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青年所处的历史文化背景的理解，是讨论网络对青年心理影响的另一个重要前提。
每一代青年都有一些相同的特点，这些特点一是来自自身生理发育的阶段性规律；二是来自统一的文化圈子中，相似的家庭行为的熏陶；三是来自多年沉淀的民族历史文化陶冶，包括历史积淀中的文化因素的释放，也包括遭遇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刺激。
这些文化因素的传承，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有很大差别，因为这种社会文化差别因素影响，表现出各自国家和地区的青年精神特征。
一颗青苗需要在什么样的土地上生长起来？不同土壤对青苗的生长后果会有什么影响？这些问题大家都会很快做出正确回答。那么，中国青年的心理在什么样的民族文化背景下成长的呢？
精神分析理论认为，同一民族有种族无意识的共性文化因子，不断遗传下去。这是有深远影响的探索和分析。那么，在同一民族文化背景下，历史沿袭下来的文化习俗，对青年心理成长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著名国学和本土心理学大师杨国枢先生倡导从中国本土的文化自身寻找青年心理成长的基因，他从青年人格和社会心理学角度，分析关注影响个人行为的人格特质，这种特质包括价值观念的心理成分，社会发展和个人行为改变的可能方向，以及个人特有的心理机制，这种随社会进步呈现出来的特质，共同形成影响个人成长的潜在的要素，它既可能是现实的行为，也可能是隐含的精神资源。
杨先生认为历来中国人的价值取向主要有四种：
第一，以家族为核心，个人服从家族需求，在社会中演化为以个人服从团体利益。在家族以外的社会集团中，采取泛家族倾向，平衡关系的关键是利益，维护核心家族成员不受侵犯。
第二，以关系界定个人，满足相关对方对自己角色的期望。著名的三纲五常就是名分定义。以角色确定个人社会身份，互相依存的平衡主要是观念互动，自己主观平衡和他人客观平衡。为和谐而和谐，到处都有和事佬，善于和稀泥，因为没有清晰的客观价值和行为标准。
第三，以服从和配合权威为己任。由父权衍生的权威表现在经济（支配和处分）、思想观念（家长意志决定一切）、家规（家规为法，处罚为主）、尊卑（层层节制、各守其位）四方面。在个人和社会行为上，对权威高度敏感，上媚下威，崇拜有加，在权威面前放弃自我人格，在守位和僭越之间平衡。
第四，用自己以外的他人好恶标准判断自己的取向。这一点和权威依赖有关。因为每个人从小都缺乏主见，即使有自己的看法也要先隐蔽自己的观点，忽视自身感受，缺乏自我价值判断能力，慢慢就失去了自我。
在这种外界有变化、内心有主见的内外平衡中，存在着基本的冲突：如果坚持自我则与超我的社会权威矛盾，放弃自我则内心又会有痛苦和焦虑。即使心身内外观念脱节严重，也要泰然自若，真假难辨，游刃有余，否则便抑郁生病。不管自己内心如何感受，凡是对外处理得好的，就被称为成熟。因此，言行与心意不一致，不能简单算做欺诈和虚伪，而是中国人修养的境界，一般也不用承受道德不诚信的谴责。
按照杨先生的思想，归纳起来讲，中国人延续的传统文化特性包括五种：遵从权威、孝亲敬祖、按份守成、宿命自保、男性优势。接触到现代国际文化以后，中国人的个人现代趋向也可以对应分为五种：平权开放、独立自顾、积极进取、尊重情感、男女平等。
这些新旧观念胶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中国社会现实的生态环境和复杂的关系网络。所谓的社会化，就是通过迁就、配合、懂规矩的行为模仿，亦步亦趋，逐渐使个人融入这个环境和网络中，熏陶、浸淫，成为新的关系网络的一点。我们以杨先生的分析作为主要参考，提取部分相关的文化背景要素，寻找有代表性的特点，分析当代青年的文化营养成分。
第一节 关于龙图腾
自古以来，中国人的人格特征就很复杂，这和中国多图腾崇拜的原始信仰追求有直接关系。图腾观念起源于原始氏族社会。图腾信仰实质上是原始的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观念相结合的产物，是一种人格化的自然崇拜观念。
