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上看，电视新闻是一种碎片文化——电视不可能像监控录像那样一周7天一天24小时地记录每个人的生活点滴。电视新闻的表现永远无法脱离暂时的、具体的视听形象，而这种形象对应的必然是具体的事物和具体的情境，这种“特例形象”构成电视新闻的日常内容。于是，观众对新闻画面的接触就永远是对某时某地的某物或某人的直观感受，而难以获得对事物全局或事件全程的把握，这种由局部表象缀合的新闻导致了以偏概全的认识论和媒体逻辑。对于电视上出现的人、事、物来说，出镜只是一种暂时的媒介行为，为了屏幕上的公众形象逢场作戏也不是什么难事，而这些“戏份”做得到位就能赚得公众的认可，反之则会被媒体放大负面形象，功亏一篑。
这鼓励了上镜者对自己言行和事实的临时控制、矫饰和伪装。在电视本体属性和出镜者自觉的双重作用下，媒体时段中的“作秀”成为一种流行，处处可见角色化的表演——某领导在反腐会议上每每发言皆义愤填膺，被举报后司法调查介入才发现其贪污受贿劣迹重重；某著名导演平日沉溺吸毒，而在媒体上以“健康乐观”示人；“艳照门”一出，多年以来媒体塑造的系列清纯玉女形象毁于一旦……媒体给观众呈现的未必是真实的形象，而常常是观众想要的形象。片面局部的形象展示在电视上即可代替整体的本质的真实。
对于电视新闻的制作者来说，挑选一些有限的碎片，使它们拼合的图景具有“真实感”是很现实的要求，因为电视不可能像上帝那样全知全能、洞悉周全，电视的直观影像所能营造的顶多是一种由视听遥感所带来的“逼真”的通感，而不是真相。因此，在电视新闻中，可信度代替了事实，“感觉真实”就是真实，“看上去很美”就OK，逼真感比事实本身可能还要妙。美国一条获奖的电视新闻因为拍摄骚乱场面的镜头摇摇晃晃而被褒扬曰“有极真实的现场感”，而据拍摄者自曝内情，当时拍摄者并未身处骚乱人群中，而是在一段距离之外用中长焦调度，并自己故意地猛烈晃动身体以营造画面的混乱氛围。观众往往不会去深究那些影像的画框外发生了什么、人为地制造了什么，而只是沉溺于光影的幻觉中，被感染、被诱导。因为面对电视，你只能遥感，而且只能遥感局部的碎片。
特定的媒介形式偏好特定的内容，当这种媒介形式成为主流，就能控制文化，而媒介本身也成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今天，电视成为主流的大众会话模式，带来它的属性所崇尚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以及一系列新的关系和观点。社会文化经过电视化的过程，就变成了电视文化，而这种文化在受众生活化的浸润中成为媒介社会公民共知共识的主文化，影响着其他文化的观念与发展取向。经过电视比任何学历、技能教育都长久的培养，人们观察世界、接受文化的方式发生了改变，也影响着社会文化的流变。
拟人际直观的特长是电视大耍特耍的法宝——这种直观促进了政治说服，壮大了经济效力，也鼓动了消费和娱乐。但为了突出直观的优势，电视新闻有时反而远离真相（一个不修边幅的人物形象在不恰当的环境光线和背景中被屏幕放大，一眼看上去就让常人反感，但事实上他可能是个地道的慈善家，是因为倾尽身家而穷困潦倒）。在那些具象、刺激、即时的事物被关注的同时，抽象、长远、间接的内容往往也被忽视，比如，电视新闻的直观声像带给观众的情绪反应会变成对政府决策的促动力，因为媒介事件的醒目和观众的急迫心态，政府往往会把当前临时出现的媒介事件摆在优先解决的位置，而把其他可能是更重要的问题置后。就像治理一条受污染的河，河面上漂浮着的大块泡沫塑料比河底的有毒污垢更显眼，在媒介召聚的众目睽睽之下，政府急忙追着去捞泡沫塑料，而把更具危害性的河底毒物先放过不管。让公众和政府忽视长期隐藏的症结而关注眼下的威胁，这是媒体的一种消极反拨作用。再从这个意义上看，新闻的核心价值无疑会受到损害。
尼采说，任何哲学都是某个阶段生活的哲学。在电视时代，我们至推的公理是“眼见为实”，而非“计算为实”、“阅读为实”、“耳听为实”等等。人类发明了电视，用电视的语言诠释和展示世界，再从电视新闻塑造的世界中寻找生活的真谛。电视新闻主导着我们的认识论，相对于师法自然、参悟天地的先哲来说，我们不过是在自己用一套后天习得的媒体逻辑跟自己对话罢了。在人类自圆其说的雄辩循环里，我们可能正在背离沉默的真理。
