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舍雷】
比埃尔·马舍雷，法国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其理论深受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影响，代表作是《文学生产理论》。
沉默理论
马舍雷文学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便是“沉默”，构成了他对文学本质把握的一个支撑点。他认为，作品就是为这些沉默而生的，因此应当进一步探寻作品在那些沉默之中所没有或所不能表达的东西是什么。在他看来，沉默是与作品的真正含义联系在一起的。作品中说出的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倒是没有说出的东西，甚至无法在作品中找到的东西，或者说是“沉默”。而这种沉默却又无条件地先于创作，并使创作成为可能。这种沉默理论其实是对文艺之意识形态的一种曲折的表述。文艺作品有着强烈的意识形态性，然而这又不是直接通过作品说出来的。作家创作时，他要按照文艺创作的独特方式表现作家所认识到的真理。然则，这种创作过程又往往受到意识形态方面的制约，使作家不可能说出一切。这样，在作品中必然会留下某些空白，保持某种沉默。这就是说，这是作品不自觉地暴露出的所受到的意识形态方面的束缚。然而作品的这种空白和沉默是意味深长的，尽管它们没有明确地去说明意识形态，但实际上它们却间接地表现了意识形态，反映了作品所具有的意识形态性。
结构理论
马舍雷十分注重文学作品的结构与形式问题。他强烈反对结构主义理论所主张的作品有一种中心结构的观点，也反对传统文艺理论中的有机整体观点。他指出，结构主义理论认为有一核心的结构寄寓在作品之中，这种结构有着现代神学的变体之嫌，是神学审美学的变体。而古典文艺理论中有机整体观念把文学看成一个有机整体，按照一种形式化的要求来建构作品，并赋予作品一定的意义和内容，这又被马舍雷讥讽为审美物理学。
在否定了上述两个观点并批评其对于结构的描述基于一种逻辑迷误之上后，他提出了自己对于结构的看法，结构就是从外部将作品的虚假内部特征以及秘密的原因从作品之中驱逐了出来，而且揭示了那种基本的缺无（没有这种缺无，作品便不能存在）的东西。这和他的沉默理论一脉相承。
他认为作品并不是一个严密的有机整体，作品中的秩序仅仅是一种想象的秩序。通过秩序我们可以找到“缺无”，通过“缺无”又可以揭示作品的结构，从而最终把握作品所转换的意识形态。因之，文学作品的形式也就是混乱和不完整的，通过这种形式，作品揭示了真理，获得了认识。
【戈德曼】
吕西安·戈德曼，罗马尼亚裔的法国文艺理论家，法国发生结构主义的创始人。主要著作有《人文科学与哲学》《隐藏的上帝》《小说社会学》《发生结构主义》《文学社会学方法论》。
有意义的结构
戈德曼认为，作品就是一个有意义的结构。他认为“有意义的结构”是判断文学作品内在意义的最有效的工具。文学创作是作家通过自身的努力，制造一个由其思想、情感和行为组成的有意义的连续结构。这种结构一方面涉及到某一文学作品的各部分内容要素之间的整体关系，另一方面又与整个社会有着内在的联系。
“有意义的结构”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之中，因而具有历史性、运动性和开放性。它并不是一种静止不变的和僵化的内在结构，而是与更广泛的社会精神结构和政治结构密切相关的动态结构。其形成过程也就是一个寻求平衡的过程。
戈德曼深受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的影响，并应用皮亚杰的顺应和同化两个概念来说明。他认为，在对现存的精神结构的同化与对外在世界结构的顺应之间存在着对抗，这种对抗的结果，往往造成了旧的平衡和旧的结构的解体，并形成了一种新的平衡和新的结构。
“有意义的结构”处在一个从部分到整体和从整体到部分的不断的循环过程之中。文学作品作为一种有意义的结构，首先是与包含着它的整个社会大结构联系在一起的，另外，它还与由创作它的作家的心理所构成的中间结构联系在一起。这样，只有从整体（包含文学作品在内的社会大结构、作家心理的中间结构）与部分（作为“有意义的结构”的文学作品）的不断循环过程中，我们才能深刻地把握住文学作品。
正因为上述特征，有意义的结构才对文学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作为一种有意义的结构，文学作品之所以被社会所接受，就是因为它具有种种功能，而这种种功能就植根于这种特殊结构本身的性质和特征之中。比如，文学作品成为一个更大范围的社会结构的一部分，这样，一方面它对于社会有价值，因为不考虑文学作品这种“有意义的结构”的功能与意义，就理解它本身。而当文学作品与人类社会生活相互联系时，那么它的结构便具有了功能性。
同构说
