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本人不信宗教，是源于捍卫思想自由的原则；他拒绝主持基督教聚会也是基于维护自己思想自由的权利。他对基督教的恶感多于好感，他的朋友们都了解这一点。1924年3月朱经农写信告诉胡适，拟为复刊后的新《努力》所作的文章写好了，文章“十分之八是为科学辩护，十分之二是为宗教辩护，因为我是一个诚实信宗教的，我又是极端推崇科学的。我为宗教辩护的地方或者为兄等所不许，兄等尽可发表意见纠正我的错误，不过大家不牵涉意气为是。”胡适的清醒和理智，使他可以不依赖上帝而拥有坚定的信仰，1920年5月他与外国人霍进德的谈话就很说明问题。霍进德是一位宗教信仰很强的人，他认为一个人若不信公道的天意，就绝不可能有“改良社会的热心与毅力”。胡适不同意，“我不信上帝，并且绝对否认他这句通则”。胡适反问：大贤人如穆勒、赫胥黎、达尔文，“都不信上帝，但谁敢说他们没有热心与毅力吗？”总体上看，周报在非宗教问题上文章不多，大概与同人们没把它看做是政治舞台上直接的“政治”，视为思想启蒙领域的问题有关，也和胡适这位主编不喜欢宗教有关，胡适刊登陈衡哲的文章是基于思想自由的原则。
周报上也介绍过美国新闻事业发展史，并开展过翻译质量的讨论。1922年5月14日周报第2期发表了署名“天农”的《近六十年间美国新闻纸的趋向》，文章介绍了南北战争后美国报纸的四种发展趋向：第一种，《纽约论坛报》（The New York Tribune）主笔格利雷主张首重社论；第二种，《纽约先驱报》（The New York Herald）主笔白乃特主张偏重新闻；第三种，注重文品（Style），以《纽约太阳报》The New York Sun为代表，强调报纸的格调（八条原则）——最大限度广泛搜集新闻来源；转载消息务求真实；严守广告与新闻的界限，绝不搞有偿的广告新闻；对社会的弱者避免讥嘲议论；要坚持自我主张，但不能自以为是；虽然党员身份的记者可以扶助其所在党派，但不可党同伐异；要向前看，要对社会的发展进步充满信心；第四种，是偏重感情，以《纽约世界报》（The New York World）和《纽约日报》（The New York Journal）的两位主笔的“黄报主义”主张为代表。此种主张强调报纸代表民意，不仅仅是代表知识阶级，更应重视社会最下层人士的情感和思想。“黄报”在轮船码头、火车站及街头巷尾等地方很有市场。“黄报”有两条原则：一是报人应该研究读报人的心理；二是报纸应该为大多数人的真福利着想和说话，要代表社会真的舆论，而不仅仅为某一阶级、某一党派说话。胡适认为此类稿件，其意义在于“这也是我们做舆论事业的人应该借鉴的”。
周报上有关文化建设事业方面的言论，大概当首推因翻译质量引发的胡适与郁达夫等人之间的笔战。事情缘起于郁达夫撰文挑余家菊英文翻译的毛病，他把原文列出，证明余翻译有错，并附上他认为他本人的译文。胡适在周报上发表短论《骂人》，对郁达夫的译文提出质疑，批评郁达夫不该采取骂人的态度。随后，郁达夫又在报纸上进行了反批评，胡适则针对提高翻译质量问题进行了正面的阐释和驳议。除了双方报纸上的对峙外，私下里也有书来信往的沟通，直至最后的讲和。
双方在开展批评的时候，的确都有一些非理性的意气类言语，在郁达夫表现为“骂”和“讽”兼有，在胡适则表现为“讽”。郁达夫发表于创造社《创造》季刊上的《夕阳楼日记》是这样“骂”余家菊的：“我之所以不能默默者，只为一般丑类，白昼横行，目空中外，欺人太甚的缘故。……我们中国的新闻杂志界的人物，都同清水粪坑里的蛆虫一样，身体虽然肥胖得很，胸中却一点儿学问也没有。”胡适指出郁达夫翻译错误的同时，还讥讽道：“但译书的错误其实算不得十分大罪恶；拿错误的译书来出版，和拿浅薄无聊的著作来出版，同是一种不自觉的误人子弟。又何必彼此拿‘清水粪坑里的蛆虫’来比喻呢？况且现在我们也都是初出学堂门的学生，彼此之间相去实在有限，有话好说，何必破口骂人？”所谓“浅薄无聊的创作”，大概是讽刺郁达夫的。郁达夫针对胡适的《骂人》发表了一篇短文，避开他自己翻译质量的评价，强调所以胡适和他过不去，是因为他那篇《夕阳楼日记》上所谓有人跟着外国学者跑来跑去，胡适以为是讽刺他为来华访问的杜威当翻译，所以就来报复。胡适1923年4月1日在周报第46期“编辑余谈”栏目发表《译书》，讥讽说，“我的一条《骂人》，竟引起一班不通英文的人和我讨论译书。我没有闲工夫来答辩这种强不知以为知的评论”。
