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主导叙事：海湾战争中的和平抗议与美国报章的意见/社论话语罗伯特·哈克特赵月枝倘若新闻是制度化理解这个世界的一种方式，那么，政治危机就是让这个世界摆脱庸常、真相乍现的瞬间。本章分析了1991年美国对伊拉克的海湾战争这一政治危机中美国报界的新闻话语，尤其是意见/社论部分。相当数量的学术文章已经从不同理论和政治视角对美国媒体在海湾战争中的角色做了研究(见Graduate School of Journalism，1991；LaMay et al.，1991；Kellner，1992；Mowlana et al.，1992；Smith，1992)。但是与以前大多数关于媒体和海湾战争的研究不同，本章关注的不是报纸如何处理中东冲突，而是侧重于它们如何呈现“国内前线”的反战抗议。
在简要说明本章的研究范畴和方法之后，我们讨论了美国报纸报道反战抗议示威所运用的主导性解释“框架”。我们也考察了报纸如何处理和平运动内部的不同声音。最后，我们将这些对解释框架的分析与根植于文化之中的意识形态假设联系在一起：这些意识形态形成了一个关于美国战争体验的主导叙事(a master narrative)。
■研究方法和范畴
本研究主要基于纽约大学战争研究中心所提供的报刊剪报文档。这个文档包括了对海湾战争的抗议、反对和示威等内容在内共计1471篇文章，这些文章来自于对37个州573家报纸的剪报，从小镇的周报到大中城市的日报都包括其中，其体裁有新闻报道、特写、读者来信和社论，其中大部分(96.1％)发表于1991年1月15日(联合国设定的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的最后期限)至同年1月31日(那时国内抗议开始减少)之间。
本研究分析了美国中小型报纸的报道，它们远离全国电视网络，以及那些在大众和学者眼里代表“媒体”的精英日报。正如地方电视台与全国电视网对海湾战争的报道截然不同(Hallin and Gitlin，1992)一般，植根于社区而资源有限的地方报纸可能会提供一种独特的新闻运作方式。
虽然这个文档并非严格统计意义上的美国报纸报道的样本，但它定格了种类繁多、总发行量达到2850万的报纸在海湾战争爆发后关键性的前几周内如何描绘反战的不同意见。鉴于本研究的目的，这里并不存在系统性的抽样误差(更为详细的方法说明见Hackett，1993：16—18)。
在以下几个部分，我们勾勒了各种主导性框架和对于反战论争、行动和发言者的等级化结构处理。我们对文档中667则新闻报道的标题(根据新闻主角和活动进行编码)和一个70条新闻的样本(根据引用来源、提及人物、反战声明或论点来编码)做了内容分析。不过，我们把注意力主要放在每个框架显示的语言学特征上，而这些特征清楚地体现在从文档312篇意见/社论文章中挑选出的范例中，它包括典型主题和论点、等式和对立、历史性和其他类型的隐喻、隐含的现实判断、总体基调和对词汇句法的选择，如主动与被动语态的对立等。这样的研究步骤既节省了时间精力，又能对文档做详尽全面的评述。最后，1991年秋我们在纽约和华盛顿地区采访了政府与军队官员、都市地区和全国性新闻媒体记者以及主要和平组织的代表。本分析也得益于这些访谈。
■解读抗议：主导性新闻框架
在吉特林(Todd Gitlin)对20世纪60年代媒体和学生抗议运动的经典研究中，他得出结论：新闻报道受制于含蓄的(没有说出的和没有被承认的)“框架”——“认知、解释和表达的连贯模式，是筛选、强调和排除新闻报道的过程，同时也是事件操纵者组织言论的过程”（2007中文：14)。这些模式的必要性与新闻制造过程内在的选择性相关联：媒体是移动的聚光灯，而不是被动地反映社会的镜子，选择是它们活动的工具。一篇新闻报道采用某一形式，但对其内容有所抛弃或不予重视，这是不足为取的。一篇报道就是一个选择，是一种看待事情的方式，也就是展示观点的方式(吉特林，2007中文版：26)。20世纪60年代中期，新闻媒体总是将反越战抗议放在这样的框架里：它们是对海外战争胜利目标和国内法律秩序的非法威胁。媒体报道对暴力、共产主义和飘扬在示威地点的“越共”旗帜等话题的强调，有助于建构如下形象：这些运动偏离常轨并具有威胁性。吉特林论述道，这些新闻故事的原型是犯罪故事，“按照常规，反动活动都会毋庸置疑地被看成犯罪活动”(2007中文版：8)。