戈德曼结合对社会的经济基础的考察来说明文学现象，提出同构说理论。在《小说社会学》一书中，他明确指出，在一个随着市场而进行调整的商品社会中，小说的形式与一般拥有财产的人们的日常联系之间有着密切的对应关系，推而广之，它与人和人的日常联系之间也有着密切的对应关系。于是，他提出了同构说，认为尽管小说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具有极其复杂的形式，然而只要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小说的复杂形式其实只是人们每天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形式。因此证明，重要的小说式样的结构和经济生活中的交换结构是严格同构的。这种同构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于人们可以说，同一种结构自身就表现在两种不同层次上。显然，极端强调文学与经济基础的同构性乃是戈德曼文艺理论的重要特色。
同时戈德曼在强调同构性的同时，还极力引入一种中介因素，即认为在文学与经济基础的同构之间，往往还存在着一种既与文学作品、又与经济基础同构的集体意识。他指出，文学作品并不是一种实际的既定集体意识的单纯反映，而是某一特殊集团的集体无意识的升华。
【列斐伏尔】
列斐伏尔是法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核心人物之一，他在法国最早将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译成法文，并在阐述和发挥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人在阶级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日趋异化以及如何实现人性复归思想的基础上，倡导构建人本主义的新浪漫主义美学。列斐伏尔主要著作有《辩证唯物主义》《日常生活批判》《马克思主义的当前问题》《元哲学》《现代世界的日常生活》等。
列斐伏尔的美学思想中贯穿着人本主义的思路，他充分发掘马克思《手稿》中的实践人类学思想，认为人通过自己的劳动实践改造自然界的同时也改造自己，历史就是人的劳动实践的产物，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就是实践人类学和人本主义思想，以此为基础来考察人的本质以及艺术的本质问题。列斐伏尔关于人的本质问题的考察在一定程度上也吸收了存在主义的某些观点，他认为人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将人的本质的潜在的可能性实现为现实性，人从自认中独立出来的过程就是人的自然性、生物性上升为人性并获得人的本质的过程，同时也是走向人与自然、人与自身分离对立而逐步异化的过程，这是人类生存的困境，这一困境随着当代资本主义全面异化的日益蔓延而更加突出，甚至日常生活都已成为人性异化的一个主要领域。列斐伏尔指出，解决人类困境的途径在于消除异化，也就是说要克服自然性与社会性、感性与理性、物质与精神的分裂，实现向“总体的人”的回归。所谓“总体的人”就是彻底扬弃了异化，消除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一切对立的矛盾的和谐统一和全面发展的人，不过，总体的人目前还只是等待实现的遥远的理想。
日常生活批判
如何从异化的人走向总体的人？列斐伏尔首先展开对于日常生活的批判，并赋予艺术以消除异化、拯救人性的重任。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实际上是异化理论的深化和具体化，列斐伏尔认为，日常生活的异化直接造成了对于人的压抑，消泯了人的创造性和主体性，并成为异化社会再生产的基础。日常生活批判就是要使人们获得日常生活认识的真实以及压抑的本质和源泉，从而唤醒反抗意识，最终实现总体的人的回归，在这一过程中，“只有艺术才为我们留下最大的价值”，因为艺术具有一种反异化的本性，一种走向总体行动的努力。在艺术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和谐统一的，它充分体现了人类改造外部自然和内在自然、提高和丰富人的本质的愿望和需要，文学作品就是对于这些愿望和需要的满足，因此也是人类摆脱异化状态的尺度。围绕人本身的异化和回归来思考艺术和审美反异化的本性和功能，这显然仍是卢卡契以总体性为核心的人本主义的思路，而其浪漫主义美学则是对这一思路的进一步发展。
新浪漫主义美学
