系发生了变化，稳定的社会关系不复存在，在整个城市文化中很难寻找到自身的准确定位。于是，在媒介日复一日的宣传和鼓动之下，狂热的人群便容易形成，如球迷、歌迷等等。而且，脆弱、孤独的个人受到大众媒介所营造的幻象驱使，与其偶像进行想象中的交流，往往会跨越边界而演变成过激的行为，例如约翰·辛克里刺杀里根总统未遂，马克·查普曼枪杀约翰·列侬等等。对于此类迷的黑暗影像，在迷文化中成为根深蒂固的描述，同时也被视为现代社会弊端的一种表征，对主流或“正常”的人群产生威胁。用希尔斯的话来说，媒介手段所含有的字面意义激发起“迷”的情感经历，拼贴于各种空间关系之上，便产生了一个“神圣的”空间，用以支撑“迷”的种种行为经验。戏外以及镜头内的（pro-filmic）空间（以及有关狂热偶像的“真实”空间），便是“狂热地理学”，这是文本与空间交织而成的迷文化赖以存在的重要理论依据。因为，在狂热地理学的视野之下，“迷”群体的“狂热”行为与文本塑造的，以及真实存在的地理空间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联系。正是由于“迷”在现实中无法清楚地认识媒介制造的世界是真实还是虚幻，所以他们往往会义无反顾地将自己投身其中。
从社会的和心理的层面而言，迷的种种行为，尤其是一些过度的举动，可以视为为了在一个幻想的世界中寻求对真实世界缺憾的补偿。尤其是失意人群，会将偶像及其生活当作最为理想的事物和状态。在这个意义上，媒介中的角色跨越了边界进入了“迷”的生活，并改变其真实的社会关系。而“迷”越过正常行为的边界采取了过激的行动，包括谋杀偶像来证明自己的力量和价值，实际上是以媒介为中介，来实现自我价值。正常与过度的“迷”行为之间的界线极其脆弱，尤其是在现实与幻象之间的差异被抹杀的情况之下。因此，“迷”在进行媒介文本消费的同时，也是在寻找构建自我认知的方式。当然，在很多时候这种方式被认为不切实际。
造成某些过度的迷行为的原因，并不完全在于“迷”自身无法清楚地把握真实与幻想的界限，在很大程度上，这些诱惑是由大众媒介造成的。正是由于各种影像、文字刺激着受众的感官，制造出一个完美的世界和生存的状态，从而对普通大众产生吸引力。
“迷”对于自己着迷和不着迷的事物，划分是十分清楚的。例如滚乐（rock）迷会对一般的流行音乐（pop music）迷嗤之以鼻。而且，各种不同的“迷”会主动地建立彼此交流的方式，如成立某个团体，定期聚会，在网络上实时交流等等。对于着迷的对象，“迷”会以各种方式来构建更为丰富的文本。例如“粉飞客”（fanfic），便是用以描述那些沉迷于肥皂剧、情节剧的人的流行词汇，他们不仅忠实地追随剧情的发展，而且还自己动笔预测或续写故事的结局。约翰·费斯克就认为，作为大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迷具有强大的生产力。他们对文本的投入是主动的，热情的和参与式的。此外，还必须承认的是，“迷”还有着其他的特质。例如对于媒介文本呈现出来的适度情感依附，或者只是“些微的疯狂”，并未超越正常行为的范畴。所以，我们不必将“迷”及与之相关的“迷文化”完全归入对抗性的行为模式。当然，无法否认的一点是，“迷”们在观看媒介中的对象时，自己也作为都市中的一道景观被观看。
迈克·克朗列举城市帮派和足球迷的标志性举动作为例子，以阐明不同的文化群体再现自我最常见的方式之一就是活动区域的隔离。而城市在大众媒介的作用下，表现出多层次的隔离状态。同性恋群体、少数族群、农民工、迷在一个城市中被容纳，它们各自制造的亚文化也被纳入城市的多元文化之中，但又是相对独立的。这些群体提供了不同的文化背景与社会习俗，而且依赖媒介，它们开辟了更多的空间，来维持并培养认同感。
小结
城市是一个由多种景观构筑起来的地理现象。如果依靠亲身的经历，我们对它的了解一定是有限的。对一座城市版图的浏览，我们可以像刘易斯·芒福德建议的那样，坐上飞机，去城市上空环绕一下，或者查看城市的地图与区划图，城市的格局便一目了然。但实际上城市的版图比它在地图上或通过建筑、交通等物质形式呈现出来的样貌复杂得多。因为城市的空间总是不断变化，并通过媒介构筑起流动的景观。
城市的地理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交通作为媒介的一种样式，它所引起的信息与人群的流动，改变了城市格局中的“中心”与“边缘”。城市群、城市带依靠公路来连接，城市与乡村依靠交通相互渗透，这些地理的规划因为道路的扩展或者交通工具的便利而发生位置的变化。
大众媒介在塑造城市版图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为媒介可以改变人们对城市的距离感，而且媒介手段深刻地影响了城市的外在表征。
依靠媒介以及城市地理而形成的媒介集群，不仅改变了城市的景观，本身也成为城市的一部分。媒介集群反映了城市经济、政治与文化环境，促使城市的权力边界发生改变。尤其是一些大型传媒集团跨越地理区域，重构城市空间，其广泛延伸的触角，不断进行城市乃至全球景观的形塑。
人们通过对城市的空间体验，往往可以获得身份认同，以此寻找自我的群体归属。城市空间的占有，往往是以社会群体的划分为基础。而且社会关系与城市地理的交织，也影响着人们对城市景观的感知。在城市中，建筑环境、人们活动的范围、人际关系等等都存在着边界，但随着交往的深入，信息的流动，加上人们主观因素的作用，城市空间不断变化，边界也会变得模糊，诸如公共与私人空间之间就不再是彻底对立，而是彼此渗透，并进而影响到城市文化与城市生活。媒介通过文字、图像与声音等手段的拼贴，往往成为我们对城市最为直接的感知方式。媒介所制造的城市影像与城市本身相互作用，形成了城市的身份。
城市的形象是在其与乡村的对比中呈现出来的。无论是生活方式、物质外观、地理条件等方面，城市都与乡村存在着差异。而媒介在进行景观描述的时候，基于不同的文化想象与立场，对二者的复杂意义进行阐释。
城市景观的构成，除了空间、地点与建筑之外，城市中的人群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主流与“他者”也形成“中心”与“边缘”的对立。少数族裔、同性恋群体、农民工、迷等，不仅在城市的物质地理中处于被排斥的地位，而且在媒介的消费过程中，也是容易被忽略的景观。如果我们不能对这些群体进行合理关注，那么我们所获得的城市体验必将是残缺不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