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以上所提及的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的批判，美国经济学家布莱第(Robert Brady)对法西斯主义的批判直接影响了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D.Schiller，1999)。布莱第(1937)研究了法西斯主义在德国的兴起和表现，写了《德国法西斯主义的精神和结构》(The Spirit and Structure of German Fascism)一书。“Spirit”指的是意识形态，“Structure”指的是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与自由主义理论把“自由”当做市场的本质相反，布莱第认为，资本主义市场本身有威权（authoritarian）的倾向性。他通过研究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与市场经济，尤其是垄断市场经济的关系，来解释资本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之间的关系。他认为，纳粹德国可以被看做是“垄断资本主义的一个独裁政权。其法西斯主义表现如下：商业企业在垄断的基础上组织起来，并全面控制国家的军队、警察、司法和宣传权力”（Brady，1937：22）。同时，布莱第还比较了纳粹宣传与当时在美国新兴的公关业以及商业宣传之间的异同点，从而针对在美国占主导地位的政治经济势力对大众意见的管理(the management of public opinion)的现状表达了自己的忧虑(Mattelart，1994：70—71)。在他的另一本书《作为一种权力体制的商业》（Business as a System of Power）中，布莱第(1943)针对自由主义理论对市场权力的漠视，重申了商业是一个权力系统的观点，认为法西斯主义就是经济与经济外的权力的融合，这种权力由一个集中的“控制金字塔”来部署和监督，其目的在于维护资本主义统治。布莱第着重关注的是，权钱勾结的情境下，法西斯倾向在西方资本主义各国的表现。总之，布莱第对公司资本主义（corporate capitalism）潜在的反民主倾向的研究成为知识分子对这种政治经济组织形态产生警惕并进行批判的起源（D.Schiller，1999：86）。布莱第的思想直接影响了达拉斯·斯迈思(Dallas Smythe)和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这两位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奠基者，促使他们研究资本对传媒的控制和主导政治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
传播政治经济学也是在1960年代拉美学者批判现代化后果的世界体系理论(world system theory)和依附理论(dependency theory)、西方进步势力和第三世界国家对国际经济与文化不平等的质疑，以及以美国国内的民权运动和反越战运动为标志的西方“新左派”的兴起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当时，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持批评态度的学者开始反思把西方的地方性经验普世化的现代化理论，把欧美跨国公司对世界经济的主宰描述成“新帝国主义”（neo-imperialism），并揭示在世界结构中形式上“平等”的主权国家之间支配性的不平等关系。传播政治经济学者需要解释传媒生产和流通中的全球、国家和地方体系(Durham and Kellner，2001：18—23)以及文化传播在二战后形成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赫伯特·席勒的“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概念是这方面的经典论述。他定义说：“今天‘文化帝国主义’概念最能描绘某个社会进入现代世界体系的一系列过程的总和，也即这个社会的统治阶层是如何受到引诱、压力、强迫，有时是贿赂，以至于塑造出一种与现代世界体系中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和社会结构相适应的社会制度，以弘扬这些价值观和社会结构”(H.Schiller，1976：9)。在《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Mass Communications and American Empire）(1969/1992；中文版/刘晓红译，2006)一书中，赫伯特·席勒(1969)研究了美国军事—工业复合体与传播业之间相互渗透的情况，以及传播业在美国建立世界霸权过程中的关键性角色。在欧洲和亚非拉许多国家，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对国际信息流通的不平等结构进行尖锐批判，并对美国倡导与推行的现代化理论所规定的媒体角色提出质疑。主要由不结盟国家推动的“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New World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rder，NWICO）运动代表了第三世界国家希望通过联合国机构争取自主发展和文化主权的愿望。如本书第9章所论，该运动针对国际传播秩序被西方强权主导、按照资本积累逻辑运行的双重特征提出了尖锐批评，这使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在国际传播研究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可见，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兴起与发展不但与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政治经济结构和社会运动密不可分，并从一开始就超越了本书第3章会进一步论及的方法论民族主义(methodological nationalism)局限，使传播研究具有了真正的全球视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大体包括三个阶段：（1）随着平面媒体、电子媒体和电信从通常是家族制的中、小型企业演变成20世纪工业秩序中的大型企业，传播政治经济学开始分析传播业的产业结构和资本积累过程，以及大型传播公司的权力运作问题。从传播的生产层面入手，传播政治经济学考察传播企业的扩张、广告对传媒结构和内容的影响、传播业的集中与垄断及其与更广泛的政治经济权力部门的关系。（2）随着国家在传播中的角色扩张——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分配者与规则制定者，传播政治经济学开始关注国家在建构民族国家的电信、广播和信息体系中的角色，并对以公共政策和市场为基础的不同管制方法所带来的政治与社会文化结果进行评估。