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定意义上，文化交流和文化融合等同于文化传播，而文化传播是不应该有界限的。正因为有了文化传播，东方人才感受到了古希腊文明的璀璨夺目，西方人才发现了中国和印度文化的源远流长；正因为有了文化传播，世界各地的人们才见识了浪漫、奔放的拉美文化，原始、粗犷的非洲文化，神秘、渺远的北欧文化，沉郁、雄浑的俄罗斯文化……这些多元异质文化构成了人类文明的多样性，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生机勃勃，气象万千！人类文明能够呈现出如此多姿多彩的局面，文化传播厥功至伟。如果把文化传播视同文化侵略，便是犯了偷换概念的错误。
文化侵略现象的开端可以被非官方地确定为韩剧《爱情XXX》的转播。随后，韩流在中国以电视媒体为主题开始传播，面对着高收视率，各家电视台直到现在还在大肆散播韩剧，随着时间的推移，韩剧对于中国电视剧产业的冲击逐渐显现：“一边倒”——韩剧的超高收视率的代价——中国电视剧的衰落使人震惊；“散布快”——有电视台的地方就有韩剧，就像快餐一样，很容易满足人暂时的娱乐心理，填补人的空虚感，快节奏的生活使现代人内心疲惫，而韩剧这种“轻便的”文化给本土电视剧很大的冲击。
哈日哈韩由于国门的半封闭在当时并未造成严重后果，随着加入WTO，韩国文化开始高速入侵中国文化市场，现在网上一个个哈韩哈日组织开始在网上疯狂繁殖。这些组织具有很强的组织内部分工。
现在，韩国的文化入侵主要以文化渗透进行一般是由互联网进行，这时的入侵已造成一代人的审美混乱：所谓的“花美男”在我国的选秀节目中横扫千军，更可悲的是，有的娱乐公司已开始了对“韩国培养方式”的学习，培养“韩式”明星（如当下的“超X”），这有力的压制了中国自己流行音乐的发展。而更可怕的是，有人已经成为对韩国的坚定不移的追随者，这一步是前者不可比的。文化入侵是日韩对于自己的粉饰，同时也是为了方便掠夺中国的优秀文化遗产。这才是他们的目的。中国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对日韩早期文化影响颇深，我们感兴趣的可能并不是他们的文化，可能是我们自己身处之中的本土文化，我们的文化要良好地传承下去，相信感染力是极强的。
二、地区间的财富波动
1.非理性的地区间竞争
地区间竞争是一国之内财富波动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如果这种竞争是在理性的、有序的、良好的范围内进行，刚能够对一国的竞争产生积极性的影响；然而如果这种竞争陷入非理性、无序、恶性的范围内时，将对一国经济产生不利影响。
以当前中国为例，自1990年代以来，地方政府间竞争被普遍认为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甚至是最重要动力，然而总源论认为，这是一种“缺乏内在约束的”竞争。
讨论地方政府竞争有一个基本预设：包括地方政府在内的政府，可以运用某种手段对经济活动施加强有力的影响。而赞赏地方政府竞争的人士都必然从价值层面上肯定，权力影响以至控制经济是好的、可取的。
近代以来，所有人都成为不可救药的物质主义者。在物质主义看来，经济增长对于个人和共同体的幸福具有决定性价值，因而，人人都希望本地、本国快速经济增长。为此，人们也赋予了，或者至少是承认，政府有权采取任何它认为合适的“经济政策”，推动经济增长。当然，这些经济政策通常已得到经济学的论证——近代经济学本来就是一门关于国民和国家发财致富的学问。
在现实中，货币政策被全国性政府垄断，不过，地方政府仍有相当广泛的政策回旋空间，地方政府正是以此展开竞争的。比如，地方税的税收优惠政策，企业补贴政策，政府也可以通过投资基础设施，为经济活动创造便利。所谓地方政府竞争，就是地方政府有意识地采取具有明确目的的政策组合，以吸引某一类企业到本地投资，并为其扩展业务创造条件。地方政府得到的回报可以有两类：税收收入增加，及因为创造就业机会、增加本地人口收入而购买到选票。
但是，在法治相对健全的国家，地方政府所能采取的政策组合会遇到一个天花板，那就是个人与企业的自由与权利。不管是在沿海还是在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外来投资普遍采取放纵企业制造环境污染的政策。有些地方政府许诺，若到本地投资，在若干年内，环保局的人不会到该企业去检查。在法治较为健全的社会，地方政府不大可能做出这种许诺，因为遭到侵权的民众可以通过司法途径主张自己的权利，这种政策几乎是不可能实施下手下去的。但在内地，遭到侵权的民众不可能找到恢复正义的任何途径，因此，地方政府完全可以不理睬遭受污染的民众的抗议和不满。