新浪漫主义美学将“可能”作为基本原则。列斐伏尔指出，“可能”是反对现状、走出现状。走向未来的一种目的、趋势和条件，“‘可能’作为一种捉摸不定的前途展开在我们眼前”。更为重要的是，“可能”原则意味着对于现实的关注与对于异化的批判，“它提倡了解：为了揭露人生的异化，首先要确定何为异化，并且加以了解。……它有的不是装模作样的激动，却是冷却——表面的冷淡，而这冷淡正是由于它从‘可能’出发，根本反对现实”。“可能”原则面向未来，了解、关注并揭露、批判现实中的异化现实，寻求未来人性的复归，这就使其反异化的人本主义思想在以“可能”原则为中心的新浪漫主义美学中得到深化和发展。正是如此，列斐伏尔批评当时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及卢卡契追求和谐的新古典主义倾向，而赞扬布莱希特的史诗剧及其理论，因为在表现不和谐、紧张、断裂和矛盾等方面，后者与新浪漫主义基本一致。“一切浪漫主义美学都建立在不协调、建立在区分和痛苦的基础上。”
后期列斐伏尔认为，当前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消费主义泛滥，大众文化无孔不入，原本独立、丰富的审美情趣单一化，繁多的符号体系将世界分裂为碎片，异化“笼罩了全部生活”，社会正处于“非异化”前景到来的前夜。“异化恰恰是在最大的‘非异化’逼近的时候，变得更加剧烈和复杂；因此有必要具备对异化的一切形式最为尖锐的意识，才能拒绝这些异化的形式。”在列斐伏尔看来，新浪漫主义美学就是这样的“最为尖锐的意识”。对当代资本主义日常生活和文化领域中的全面异化清算和批判，就是要引导人们摆脱消费控制，走向未来“可能”的非异化的道路，最终实现完全发展了的总体的人。
列斐伏尔的新浪漫主义美学贯穿了反对资本主义异化、追求人本主义理想的基本思路，这与卢卡契以总体性为核心的反异化的人本主义在内在精神上并没有本质的区别，而他对于现实主义的理解则显然更为开放和宽容；另一方面，新浪漫主义美学以“可能”为核心来消除异化、拯救人性则只能与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一样，最终走上审美乌托邦营建的道路。
【伊格尔顿】
特里·伊格尔顿，英国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著名文艺理论家。主要著作有《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文学原理引论》《批评的功能：从“观察家”到“后结构主义”》等。
文艺的意识形态性
他认为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不论显得多么公允，从根本上说它们永远具有强烈的政治性——不应该被误解为是企图把文化产品所具有的特殊和独特的东西归结为直接的、宣传性的政治目的。甚至于，一切艺术都产生于某种关于世界的意识形态观念。在伊格尔顿而言，艺术之所以是意识形态，首先，因为它是在特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形成的，属于复杂的社会知觉的一部分；其次，艺术又是以其特殊的方式与维护和再生的社会权力有着某种联系。因此，艺术也就具有强烈的政治性。从意识形态角度来看，艺术是观察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是人们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所发生的具体的社会关系的产物。因此，理解艺术作品首先就应当理解它们与其所处的意识形态世界之间的复杂关系。
形式与内容
关于文艺的形式与内容的关系问题，伊格尔顿坚持把关于文艺的意识形态性理论贯彻其中，同时注重运用辩证法观点揭示两者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形式是一种具有意义的结构，它并不仅仅加工处理内容。内容与形式应当有机地统一起来，内容具有决定作用，但形式也具有能动作用。他进一步指出，文学形式也具有意识形态性，意识形态的变化也会在文学形式的变化方面充分反映出来。例如法国戏剧形式从古典主义悲剧向言情喜剧的转变，就是贵族的价值观向资产阶级价值观转变在戏剧文学形式上的一种反映。
不过，文学形式与意识形态的联系也并非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伊格尔顿进一步分析了文学形式变化所具有的自身的规律和特征，指出文学形式具有高度的自主性。他还详细分析了文学形式的具体构成，认为文学形式至少是三种因素的复杂统一体：
1.它部分地由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学形式的历史所形成。
2.它是某种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结构的结晶。
3.它体现了一系列作家和读者之间的特殊关系。
文学形式正是这三种因素所构成的复杂的有机统一体。因此，伊格尔顿认为，作家对于文学形式的选择并不是一种任意的行为，他一方面受到所要表现的内容的制约，另一方面又受到了文学形式构成因素的制约。他还用艺术生产的观点论述文学艺术的形式，认为艺术生产的不同方式会对作品形式本身产生决定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