从辩论双方的心态来说，胡适表现出明显的优越感，而郁达夫等人自感还不是社会的主流和精英。胡适三十岁刚出头，意气风发，举国瞩目，学术成就斐然，身居北大教授高位，辩论之间肯定会流露出“俯瞰”的心态。胡适1923年5月15日写给郭沫若和郁达夫的信，虽是讲和，但居高临下的味道还是很浓的，如“我是最爱惜少年天才的人，对于新兴的少年同志，真如爱花的人望着鲜花怒放”。实际上，胡适仅年长郭沫若一岁，年长郁达夫五岁。郭沫若、郁达夫刚从日本归来不久，年轻气盛，跃跃欲试，出名心切，但毕竟还没有取得什么大的成就，在胡适面前还是感觉底气不足。1923年5月17日郭沫若写信给胡适，愿意言归于好，并对胡适唱起了颂歌：“尚望明晰如先生者大胆尝试，以身作则，则济世之功恐不在提倡文学革命之下。”郭沫若后来在《论郁达夫》中说，“胡适攻击达夫的一次，使达夫最感着沉痛。……当时我们对于胡适倒并没有什么恶感。
我们是‘异军苍头突起’，对于当时旧社会毫不妥协，对于新的不负责任的人们也不惜严厉的批评，我们万没有想到以‘开路先锋’自命的胡适竟然出以最不公平的态度向我们侧击。”“胡适在启蒙时期有过些作用，我们并不否认。但因出名过早，而膺誉过隆，使得他生出了一种过分的自负心……他在文献的考证上下过一些工夫，但要说到文学创作上来，他始终是门外汉。然而他的门户之见确是很森严的，他对创造社从来不会有过好感。”虽然后来双方言和了，但郁达夫并没有正式承认他的英文翻译有毛病，当然他也没有为自己的译文做任何辩护。从常理上看，或许郁达夫的英文也不坏，但毕竟他留学于日本，英语大环境肯定无法与英美环境相比。胡适出国前在中国公学时曾代任过英文教员，又在美国留学七年，所以从一般意义上说其具有较高的英文水平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论战中胡适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提高翻译质量的见解。第一点是翻译之难。胡适说，“在英文的方面，我费了几十年的苦功，至今只觉其难，不见其易。”胡适举例说，他翻译莫理孙的《陋巷故事》，全文不过三千字，“然而已译的我叫苦不了”。除了字典不离手，为了说清“翎毛”在出丧时的用法，他请教了几十个留学英国的学生。原文中有“Block-Maker”一词，而“Block”有几十种意思，胡适实在不敢断定几十年前作者用词的意义。胡适所选用的原本，在翻译过程中竟发现有不少印刷错误，有的胡适改过来了，有的拿不准，还请北京大学英文学教授陈源帮助用别本校对，结果又发现一些印刷错误。胡适感慨译书之难：平日写文章，每小时可写出八九百字，而翻译仅能完成四百多字。第二点是要有多重负责任的态度。“自己作文只求对自己负责任，对读者负责任，就够了。译书第一要对原作者负责任，求不失原意；第二要对读者负责任，求他们能懂；第三要对自己负责任，求不致自欺欺人。”第三点是要多看几个版本。胡适从考据学的角度，提出：“做文学事业的，也许有时要用得着考据的帮助。