在法治较为健全的国家，尽管也存在地方政府竞争，但竞争是有限度的。相反，在内地，地方政府在采取竞争手段的时候，却没有法律与伦理规则的约束。正是这一点，使得内地的地方政府竞争看起来非常热闹，不完整的“财政联邦主义”反而比真正的联邦主义更像联邦主义。
2.地区不良竞争导致的财富不合理性波动
地区间的长期不良性竞争所带来的后果是相当复杂的，其中最显而易见的，是财富急剧地由不发达地区流向发达地区，地区间贫富差距逐渐拉大。
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地域辽阔的发展中大国。不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是我国贫富分化的一个突出特点。据世界银行测算，我国地区差距对全国居民收入差距的贡献率，1995年达到33.7%。
（1）地区相对差异系数高于世界各国
1978年以前，虽然人们一般认为我国实行的是均衡发展战略，但实际上我国地区收入差距是在不断拉大。据研究，1952~1978年期间，全国各省级的真实人均GDP收入，在相对差异系数上由0.455上升到0.9722，在最富与最穷的省级行政区相比上，由4.9倍上升到14.3倍。1978年以后，地区收入相对差距经历了先缩小后扩大的变化特点，1978~1990年地区相对差距缩小，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则呈不断扩大的态势。目前我国各省级行政区人均GDP美元值（购买力平价PPP）的相对差异系数要高于世界各国的相对差异系数，地区发展极不平衡和差距大的特点十分明显，突出地表现为“一个中国，四个世界”：“第一世界”是上海、北京等高收入地区，人口数约占总人口的2.2%，相当于世界的高收入发达国家；“第二世界”是天津、浙江、广东、福建、江苏、辽宁等6个沿海省份，人口数约占总人口的21.8%，相当于世界的中上等收入国家水平；“第三世界”是山东、东北、华北中部部分地区，人口数占总人口的26%，相当于世界的中下等收入国家水平“第四世界”主要是贵州、甘肃、陕西、西藏等中西部地区，人口数约占总人口的50%，相当于世界的低收入国家水平。
（2）东部与中西部差距明显
我国地区差距的扩大，相当一部分表现为东部、中部、西部的地区间差距上，特别是东部与中西部之间的差距非常明显。1978年改革以来，尽管各地区人均GDP均以较快的速度增长，但它们之间的差距却在持续扩大。1980年，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人均GDP比是1.8：1.18：1，1990年扩大为1.9：1.17：1，2002年进一步扩大为2.63：1.26：1。这说明1990年的东部与中部、西部的地区差距比1980年分别扩大了5.9和5.6%，2002年比1990年又分别扩大了28.4%和38.4%，显示20世纪90年代以后地区收入差距加速扩大。西部与中部的收入差距也不容忽视，1980~2002年，西部人均GDP平均相当于中部地区的82%，而2002年西部人均GDP只相当于中部地区的79%。
从人均GDP的地区差距来看，通过变异系数（又称相对差异系数）、泰尔系数、极化系数的计算，可以发现，1978年以来我国地区收入差距表现出不尽相同的变化特点。
从变异系数看，1978~1990年，随着改革的推进，全国各省级行政区的人均GDP地区收入差距呈逐步相对缩小的变化特点，变异系数从1978年的0.988下降到1990年的0.608，1990年人均GDP地区收入相对差距降至历史最低点，但1991年以来人均GDP地区收入差距又开始扩大，特别是2000年以来人均GDP地区收入差距上升幅度更加明显，2002年达到0.663。
从泰尔系数看，1978年以来省级行政区的人均GDP地区收入差距也呈现出先相对缩小，1991年后又开始扩大的基本特点。不但如此，从泰尔系数的两大构成部分中还可以发现，1978年以来，我国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区间人均GDP差距在逐步扩大，而地区内的差距在逐步缩小，到1993年，地区间差距对泰尔系数的贡献值超过地区内差距，反映出地区间差距从此成为我国地区差距的主要影响力量。