在越南遭遇彻底失败的一代之后，什么样的框架被用于20世纪90年代的反战抗议？泛言之，海湾战争期间没有一种解释主导着美国报纸。相反，好几种解释性框架同时存在，我们将它们称为“内部敌人”、“边缘怪异”与“合法争议”。
■“内部敌人”框架
1.报纸对“内部敌人”的主题建构
新闻报道包含了很多“内部敌人”框架的示例。这个框架将反战抗议定位成暴力的和/或背叛国家的内部敌人，这些解释性框架的线索可从最具新闻价值的新闻标题中寻得端倪。文档667条相关新闻标题中，大约五分之一(19.7％)将不同意见边缘化。异议被展示为法律和秩序的问题：暴力、破坏、象征性地挑战权威与权威部门施加的控制与惩罚。在我们选择的70条新闻样本中，公共权威的代表人物频繁出现，46％的新闻中引用了他们的声明，而且他们的声音通常优先于抗议者的言论。大多数海湾战争期间的反对言论表达实际上是合法且和平的，但媒体对暴力的预期至少影响了部分报道，这与以前的研究也保持了一致(Halloran et al.，1970)。
意见/社论版建构了一系列的等式和对立并将反战抗议塑造成内部敌人的角色：
(1)抗议=叛国。最极端的作者否认战争时期抗议和异议的合法性。抗议等同于叛国。虽然文档所搜集的35篇社论中只有少数采取了这种强硬的姿态，但作家专栏与读者来信所体现的立场则毫无保留，如下例子可兹为证：是到了该给这些人迎头痛击的时候了，早该这样了。布什总统应该调用紧急力量并回顾一个世纪之前的《反叛乱法》。它规定在战争时期任何鼓吹反对意见的言论、出版和写作都为非法。这一次，当我们惩罚海外的敌人时，我们也应该保证国内的敌人也得到应有的惩罚(Bakersfield Californian，2月3日)。其他没有明确要求合法镇压抗议的作者则希望它们自行消失。例如，一篇社论论述到，尽管反战抗议应该作为民主的一部分被接受，但它是“令人厌恶的”，而一旦美国军队开始为捍卫自由(这个假设用在科威特的“独裁君主制度”上甚为有趣)浴血奋战，“反对战争会变得像战争本身一样丑陋”。
(2)抗议=暴力的无政府状态/对权威宣战。尽管这个等式没有从原则上否定持有异议的权利，它仍然聚焦反战抗议最为暴力的形式，并将抗议塑造成一种危险的异端行为。这种观点亦明显体现在新闻标题(“旧金山的和平活动者？他们更像暴徒”；“暴力抗议受到谴责”)、新闻主体与意见/社论上。在意见/社论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这样的行为：堵塞高速公路和桥梁，占领政府大楼，毁坏财产和焚烧汽车。暴力成了一些社论主题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意见主要形式的读者来信的关注点则更有选择性。一封来信对示威不予理会，将其称为“只是反美国的无政府行为”。另一封来信说“从他们(抗议者)身上什么都看不到，只看到暴力”。由于很多作者不愿意给抗议者冠以和平这个概念，于是他们将“和平运动”和“和平示威”这样的字眼打上引号，使其具有怀疑和保持距离的效果。
一些文章进一步将和平抗议等同于战争本身。一位读者指责抗议者“制造与权威机构的战争”，而6名大学生在停车场进行的抗议活动使另一读者愤怒不已：“人们会认为这是沙漠风暴的延伸”。有一读者竟然说“这些抗议活动中伤者数量比战争中的还多”！这样，对现实关系令人震惊的倒置处理手法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完成：当真正战争的血迹通过委婉化、隐喻和选择性的想象在新闻话语中被抹去，对大屠杀的积极反对则顺理成章地等同于暴力和/或战争。这种等式实际上代替了对可能发生的伊拉克平民伤亡的讨论(仅有13％的新闻报道样本提到这一点)。