龙图腾是中国民间延续最久的敬拜圣灵。龙神常常被称为龙王，通常龙王是有人身、龙头的人类形象，接近人的祖爷身份。龙王一般住在水下宫殿，而水本身就是人在母体孕育的原始状态，显示着回归母体安全和依赖的潜在愿望。
除了龙王，还有其他下等的龙族，所谓“龙生九子”。龙的九子具备很多新的理想人格特征，而且也是很多地方少数民族的图腾，显示出不同地域人格化龙图腾的差异演变。还有更下等的龙族，得不到人们的崇拜，甚至沦为作恶的怪物。例如“蛟”就是一种为恶的水怪。这也符合人们对反面人格批判的需要。
龙图腾直接和政治权威结合在一起，是皇家权力的象征。唐代的时候，龙就成了天子的专利。按照传说的五行神兽方位，东方苍龙、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北方玄武，中央黄龙；分别象征木、金、火、水、土。
皇帝是唯一有资格身着明黄色的龙神图腾（五爪龙）袍子的人。到宋代之后，关于龙的历史与家族关系逐渐有了更多的演化和传说。
赑屃：也称龟趺。形似龟，好负重，也好文。长年累月地驮载着石碑。在各地的宫殿、祠堂、陵墓中常见。一般排在九子之首，据说触摸它能给人带来福气。大概是暗示中国人喜欢任劳任怨、忠诚的品德。
螭吻：喜欢东张西望，也叫鸱吻、鸱尾、好望等。形状像四脚蛇剪去了尾巴，喜欢吞火，经常被安排在建筑物的殿角、殿脊、屋顶之上，做张口吞噬状。大概是暗示人们企盼有神保护自己的安全。
蒲牢：体形比龙小，爱好吼叫，生活在海边。将它的形象置于钟上，并将撞钟的长木雕成鲸鱼状，以其撞钟，求其声大而亮。这是显示时间。历史上人们要靠日月晷盘测量时间，沿海的人们希望有神为他们报时。
狴犴：又叫宪章。相貌像虎，威力大，又好打抱不平，将它刻铸在监狱门上、死囚牢的门楣上，掌管刑狱。民间又有虎头牢的说法，在于增强监狱的威严。人们企盼有严格的法律监管，神圣不可侵犯。
狻猊：又称金猊、灵猊。本是狮子的别名，形状像狮，身有佛性，喜好香火，于香炉盖上可见。狮子作为崇拜神，是随着佛教传入中国的。
由于佛祖释迦牟尼有“无畏的狮子”之喻，人们便顺理成章地将其安排成佛的座席饰物。人们期望生活平安得到神的保佑。
饕餮：形似狼，贪食，食量大。钟鼎彝器上多雕刻其头部形状作为装饰，为有首无身的狰狞怪兽。人们将贪婪财物的人称为饕餮之徒。
贪婪是老百姓最痛恨的本性，经常用在腐败的政府官员身上，到今天依然如此。
蚣蝮：水性好，修桥之时，放于桥头或桥身。嘴大，肚子里能盛非常多的水，所以多用于作为建筑物的排水口。这是暗示人们共同祈祷消除水患，保佑一方百姓四季收获平安。
椒图：形似螺蚌，面目狰狞，性情温顺，好闭口，常将其形象雕在大门的铺首上，或刻画在门板上口衔铁环的神兽。螺蚌遇到外物侵犯，总是将壳口紧合。人们将其用于门上。这个背景隐含的还是祈求生活安全。
睚眦：相貌似豺，性情凶残易怒，好腥杀。常被雕饰在刀柄剑鞘上。睚眦的本意是怒目而视，民间有成语“睚眦必报”。所谓“一饭之德必偿，睚眦之怨必报”，报则不免腥杀，以此加强杀气。这个象征似乎是为了给自己增强做事情的勇气，显示出来一点成大业的霸气，这是九龙典故中唯一的长自己志气的象征。
可见，中国古代百姓自信心的缺失，或许是因为害怕被皇上威风打压，不敢表白？
龙图腾有不同象征，而且龙本体又是个复合体，由九种图腾标识（鹿的角、骆驼的头、虾的眼睛、蛇的身体、青蛙的肚皮、鲤鱼的鳞、鹰的爪子、老虎的手掌、牛的耳朵）组成。经过历史的演化，龙体的各个部位都有特定的寓意：突起的前额表示聪明；鹿角表示长寿；牛耳寓意名列魁首；虎眼表现威严；鹰爪表现勇猛；剑眉象征英武；狮鼻象征宝贵；金鱼尾象征灵活；马齿象征勤劳和善良等。既要造福人类、还要奋发开拓。出于虚构，取各种动物之长、进行想象的器官移植，从而使龙成为“完美的动物”。传统的、主流的看法是：中国龙代表了一种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和伦理观：仁义、和平、威而不武。
中国人希望自己的人格像龙那样的完美和复合，几乎是要什么有什么，是典型的原始图腾崇拜。同时，大众又希望国家统治者就是完美人格的代表，像龙一样没有任何错误，因此，在封建体制下的中国，龙成为帝王、极权的符号。
因为龙的象征是复合的，无形中映射出中国理想人格的杂乱。龙图腾要表达的精神缺乏统一的内在支撑，但是层次很清楚，特别是在涉及到政治的时候，希望政府权贵像家长那样，降恩于民，造福于民。