另外，从极化系数来看，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区的差距1978年以来继续了1952年以来持续上升的发展态势，并且差距上升速度加快，表明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内陆地区的收入差距拉大，两极化发展的趋势相当明显，并日趋突出。
（3）各地区居民实际收入差距扩大
为了更直接地反映地区收入差距水平，人们还用各地区居民的实际收入（城镇居民用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用人均纯收入）指标来衡量。1978年以来，我国各省级行政区地区居民收入差距与地区人均GDP差距变化的特点不同，它只是经历到1983年的短暂几年差距相对缩小期，此后差距就开始一直扩大，1985年地区居民收入差距变异系数（0.335）开始超过了1981年（0.309），到1994年变异系数扩大到0.52，此后变异系数就一直维持在超出1981年50%的相对差距较大的状态上（如1997年为0.464，1999年为0.474）。而人均GDP地区差距变异系数的变化特点是，从1978年一直下降到1990年，即使在随后的逐步上升中，也从未超过1978年到1981年的水平。这说明从改革之初到现在，虽然地区居民收入相对差距一直都低于地区人均GDP的相对差距，但是地区居民收入差距总体上一直高于改革前的水平，而不是像人均GDP地区差距那样，表现出先降后升，且始终小于改革之前的地区差距水平的特点。这反映出在落后地区，人均GDP的增长并未能与居民实际收入的增长同步，GDP的增长没有及时地为当地居民的人均收入增长做出相应的贡献。
事实上，1978年以来，无论是在不同省份的农村地区居民之间，还是在不同省份的城市地区之间，居民收入的地区差距都呈扩大之势。其中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省际间差距的变异系数，1980年为0.2，1990年扩大为0.27，2002年上升为0.34，比1980年扩大了70%；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省际间差距的变异系数，1980年为0.13，1990年扩大到0.21，2002年进一步扩大到0.27，比1980年扩大1倍多。以收入最高与收入最低的省份相比，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978年最高省份（上海）是最低省份（甘肃）的2.78倍，1990年上升到4.43倍（省份同1978年），2000年为4.21倍（最高为上海，最低为西藏），2003年为4.25倍（最高为上海，最低为贵州），而最高与最低省份的绝对收入差距从1978年的180元扩大到2003年的5089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生活费收入），1980年最高的省份（上海）是最低的省份（贵州）的1.77倍，1990年上升为2.03倍（最高为广东，最低为内蒙古），2000年增至2.48倍（最高为上海，最低为山西），2003年为2.28倍（最高为上海，最低为宁夏），而最高与最低省份的绝对收入差距从1980年的244元扩大到2003年的8337元。从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区的居民收入差距来看，无论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还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东部地区都明显高于西部地区（但幅度没有人均GDP差距大）。1980年东部、中部、西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为1.21：1.02：1，1990年上升为1.27：0.92：1，2002年上升为1.40：0.98：1。可见，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西部与中部持平甚至比中部略高一些。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指标基本呈现同一变动趋势，但西部农村收入水平比中部稍低，1980~2002年西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平均只相当于中部的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