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从非主流理论和传统理论看墨美关系的演变与发展
据上不难看出，冷战后的墨美关系有了较大程度的新进展，特别是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这些新的现象从理论角度看都持有强烈的批判意识，甚至学术上提出质疑和否定，但从总体上来看，以非主流理论来分析冷战至今的墨美关系，并没有改变原有的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两大主流学派对格局分析的方法，这主要是因为：
首先，从理论上看，尽管冷战使主流学派的部分观点面临着解释的困境，但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面对现实从根本上突破主流学派的学术构架。让我们以公认的创新程度最高的建构主义为例，从假设、模型和研究范式这三个理论要素方面来考察一下。建构主义尽管对“墨美移民问题的有始无终状态是如何形成的”这一问题发难，但最终也没有从根本上否定，甚至接受了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而这一直是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核心假设；同时，建构主义也承认国家是国际关系的主导行为体，并没有否定主流学派的基本假设：国家在国际行为主体中的中心地位和国家的理性化特征。从模型方面来看，无论是新现实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都是建立了体系——单元的理论结构模型，也未能脱此窠臼。不同的是，中心术语是权力、制度及文化。从研究范式上来看，建构主义有一定的创新，建立了一种有别于主流学派的理性主义因果解释范式的建构主义范式，并且持有不同于主流学派的观念本体论，但这种理论创新只停留在形而上的层面，一旦涉及具体的、现实的“墨美几届政府在双边问题解决上的变化”，就又回到理性主义的怀抱。如NAFTA中的三种不同文化类型的国家——美、加、墨对彼此关系的认知，就是一种给定的身份认知，所采取的不同措施也难以逃脱理性思维的制约。其实，非主流理论和主流理论也在趋同，向着理性主义趋同。
其次，从研究墨美的外交往来来看，学术角度虽然众多，但都有比较趋同的理念。而以建构主义为代表的国际政治社会学尚处于起步阶段，从整体上，稍显单薄，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学术派别。其他批判理论具有浓厚的反思色彩，但批判的力度大于建构的力度，尚未在方法论、基本假设、核心概念、命题的系统性和科学性等方面形成客观的挑战性分析。事实上，在萨利纳斯总统时期，墨西哥就开始加强了与美国的合作，强调民族、独立的声势已有所减弱。福克斯执政后，墨美关系更加密切。福克斯希望同美国、加拿大建立向欧盟一样的“北美联盟”、“战略联盟”，甚至“军事联盟”。2000年8月，当选总统后不久，福克斯便访问了美国。2001年2月16日，刚就任美国总统不久的布什便访问了墨西哥，这是布什就任总统后的首次出访。这表明了墨美的特殊关系。2001年3月和5月，福克斯对美国进行了工作访问；9月5～7日，福克斯对美国进行了国事访问。福克斯是布什就任总统后第一位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外国元首。福克斯向美国提出“边界开放”、“自由移民”的建议，美国对此持保留态度。但在移民问题上美国作出了一定让步。布什于2002年3月21日下午到达墨西哥蒙特雷时，出席了在那里举行的联合国发展筹资国际会议，并顺访墨西哥。福克斯同布什达成了关于建立《墨美边境同盟》协议，两国将共同采取“特殊措施”，共同建立“智能边境”，即在边境安装现代化的监测设备，以有效打击偷渡、贩毒、走私和恐怖活动，并确保合法的商品和人员的正常交流。根据《墨美争取繁荣联盟》协议，美国将帮助墨西哥落后地区发展经济并在那里私人投资。在联合公报中，双方认为，两国互相信任和互相尊重的程度已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两国在移民、边境安全、执法和环境保护方面的合作取得了进展”。布什说，在美国对外关系中，“没有比同墨西哥的关系更为重要的关系了”，“一个充满活力、繁荣的墨西哥符合美国的利益”，通过NAFTA美墨两国建立了世界上最有活力的贸易关系，两国日平均贸易额达6.5亿美元。