(3)抗议=不负责任和损害自由。这个等式的前一部分基于对责任这个词的民族主义的诠释：抗议者应该警惕不要传递出一个分裂国家的讯号，因为这样会导致安慰敌人而削弱美国军队在海湾的士气的后果。等式的第二部分试图把抗议者置于道德上不利的地位(同时支持美国黩武主义)，因为他们抗议的自由正是他们(声称)要抗议的人和事所提供并予以保护的。“抗议的权力正是使我们国家伟大的许多事情之一”，一位读者这样写道，“但是很多抗议的人们如今已忘记，我们之所以享有这种自由是因为我们的军事实力和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他们“想要在牺牲别人的基础上得到和平和自由”，但他们“并不懂得对其所享有的自由权利感激涕零”，因此“让那些给予他们自由”的人心生嫌恶。隐含在这番话里的逻辑潜台词是另外两个值得怀疑的等式：海湾战争=捍卫自由，自由=美国军事实力。
(4)抗议=民主政治的对立面。在这个等式里，和平运动落在民主政治的架构之外。这个架构被一位特邀专栏作家定义为“通过大多数人自由选举的代表来履行的规则”。既然美国议会已经投票支持军事行动，公开讨论的时间已经过去，所以公民们应该支持战争努力。
这种观点赞颂了美国政治体系既定的优越性，并不假思索地将其与“民主”完全等同起来。依据这个观点，在伊拉克这样的独裁国家里，人们有抗议的理由，而在美国这样已经实现民主的国家中，抗议却是令人怀疑的行动。
2.意见/社论版的话语/论证策略
(1)恶意换喻。很多意见/社论文章和新闻报道一样，反战运动中的不同声音被混为一谈，并通常表现为统一一致与单维度的运动。这种混合常常通过有意换喻——用个别来代表一般——的话语策略来实现。比如，将“不要用鲜血换石油”的反战口号等同于整个反战运动的中心论点。另一常见的例子是将抗议中最极端的形式等同于整个运动。或许最惊人的是华盛顿州《每日记事》(Daily Chronicle)的新闻报道，它们完成了一系列的语义跳跃：从挥舞着伊拉克旗帜和烧毁美国国旗的个人，断定抗议者整体上认为伊拉克在道德上高出美国一筹，从将“年轻人”归类为一个整体到暗示文化清洗的必要和对大中小学课程设置的隐含谴责。
(2)“我们”与“他们”二元对立的建构。“内部敌人”的框架当然包含了一种二元对立的话语结构：“我们”——爱国的美国人和“他们”——危险的抗议者。这种二分法体现在各种内容背景和表现形式当中。作为“他们”的抗议者通常被排除在“美国公民”、“美国人民”、“一般公众”和“普通公民”之外。例如，下面这则社论就以评论的权威语调区分了敌我阵营：“[抗议者占据奥林匹亚大楼]结果，这个州的人民因为那些将立法人员推到一边的抗议者们而遭受侮辱，倍感尴尬，颜面扫地……他们使人民的众议院，包括站在立法者办公桌上都蒙羞”(Centralia，WA，Daily Chronicle，1月17日；着重号为原文所加)。
一位专栏作家在文章开头把他自己与抗议者相对照，然后建立起“我们”和“他们”之间的二元对立：“然后，当战争结束而我们又已经胜利，让他们在和平与胜利的歌声中加入我们和我们的盟友之列——他们无法用勇气或爱国主义来支持这种胜利。当他们歌唱的时候，让他们感受他们的羞耻”(Manteca，CA，Manteca News，1月23日；着重号为原文所加)。
与有意换喻的策略相似，“我们”/“他们”的对立混淆了反战运动中真正的意见分歧、细微差别和一些暧昧的观点。很多和平运动者对海湾战争怀有正负两面的复杂情绪，鉴于此，这种策略有意制造了和平运动者与战争支持者之间不必要的敌对状态。
(3)去人性化的隐喻。“他们”不仅仅被视为敌人，不是“我们”中的一分子，在道德和精神上都低人一等(有些作者称他们为“笨蛋”、“白痴”)，甚至某些意见/评论版隐喻他们丧失人性，称他们为“头脑简单的动物”、“和平的猪”和“步入中年的啮齿类动物”，他们“用脚刨地”，像一股非理性的自然力量一样爆发，他们“突然出现并遍布这个国家”。甚至“那些出于对人类的真爱和对战争的憎恨而谴责战争的少数人”都无法得到救赎的机会：“倘若你和猪一起游行，你也被猪玷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