传播政治经济学偏向于支持要求扩大公众介入和控制传播体系的社会运动。1980年代以来，随着以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全球化和放松管制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浪潮的兴起，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又开始探讨这个过程兴起的制度和结构根源以及社会影响。近年来，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全球扩张进一步加深了社会不平等现象。就此，传播政治经济学者探讨如何以公共领域、公民社会和社区传播的发展来改变传播权利不平等的现状。（3）鉴于西方大国在传播领域的权力向世界其他国家的扩张，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等全球机构在传播政策和制度的塑造方面所起的作用不断加强，传播政治经济学关注国际与跨国传播中的权力关系、传播与社会发展以及世界文化多样性、媒体全球化与民主化、公民社会的兴起与全球媒体治理(global media governance)等问题，而有关“文化帝国主义”的争论一直延续不断。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模式
莫斯可(1996)已详述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三个理论切入点，即商品化(commodification)、空间化(spatialization)，以及社会能动力量的结构化(structuration)。在《传播政治经济学英文读本》中，曹晋和赵月枝（2007)对这一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广告及其对媒体结构、内容和受众的塑造，媒体所有权，国家和其他社会力量对传播体系的影响，国际视角和论题，传播民主化的主体、场域和过程等方面进行了全面介绍。而Greig de Peuter在赵月枝所指导的博士资格考试中，曾把传播政治经济学分析模式分为以下四个相互关联的组成部分：(1)情境化(contextualizing)；(2)图绘(mapping)；(3)衡量/评估(measuring/evaluating)；(4)实践/干预(praxis/intervening)。本章在de Peuter的基本框架基础上进一步发挥与充实，为分析、评价和运用传播政治经济学这一研究取向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当然，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侧重，而且在分析一个具体问题时，这四个方面不一定都同时得到体现。还有，这四个组成部分间不一定存在一种线性的递进关系。研究者可以从任何一个方面切入。但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都或多或少体现了这些要素。
(1)传播政治经济学主张去媒体中心论，避免传播本质主义，置传播现象于资本主义社会不平等权力关系的大背景之下，关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积累方式的演变以及传播在演变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并且从全球视角研究问题。去媒体中心论将传播体系看做是社会中根本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Mosco，1996：71)。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传播领域的具体化，传播政治经济学者研究生产力的发展(传播技术的演变和劳动者对传播技术的掌握)、资本对公共财产的剥夺(the expropriation of communal property，比如资本将原先处于公共领域的传播文化资源私有化等问题)、雇佣劳动与劳资矛盾(传播产业中劳工的状况及其与资本的关系)、阶级分化(传播资源和技术手段不平等的社会分配)、资本的全球扩张趋势(媒体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量)、国家与资本及社会的关系，包括国家作为资本积累的保证者的角色(通过管制机制和法规)、传播业内资本的所有权和广告商的资助与占主导地位的统治阶级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社会传播力量对资本主义制度及其资本积累模式的挑战等问题。总之，传播政治经济学把传播作为一个更广阔的社会整体(social totality)中的一个方面，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的一个部分来考察。
这方面的经典例子是英国传播学者卡伦（James Curran，1978）的一项研究。尽管这项研究所关注的英国报业史相对于当下的“全球化”和“新媒体”语境显得遥远，卡伦以穿透历史的洞察力，揭示了英国报业商业化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动机以及商业化条件下媒体运作的一条重要“内在规律”。这项研究表明，英国历史上对出版印花税的废除以及对报业市场的开放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经济行为，更不单是自由主义新闻理论叙事中所说的新闻出版自由对政府控制的胜利。他对英国议会就这个问题所展开的辩论做了详尽分析，结果证实，英国统治者中的改革派希望通过对资本全面开放市场的方式，以达到对社会话语权实施有效控制的政治目的。当时，英国劳工阶层正通过逃避印花税的非法出版物开拓他们自己的话语空间，冲击现有的精英话语体制。在如何有效控制这些地下刊物以及它们的声音的问题上，一部分统治精英主张用政府的力量来“堵”，而另一种策略则主张放开市场，通过资本的力量来达到支配主流话语的政治与意识形态目的。道理很简单，作为一般原则，传媒资本与广告商是不会向那些反资本、迎合没有消费能力的下层劳工阶层的报刊注资和在这些报刊上投入大量广告费的。在一个全面开放的市场中，这些声音会“自然而然”因为没有资本的青睐而被边缘化。这一策略在辩论中以及随后的政策与事实发展中获胜了。于是，像卡伦描述的那样，在英国报业史上就有这样的经典实例，如激进报纸《每日导报》(The Daily Herald)拥有的读者人数高达474万，却因这些读者大部分属于劳工阶层所以没有足够的广告收入，于是在20世纪60年代被迫关闭。最令人震惊和意味深长的事实是，这个读者数目比《泰晤士报》(The Times)、《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和《卫报》(The Guardian)这三份迎合统治阶层和中产阶层报纸的读者总数多出将近一倍！这一规律在其他各国的商业媒体市场中同样发挥着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