笔者认为，2006年网络上热闹的龙图腾的分析、讨论，不仅仅是对一个形象或文化符号争论的问题，而是民族文化自我反思的表现。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能自我反思的群体总是进步的。而能够对本民族图腾进行反思，或许隐含着对民族理想人格寻求突破的强大动力。
第二节 关于诚信
诚信的观念源远而流长，许慎《说文》、班固《白虎通》以诚、信两字互训。诚，在传统思想中含义有二，一是本体特性，是实际存在、真实无妄的意思。二是人本身的德性和精神状态，真诚无妄、诚敬严肃。
信，是言谈的诚实性。诚是人内在的德性，信则是诚的外在行为表现。
北宋的周敦颐说过，诚是五常之本，是各种行为的源头。
人之间的交流主要是通过言行来进行的。心有诚意、口有信语、身有慎行。一个人能够长期地坚持以诚信待人处世，就会形成诚信的人格。自信者人信之，这也算是人际交往的法则。
一、孟子的“怪”理论
中国古代的孟子说过，“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
（《孟子·离娄下》）意思是说，为了义，该说实话的时候说实话，该说谎话的时候可以说谎话，这并不妨害一个人诚信的品格。因为义而说谎看上去是说得通的，可是这样一来，谁来衡量你说谎话时候的义的标准呢？是谁的义呢？本来说得好好的诚信，转而就变了。说谎本来是令人难堪的扭曲的心理过程，这样一解释反而变得很坦然。前面说过，杨国枢先生也从关系为上的角度，说明传统的中国人，口是心非不诚信不是丢人的事情，而且把它归因为中国的农业社会本性。
商业活动是由诚信而来的信用行为的最大实证场所。17世纪以后的世界贸易中，欧洲人开始较多地接触中国，经过商业等渠道传播，西方思想家开始以理性态度认识中国，特别是商业中的诚信与欺诈问题。当时一些西方人形容中国的商业活动，几乎成了比较欺骗技巧的活动。假合同、假秤、假钱和假货，似乎永远扫不尽。
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说道：“中国人生活的不稳定使他们具有一种不可想象的活动力和异乎寻常的贪得欲，所以没有一个经营贸易的国家敢于信任他们。虽然欧洲商人从中国北方沿海的省份和日本进行贸易是很便利的，但是没有一个欧洲商人敢于用中国人的名义进行对日贸易。”他还写道：“中国人虽然以礼作为生活准则，却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这主要表现在他们的贸易中。虽然贸易会很自然地激起人们诚信的感情，但它却从未激起中国人的诚信。中国商人有三种秤，一种是买进用的重秤，一种是卖出用的轻秤，一种是标准的秤，这是和那些对他有戒备的人们交易时用的。”著名哲学家黑格尔说：“他们（中国人）以撒谎著名，他们随时随地都能撒谎。朋友欺诈朋友，假如欺诈不能达到目的，或者为对方所发觉时，双方都不以为奇怪，都不觉得可耻。他们的欺诈实在可以说诡谲巧妙到了极顶。欧洲人和他们打交道时，非得提心吊胆不可。”德国哲学家马克斯·韦伯在《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一书中说：“同样地，中国人的不诚实却总是存在，即使是对他们自己的辩护律师也是如此。与同样有封建历史的国家如日本相比，中国人的不诚实与大商业中商人显而易见的极端重要的诚信是极不相容的。当然，零售业可能不太在乎诚信的。即便如此，在中国的本地人中，零售也好像没有什么固定价格。这种中国人相互间的不信任，是众所周知的。这与新教徒间，以至于对外人也是一样的，那种同胞般的信任与诚挚是绝然不同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界定中国人为“宗法的骗子”。
从数百多年前关于中国人的诚信讨论，看得出这些权威思想家是怀着不满的心理在警示世人的。这种不诚信，是不是完全归于孟子的“怪”思想呢？恐怕也不能。而且不管承认不承认，中国人不诚信的历史很长。
这是一个悖论。我们一方面强调诚信，另一方面又在很多行为中、在社会活动中表现出不诚信，甚至欺诈，并且持续不断地与这种不诚信作斗争。这种文化的矛盾似乎让很多人难以理解，然而它在现实中又是顽皮地存在着，直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