例如译Omar[莪默·伽亚谟（Omar Khay yam），波斯诗人]的诗，多用几种本子做考据，也许可以帮助本文的了解。”关于考据版本的重要性，看来胡适是针对郭沫若的译诗而说的，所以郁达夫在致胡适信中特意申明“沫若的Omar Khay yam的译诗，原是失于检点，他在答闻一多的评论里已经认错了，这是他的虚己的态度，我们不得不表敬意的。”难能可贵的是，《努力周报》还发表过专门的关于批评伦理的文章。周报1923年10月21日第75期上刊登的擘黄的《批评的“伦理”》，认为文人相轻自古有之，但发展到当日，不仅文人，甚至“许多学者专门家，虽然不是文人，却也不能摆脱这种遗传的势力，文人更无论了。”文章说，以往的冷嘲热骂，不过是三五朋辈饭桌上喝到酒酣耳热之际小范围不负责任的行为，而到了大众传媒时代竟然凭借日报、周刊、月刊四处传播，流毒甚广。文章分析此类“批评”的动机在于：显示自己高人一等；以揭人之丑为乐事；对别人的批评进行打击报复；别人妨碍了自己出人头地，要寻衅报仇。文章建议为报章批评设立规则，并提出建议：
第一，“批评须就事论事，不要牵涉枝节。”比如，“批评人猿同祖说，不应说此说使人类失掉体面，所以不可信；只应批评此说的证据够不够。”关于翻译的批评，只当批评译的准不准确，而不应该去追究人品文风。至于那些批评文言文过于“文”了，白话文过于“白”了，纯属吹毛求疵。
第二，“只对于作品下批评，而不对于作者下批评。”诸如作者是科学家，不该出版诗集呀；作者有大烟瘾，不配贡献禁烟秘方呀，等等，“都是不正当的批评”。
第三，“只应当指出或改正错误，而不应该加入‘深文周纳’的‘考语’。”一部书某处有错误，指出便是了，不应该就此否定全书，甚至断言作者不配再发表“议论”。
第四，“对于疑似两可的地方，不应挑剔。”该用商量的口气说话。
第五，“只说积极的戒勉的话，而不说消极的嘲骂的话。”译本有错，可劝下次译时须注意类的话，不能讲“译者以介绍新文化自任，而译本糟到如此，岂不令人羞死”的话。擘黄还劝人学习国外好的批评伦理：欧美的批评文章“虽然也不是完全没有带着讥嘲的口气，然而总是例外之例外。就是讥嘲，也没有我们这样残酷刻毒，一点不留余地，他们批评的口气，大抵都是‘雍容揖让’，只论事实命题的真伪是非，毫不涉及枝节。”周报对于新闻界自身弄虚作假，失实报道，也不留情面地及时提出批评。
在1922年9月24日第21期周报“这一周”栏目中，胡适哀叹“近来中国新闻界捏造新闻的手段，似乎更巧妙了！”他说，前不久的北京《中华新报》上登载了汉阳兵工厂被工人炸毁大部分，损失六百多万元的极具轰动性的消息，北京很多报纸也纷纷给予刊登。然而，“此事竟是假的”。胡适又揭露更加不能容忍的新闻造假：制造“文件”。其一，报纸曾纷纷登出曹锟、吴佩孚给孙文的第二封电报，称“先生反对联省自治，锟等极表同情。……”可是洛阳方面的吴佩孚等对此电报“正式否认”。其二，《黄报》登载消息说，王宠惠曾给陈炯明一封电报，讲“非统一不足以裁兵，非裁兵不足以理财，非理财不足以救亡……”，但事后王宠惠正式当面向胡适辟谣，说根本就没有发过该电报。胡适不留情面地指出制造假新闻的恶劣后果：“研究历史的人，往往轻视无证据的记载，但他们对‘文件的证据’（Documentary Evidence），却终不敢随便忽略。现在中国的新闻制造厂竟老实制造‘文件的证据’；这个风气一开，报纸的信用全失，今日不能取信于读者，将来也全无历史参考的价值了！”
报纸是记载当时发生的新闻的载体，新闻又强调事实的绝对真实性，可怜当年的新闻界有的报纸竟然无耻到了编造“事实”、淆乱历史的地步。看来当时新闻的问题真的不少，一周之后，胡适又在10月1日周报“这一周”中批评失实新闻：好几家报纸刊登了一家通讯社传出来的一条新闻，声称有“好事者”出面召集了胡适等16位联名《我们的政治主张》的人，9月22日开了一个茶话会，“调解”有关责难，结果会上争论不休，“至面红耳赤，彼此不欢，经主人出而排解，始罢。”胡适澄清说，“这一段新闻有许多很不确实的地方”，开会时仅有5人是联名《我们的政治主张》者；原本会议就是在计划安排中的，讨论“目前的政治计划的”，并没有什么“好事者”出面之事；讨论是“很老实的，很恳挚的”；讨论中认为王内阁“不是没有计划的”，但“一切计划都是空话”。显然，这条新闻的作者没有把很多事实弄清楚就横发议论，并且加入了太多主观想象的东西，违背了新闻真实性的原则。胡适强调的是文风和新闻伦理，批评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