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为了避免类似悲剧的产生，我们有必要追问，是什么样的知识和生活体验，包括陈自己以往在与工人们交往时所调用的知识和话语，使他俨然成了这些工人眼中资本剥削权力的象征？又是什么样的意识和正义观念在支撑这些工人的行动？工人们对“社会主义公有制”有什么样的认知、情感和集体记忆？他们对自己所在的、曾经是“公有制”的企业的“改制”，甚至整个改革开放过程又有什么样的认知？这些知识、情感和集体记忆在事件中起了什么作用？如果说让厂区工人得以相互沟通的传播网络最终导向了大规模暴力冲突，那么在这其中马特拉(1979：28)所说的“消极反抗”和“积极反抗”间的关系又是什么？中国主流媒体和网络又扮演了什么角色？媒体和网络关于这一事件的讨论又如何影响中国工人的集体意识？更重要的是，中国工人对“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国企”、“国企改制”、“私人资本”这些制度设置有什么样的价值认知？他们的这些知识与认知跟官员和主流知识分子等不同中国社会主体的知识与认知有什么样的关系？这些不同的甚至是相互冲突的知识、集体记忆和价值认知对中国民主转型有什么样的意义？与其他类似事件一样，这一地方性的事件有没有为中国工人主体性的重新获得提供想象，从而已经或正在影响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传播研究又能如何赋权工人，帮助促进草根的工人阶级文化力量的发展？如果“人民民主”在制度设置上不仅包括政治层面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主权”，而且包括“经济民主”（吕新雨，赵月枝，2010），这些问题的讨论是否可以看做上文有关民主想象和不同民主模式讨论的具体化和继续？
孔诰烽(Hung，2009：24)指出，中国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并不是市场发展的一个自然状态；相反，它是以剥削乡村、让乡村不断为沿海出口加工业输送廉价农民工为指导思想的发展模式所带来的后果。因此，在中国大陆语境下，传播研究必须正视城乡、沿海内陆这样的二元社会结构，并将传播在中国失衡的经济结构和新的社会分化中所扮演的角色提到议程上来，从而推进对有关传播组织系统、政策和话语这三个层面上存在的城市中心偏见的批判。这也就意味着我们需要对中国大陆城乡分化和“三农”问题中的传播议题给予更多关注。毕竟，中国半数以上的人口仍是农民。当然这并不是要否认以城市为立足点的传播研究的意义。
只是，如吕新雨所言，任何没有乡村视角的城市研究都是需要检讨的，因为乡村是了解现代中国历史和社会变迁的一把钥匙（吕新雨，赵月枝，2010）。尽管中国大陆的传播系统在起步阶段体现了以乡村为主体的革命传统，但是不可否认，最近30年的改革实践却充满着各种城市和沿海中心主义的偏见；考虑到中国传播学是从英美移植过来的，而且传播研究者几乎都生活在大都市，不可避免地对城市有着更多认同，说中国传播研究有严重的城市中心主义偏见并不为过。
正如吕新雨（2010）所论，历史上，中国城乡之间是唇齿相依、互相哺育的关系。这样的传统关系被西方殖民主义和中国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兴起破坏了。在毛泽东时代，一方面，城市和乡村的分割是中国强制完成工业化的后果，但另一方面，以“政社合一”为基础的人民公社的制度设计，却正是为了克服以城乡差别为代表的“三大差别”而进行的另类现代化的努力。今天，经过30多年改革后，城乡差别问题和城市贫困问题已十分严重。一方面，据中国媒体的一项调查，大约80％的18-30岁的农村居民认为，如果在城市，他们会生活得更好。人们逃离农村的速度在加快。麦肯锡咨询公司预计，到2030年，中国城市人口将突破10亿（戴维·艾默，2010）。另一方面，随着“白领”在城市化过程中的破产和“蜗居”现象的大量出现，随着离开土地到了城市的农民工在城市生存难度的增加，乡村的凋敝和城市生活的压力使中国社会到了“裂变”的边缘（吕新雨：2010）。
近期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和生态危机让我们越来越清晰地看到，没有中国底层社会群体的崛起和他们所在的城市和乡村社区的稳定，从长远来看“中国崛起”无法实现，更不用奢谈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和实现社会和谐。具体而言就是必须让工人农民和所有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被边缘化的群体共享发展的果实，并在此过程中成为中国社会的主体——而不仅仅是作为城市中产阶级“人文关怀”和“爱心救济”对象的“他者”。