再次，从对现实的影响来看，主流学派在坚持基本理论结构和前提的同时，也在结合冷战后世界政治最新变化，使墨美关系研究议程不断得到拓宽，不断细分研究领域，以求做到更有力地解释现实的墨美社会，并对现实问题的解决产生巨大影响。例如冷战后流行的各种自由主义思潮和世界秩序论、安全新论等对美国和墨西哥的关系调整提供了有力的解释。而非主流理论的很多观点对现实社会的说明与解释尚缺乏有力的经验事实的支撑，影响也只能局限于学术上，难以对现实生活产生太大的影响。“9·11”事件后，美国把哥伦比亚两支主要游击队“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和“民族解放军”定性为恐怖主义组织。为配合美国的反恐斗争，2002年4月，墨西哥政府下令关闭了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于1992年在墨西哥城设立的办事处。为避免布什总统和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卡斯特罗在墨西哥蒙特雷举行的联合国发展筹资国际会议上发生直接冲突，在美国的压力下，福克斯要求卡斯特罗在会上的发言不要点名批评美国和布什，并要求卡斯特罗在布什到达蒙特雷之前，提前离开会场。墨西哥的这一做法，使得古巴和墨西哥的关系迅速恶化。福克斯的这一做法也引起了墨西哥反对党革命制度党、革命民主党等的强烈批评。然而，福克斯执政后，墨美之间的关系却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总的来看，福克斯政府的外交政策既有延续性，又有重大调整。但就贸易、移民、扫毒、环境和如何应对地区安全等问题来说，墨美之间仍然存在不少矛盾和冲突，这些矛盾和冲突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解决。
显然，通过互相之间不断地交流融合，主流学派正处于学术成熟期，它们在国际关系领域的主导地位将在较长时间内保持稳定，所留下的学术空间也渐趋狭小。新型理论虽然使主流理论产生了危机感，其个别观点和方法也引起一定反响，但无论在学术建构还是实际影响方面尚处于发展阶段，在短时间内还不可能很快就产生一种全新的理论框架应用于分析墨美复杂的双边关系问题。冷战后，美国总统老布什在1991年提出“建立世界新秩序”。克林顿上台后，全面推行世界秩序新论，其实质就是领导世界战略，即克林顿主义的外交部分。支柱是“安全、经济和民主”三大对外政策，为此需要加强美国的领导地位，建立集体安全体系，推行国际合作，输出民主、人权等。国际关系研究理论中也出现了若干种世界秩序模式，如单极稳定模式、单极—多极模式、三大经济区模式、地球村模式、多极均势模式等。因此，只有把非主流理论和传统理论结合起来，才能比较客观地对墨美关系的发展进行分析。
第六节由NAFTA看影响墨美关系的两个主要问题：移民、环境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自1994年1月1日正式生效至今已经有12年之久了。它的启动在全球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关于该协定的作用与影响，无论在成员国内部，还是在其他地区都存在截然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协议将有力地推动地区经济的发展，使签约各方都能得益。有的则认为，它是一个“失败”，它将增加美国的失业，加深墨西哥的社会矛盾，引起中小企业的破产，等等。对于协议的前景也存在种种不同的估计。有的认为协议将较快地扩展到整个美洲，形成西半球自由贸易区，并促进墨美之间关系的发展；有的则认为前景暗淡，不会有多少实际效益，而且会加深墨美之间的矛盾。在这方面，墨西哥学者路易斯·鲁维奥的看法是具有启发性的。他认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正像其他任何一项协定一样，是一种单纯的手段，它只是创造了加快地区经济一体化和相互作用进程的可能性。至于说，这些可能性能否实现，这由各国本身的政治经济状况以及改革的成败来决定。协定是推动发展的一种手段，是发展战略的一种补充工具。虽然这种工具是十分必要的，但并不是唯一的。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以条约的形式确定了该地区在10～15年内实现地区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规则，这些规则的实施需要一个过程，甚至较长的过程。它对成员国以及世界经济产生的影响（无论是积极还是消极影响）主要是中长期的。自协定生效以来，总的来说，三国政府都以认真的态度来对待协定的实施。虽然受墨西哥国内政局动荡和金融危机的影响，协定实施的速度有所放慢，有些条款，如移民劳工合作问题、环境保护问题、墨西哥金融市场的开放、货运车辆的过境等方面的条款实施暂时搁浅，但是大部分款项都按期得到实施，并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然而，北美自由贸易区在移民和环境两个方面问题上的潜在作用是不容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