第二节 电视新闻生产规则的反拨
信息是关于这个世界明确具体的说明，而电视新闻媒介及其符号的生产规则“像是一种隐喻，用一种隐蔽但有力的暗示来定义现实世界。这种媒介-隐喻的关系为我们将这个世界进行分类、排序、构建、放大、缩小、着色，并且证明一切存在的理由。”这种新闻生产规则的核心就是新闻框架的设置。
作为一种社会生产性传播，电视新闻的内部生产流程是一种规制信息传输和控制舆论生成的方式，这使得电视新闻掌控了社会象征意义的建构权力，它生产信息产品，更生产社会价值。媒介日常遵守的运行模式和语法规则中必然涉及“框架”问题：电视新闻中所展示的事件和舆论是被编码者限定了视野范围和观看角度的。于是，电视新闻对现实世界具备了“媒介化”的反作用力，这种“媒介化”的新闻框架包含了引导、控制甚至蒙蔽。“电视远非信息传播的中立通道，即使是现场直播，人们也只能在导演设定的镜头、视角、场面去观察电视所营造的媒介现实。”电视新闻“把现实转换成一帧帧动态影像，它在媒介逻辑的基础上界定、选择、组织、解释和展示现实，这些现实被转换成看似无目的的、原生态的。电视是社会事务的典型代言人，是各种意义的定位和表达，但其表现客观世界的真实程度，永远是令人怀疑的。”
就是这样，现实信息进入电视新闻中，被吸收又被过滤，混合成新的文本，意义发生转化，然后经传播嵌入日常生活，进而控制社会和家庭生活的精神重心和物质重心，反拨于先前制约、影响电视新闻的那些外部生态因素。电视新闻媒介对社会时空的嵌入之深使其成为一股毋庸置疑的权威力量。“当信息来自权威，或以绝对形式的语言表达时，我们通常不会质疑，只会照单全收，然后被困在固定的思考模式中，殊不知权威有时也会出错或夸大其词，而语言可能具有高度操控性。”
从电视新闻的报道视点、写作手法、采访拍摄手段到编辑结构，都有设置操控框架的潜在空间。
一、叙述视点
在报道国际事件时，各国媒体必然居于本国民众的立场，否则无法引起本国观众的收视兴趣，甚至引发反感，这等于在根据地里闹内讧。比如，从海湾战争、中美撞机到“9·11”的报道，在美国全球媒体上所采用的大体都是爱国主义的叙述视点，这激发和宣泄了公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媒体制造的这一极端情绪化框架，转移了公众审视现实灾难与国家政策之间的内在联系。试举两例：
例一：信源选择过程中暗含叙述视点。
自派记者亲赴现场采访报道，媒体能获得一手信源，自主新闻框架。除此之外，选择哪一家媒体报道的信息作为信源往往代表着对该媒体的立场与新闻框架的认可；通过平行展示处于不同立场的媒体发布的信息，可以体现中立态度——央视关于伊战的报道中，来自CNN和半岛电视台的新闻画面素材交替采用，美军进攻和伊拉克平民伤亡对照出现，基本平衡；经过对双方资料的分析、重构，又可以改造成自己的叙述框架——演播室专家就某些细节、过程和背景进行评点，加入局外视角。当下，由于我国驻外记者机制不够完善，众多电视新闻媒体中播放的重大国际新闻大都来源于美国媒体，这使我们的国际视野在相当程度上受到美国媒体新闻框架的制约。
例二：以嵌入式采访能动地预设叙述视点。
将记者嵌入到事件某一方当事人的行动中，记者就会对同行者产生“自己人效应”，从被约制的角度和视阈来看待事件，继而做出有利于本方当事人的报道。2003年，伊拉克战争中，经过挑选的各国记者被嵌入美国军队，随军行动。路透社记者说，在“嵌入”式采访中，新闻记者的客观性并非没有动摇，由于太接近美军士兵，不少随军记者内心都出现了微妙的变化，他们的报道也逐渐出现有利于美军的倾向。
且不论与士兵搞好关系有利于随军记者保证自己安全并获取更多重要消息，人与人朝夕相对、长期共处自然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感情。
因此，有的随军记者发现，他们在报道中已经开始称伊拉克军队为“敌军”，甚至不自觉地避免公布伤害过伊拉克平民的美军士兵姓名。洋为中用——中国近年来举行的几乎所有重要演习，都邀请国内外新闻媒体进行了“嵌入式”采访。
二、新闻语汇创制和选择