只有当中国有效扭转发展道路上的城市和沿海偏差，并且妥善解决三农问题的时候，中国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整体才能在面对本国和跨国资本时有更多维护自己利益的能力。而这又将间接提高发达国家劳工阶层相对于资本的地位。所以，克服中国传播研究和传播实践中的城市和沿海偏差，提升底层民众的话语能力不仅会对中国社会也会对世界政治格局产生深远影响。李民骐（Li，2008）曾预测，成就中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以及他们不断上升的维权和组织能力，不仅会使全球权力关系的平衡转向对全球劳工有利的一面，也会压低资本利润率，给资本积累带来压力，从而最终带来资本主义经济的衰落。另外，日益加深的生态危机和文化危机也意味着消费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全球性社会形态的局限性和不可持续性。在这样的语境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转型就显得更为迫切了。这不仅事关中国，也事关人类的未来。
这也对传播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信息、传播、文化部门在经济复苏过程中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如何从文化传播的角度分析看待中国政府的“新农村建设”和“城乡一体化”政策，它们有哪些成就和局限？随着互联网的进一步普及，正在大规模推出的3G网络和数字电视工程将如何重塑中国的传播格局？这些改变在何种程度上将会加剧或减轻现有的城市中心和沿海中心偏向？有关阶级、地域以及各种本土和跨国民族主义的传播政治会怎样在中国社会和世界范围内展开？当“中国崛起”的话语在国内和国外此起彼伏、相互强化的时候，我们也许要警觉地追问，什么是“中国崛起”话语背后的传播政治？
孔诰烽提出的中国是否会成为“美国的大管家”的命题，也许可以作为我们的清醒剂，从而避免幼稚地去庆祝全球资本主义从美国领导的西方转向中国领导的亚洲：中国主导精英阶层作为世界经济的出口者和债权人，已经建立起与美国统治阶级相互寄生的关系，美国统治阶级则试图确保美国公民作为世界消费者和债务人的生活水平，竭力维护其国内霸权地位。虽然太平洋两岸的两个精英阶级偶尔也会发生口角，但是他们拥有共同的利益，那就是维持各自国内的现状，以及世界经济不平等的现状。(Hung，2009：24)当然，期望中国的发展路径在短期内彻底转型到一个内需出口平衡，阶级、地区、城乡和政经关系更平等的状态似乎不太可能。姑且不论其他新的条件，正如孔诰烽指出，这一转型“需要政治层面的一个彻底调整，让权力从沿海城市精英手中转向农村草根的利益”(2009：25)。从根本上说，这就意味着在实质上实现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虽然“工农联盟”已经是被大部分中国传播学者所遗忘的“口号”，但是，这一概念所希望解决的问题反而加深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吕新雨(2010)提出了“新乡土主义”的概念，希望在保持乡村的社区性和既有的文化多样性、物种多样性、生物多样性和生存方式多样性的前提下，发展建立在小农基础上的有机农业，在使得乡村能够成为更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的同时，也重新建立新型的城乡互相哺育的互动关系。这意味着传播与现代化、传播与发展领域的“范式革命”，也意味着基于农民和乡村的传统知识和本土实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复兴。而这正是我前面所述的南方认识论所倡导的。
■结论
危机和转型的时代是我们把握机遇寻找新的出路、创造新的可能的时代。这里让我们再次回到马特拉(Mattelart，1979)的论点：重要的不仅是研究控制机制，我们也要研究各种反抗形式，以及各种控制和反抗力量的斗争。阿瑞吉(Arrighi，2009：79)看到了“中国农民和工人自古就有着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都不能相比拟的反抗精神”；也正是这一传统以及当时中国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所处的边缘地位，在上个世纪血与火的残酷斗争中出现了中国大陆的国家政权。也正是这一传统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存在的某些不平等与不公引发了此起彼伏的多主体、多层面和多种形式的社会抗争，从而迫使中国政府在过去几年内在“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等口号下调整其发展政策（Zhao，2008；Hong，2010），开始重新探索有关发展问题的本土知识。尽管这些政策本身存在自相矛盾之处，尽管它们遭遇来自国内外既得利益者的破坏和抵制，我对中国还是充满了希望。
齐泽克（2009b）提醒我们，“民主”就是让被社会排斥的人进入政治空间。在谈论“两个和谐”（和谐中国与和谐世界）之时，谈论“两个民主”（即民族国家内部的民主和民族国家间的民主）显得更有意义，即民族国家内的民主和民族国家间的民主（国内民主和国际民主）。在这个历史“关键时期”，为实现“两个民主”，华语传播学者在知识创新和实践创新两方面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