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内在灵魂的老屋开始倒塌，废墟中，永恒魔法的灵光会突然出现。
——何塞·阿圭列斯
1974年，何塞在伯克利的一所禅室里静修。打坐的时候，他看着地面，竟强烈地感觉自己看到了许多奇形怪状的图案；他马上意识到这些图案并没有出现在他眼前，而是心里。不管他闭上眼还是睁开眼，图案都在。他大惑不解，立刻记录下这个经历，就像曾经产生的幻觉一样。不过这样的经历从1974年到1979年一直都有。
1974年末，何塞又一次对自己的家庭生活感到十分不满。米里亚姆很独立，忙于各种女性社团活动，在何塞工作的时候照顾孩子。何塞和米里亚姆仍然组织曼荼罗讲习班而且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伯克利法界中心的活动中。对于法界中心的很多成员来说，社交性的吃饭、喝酒是他们生活方式的一部分。结果，不久何塞便觉得自己又回到以前的老生活模式了。
山姆·博筹兹感到很失落。在艺术史圈里，何塞从一位成功的曼荼罗艺术家变成被认为违背了学院派行为模式的人，并因此招致恶名。一位成名的历史学家说道：“这个巧言令色的加州人把他的追随者都领到海里去了。”他使用非欧洲的标准来评价欧洲的艺术，传统的艺术史学家对此褒贬不一。何塞觉得这样的评价明显带有种族主义色彩。为了消除越来越多的对生活的不满，何塞与博筹兹和费根一起创立了托央基金会。初衷是编写一部非循序性的宇宙知识百科全书。何塞把托央看做是两种揭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人类文明历程的基本力量。他发现此二者在古代和未来应该融合在一起，世界才能大同。
最后，何塞把这个项目看做是对玛雅古城特奥蒂瓦坎文明的工程。那是一种把宇宙归还人类的办法，这些宇宙知识将指引人类回归宇宙本质。
这段时间，何塞又一次对自己的生活感到乏味和不满，每天都得乘车去学院工作，对他的心境也没什么改善。似乎要是能在家里工作，他的情绪才会好。在某个部门，按照别人制定的条条框框的规则做事，对他的心灵是一种摧残，尽管他也知道，要想学习，这些是必须经历的。
不过还好，他总是设法讲授一些自己不熟悉的、需要钻研的新课程，这能让自己的思维处于活跃状态。但他厌恶开会，会上总有一种离群的孤独感。他发现对于不同的问题，教师们的见解总是墨守成规、亦步亦趋；开会没什么好处，只能是对他创造力的摧残。他感到很困惑，甚至难以应付，失落感越来越强烈，酒也越喝越多。
与此同时，米里亚姆参与妇女社团的劲头有增无减。她加入了全国妇女组织，一个主流的、有政治倾向的女权组织。她在写一本关于女性能量的书，1975年新年的前夜，米里亚姆让何塞帮助她写作，何塞同意了。从1976到1977年他们忙于《女性：谁说只顶半边天》一书的写作。从设计和艺术性的角度来看，该书被预想成《曼荼罗》的续篇，但是其内容却抽象得多，有很多佛学的概念和新荣格的人类学理论。
何塞与米里亚姆正在编写的书内容和生活联系密切，不过他们二人的关系却正遭遇困境。写作《曼荼罗》时的合作很轻松，他们也更加亲密；而写作《女性：谁说只顶半边天》却更像是一场艰难的斗争。
1976年，何塞与旧金山艺术学院的院长罗伊·阿斯科特一见如故，两人交上了朋友。应院长的邀请，何塞出任极具开拓精神的旧金山艺术学院的客座教授，为研究生班讲授曼荼罗理论和视觉艺术。他还为高级别研讨会讲课，那有很多知名艺术批评家列席。
就是在这个学院，在一次关于现代派艺术批评的会议上，何塞遇见了思想激进的哲学家安杰拉·戴维斯。何塞觉得她有修养、有智慧，尽管她绝对恪守自己相信的东西，她和媒体所报道的激进而叛逆的形象大相径庭。戴维斯曾在德国的海德堡大学学习哲学和美学，与何塞有很多共同的话题。她常常开着红色的小跑车跟何塞在一起，从马克思主义谈到转型主义论的观点。
1976年，何塞又在联邦研究生院做了一份兼职的教师工作。学校在辛辛那提市，是第一所授予成人研究生学位的、没有围墙的大学，也是很具有革新性的大学。学生们自己选择学习方向，自主设计学习计划，获取学位。
表面看来，何塞过着潇洒、有品位的生活，和显赫的批评家们一起给高级研讨班讲课，而他内心却感觉每况愈下。他和米里亚姆关系日益紧张。他们从不面对面地、开诚布公地谈论各自的想法，产生了许多不易察觉、欲说还休的矛盾，两个人心里都觉得很累。
何塞感觉到心里似乎有一种声音在呼唤着他——一种莫可名状的声音。这种情景在70年代早期非常突出，也就是托尼·希勒告诉他羽蛇神的预言和玛雅历法的那个时候。他知道托尼告诉他的关于导师沃顿的事对自己的命运十分关键，也是他需要知道的重要东西。何塞所有的研究在1976年夏天戛然而止了。因为此时，他来到了帕伦克（玛雅古国城市遗址，位于墨西哥国境东南沿海的平原上。——译者注），拜谒了帕卡尔·沃顿之墓。
那年夏天，何塞、米里亚姆、乔希和塔拉去墨西哥度假。他们主要去的地方是池辰·伊差和帕伦克。拜谒沃顿墓的那天，大雨滂沱。何塞来到金字塔形的墓葬顶端，回头一望，别无他物，唯有一道绚丽的彩虹。他沿着蜿蜒的台阶下到陵寝里，凝视着帕卡尔·沃顿巨大的石棺，一种肃然起敬之情油然而生。他知道，自己面对着的是一个高深莫测的谜局。此时，他清晰地认识了自己，认识了自己生活当中的角色——丈夫、父亲、佛教徒、作者、教授……他感到自己的心灵空虚而愤懑。他给自己制造了这么多的枷锁——家庭的枷锁、国籍的枷锁、专业的枷锁、思想的枷锁、自我意识的枷锁。他当前的自我和此刻陵墓向他展现的自我之间是一道痛苦的深渊。这种感觉驱使他必须经历一次彻底的情感宣泄和心灵净化。从外面看，何塞的人生过程像是一个向下的螺旋，这个过程将在他40岁时降至最低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