这一点在国际传播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不同新闻生产地所用的新闻语汇中暗含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倾向和利我公关色彩。在一些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电视新闻媒体上，我们常常可以发现，根据是否对本国有利的原则，记者和编辑对报道中使用的措辞进行刻意的选择与过滤。比如，在对他国采取军事行动或制裁时，总是以“国际社会”取代“西方”和“自由社会”，使“旨在维护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利益的行动具有全球的合理性。”这种为更体面地追求自己的利益而打出的旗号往往遮盖了绝大多数国家在国际事务中没有发言权、国际组织被个别霸权国家操纵的残酷现实。还有把“封锁”（blockade）说成“隔离”（isolation），把“美国海外军事调动”（US overseas military deployment）说成“美国前方存在”（American forward presence），把“入侵”（invasion/aggression）说成“攻击”（attack）、“先发制人”（pre-emptive）、“卷入”（involvement）、“干预”（intervene）、“解放战争”（war of liberation），把“目标进攻”（aimed offensive）说成“外科手术式打击”（surgical strike），把“轰炸”（bombing and blasting）说成“弱化抵抗”（softening up the resistance），把“摧毁敌方武器装备”（destruction of enemy weapons）说成“强制性缴械”（assertive disarmament），把“平民伤亡”（civilian casualties）说成“连带损失”（collateral damage），把“种族清洗”（ethnic cleaning）说成“强制某地区或国家的少数民族搬离”（forcible removal of ethnic minorities from a region or country），把“核炸弹”（nuclear bomb）说成“核装置”（nuclear device）等等。类似的还有，把友好国家的政府称为“government”（政府），敌对方的政府称为“regime”（政权），支持本国政府的热情叫“patriotism”（爱国主义），敌对国的反美行为称为“nationalism”（民族主义）、“anti-foreignism”（排外主义）、“xenophobia”（仇外主义）……比比皆是。
电视新闻语汇自有其生产的语境，暗含一种特别的新闻框架，如果被其他国家的媒体简单、无意识地搬用，其内涵中的意识形态就可能框住他国舆论，使信息接收地的受众被间接遥控。
在国际传播中，美国拥有全球最为强大的媒介技术与资本力量，它们发出的声音也格外响亮。大量的新闻语汇从美国的跨国媒体中诞生，传及全球。2003年伊战爆发前，在美国政府和美国媒体的共谋下，口说无凭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词连篇累牍地出现在新闻中，萨达姆被定义为“暴君”，伊战则被描述为“一场解放伊拉克人民的战争”，大造战争动员的声势。美军占领巴格达后，中国媒体曾广泛报道伊拉克官员“化学阿里”、“细菌博士”、“炭疽夫人”被捕的消息，来源都是美国军方。通过对绰号的反复使用，未确定的指控被升格为证据。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未找到，研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罪名却在绰号的传播中俨然成立。而且，他国媒体在转引美国媒体新闻的同时，捎带着也照搬了美国的价值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