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的描述性功能体现了语言思维智力的两个重要特点：
（1）语言使人类从身体活动表达的时空局限中解放出来。语言是智能体用来表征不在眼前的事物的一种手段，也就是说语言表征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独立于其表征的对象，这些独立的表征逐渐在进化中发展为一套独立的语言符号系统。通过这套符号系统，人类可以在想象中构建丰富的世界，这也是胡塞尔（E.Husserl）意义上的“意向对象”（noema）的世界。因为语法的公共性，人类的语言表达和传递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使人类的内在活动不再被身体活动所能传递的有限范围所束缚，人类不再像动物那样只能借助有限的身体图式（schema）和声音信号组合来表达和传递它的内部世界，于是人类丰富的想象的世界可以突破时空的局限来进行交流。（2）人类有了相对独立的内部世界。因为有了想象的能力，人可以编造他的内在世界：能指有了独立于所指的可能性，意向对象有了独立于实际对象的可能性。于是对于“接收者”而言，“发话者”的描述可以是真实的，也可以是虚假的，因此也就有了命题（描述）的真假问题，而这只有在出现一个相对独立的内在世界时才是可能的；人类也因为这个丰富的想象世界而具有了其他生物不可比拟的独立于自然世界的能力。
这就表明，在种系的演化中，人类具有语言思维的认知水平，而非人类的动物则没有。另一方面，人在个体发育中也不是一开始就达到语言思维的认知水平的，在语言智力的发展之前，个体有一个非语言的智力时期。例如，婴幼儿的探索和表达活动与动物的类似，都依赖身体活动。在苛勒人猿智慧研究的基础上，维果茨基就语言和思维的关系作出了如下结论：
（1）思维和语言在个体发生的过程中具有不同的根源。（2）在儿童的语言发展中，能够确证有一个前智力阶段；而在思维的发展中，有一个前语言阶段。（3）在某个时刻之前，两者沿着不同的路线发展，彼此之间是独立的；在某个时刻，这两根曲线会合，因此思维变成了语言的东西，而语言则成了理性的东西。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语言符号的表征能力对于认知并不是必要的，因为存在非语言的认知活动。
动物和前语言时期的婴幼儿缺少语言的表征能力，那么它们是否就完全没有表征能力呢？这是我们需要澄清的第二步。
动物行为的复杂性看来与人类行为有很多相同之处，正是因为这样，我们能够理解动物的行为。因此，我们推测动物和人类具有某些相似的神经调节状态。这种内部调节状态的一个重要的涌现结果表现为心理意象（mental image）。举个例子，我们可以在脑海中呈现回家道路以及周围环境（树木、房屋等）的意象。动物也有这种意象能力来调控其行为。意象的表征能力是人类和动物共同具有的。通过意象的表征能力，动物也能有想象的内在世界。但由意象所构造的想象的世界与语言所构造的想象的世界相比有极大的局限，因为意象表征始终是具体的，而语言可以表征抽象的含义。动物要把其内在的意象传达出来时，因为没有语言这个“宝贵的技术助力”而极大地依附于身体活动和声音信号的表达能力，以至于动物的生活始终处于埃德尔曼所说的“记忆的现在”（remembered present）。因此，尽管动物也能构造精神场景（即心理意象），但是只有有限的语义能力和符号能力，没有真正的语言。这样，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人和动物都具有比符号表征要弱的意象表征的能力。意象是存在于头脑中的，其传达受限于身体活动的表达能力，而语言符号则是一种“印出装置”，是一种可以公共交流的外部符号。尽管我们还不能确切地知道意象表征如何涌现于脑内的神经动力过程，但由谢帕德（R.N.Shepard）和梅兹勒（J.Metzler）开创的心理旋转实验不仅证明了意象是真实存在的，而且证明在某种程度上人们能像对外部图形一样对意象进行心理操作。上面的分析表明，不论是语言这种可公共交流的外部符号表征，还是存在于头脑内部的意象表征方式，它们都是在有意识的层面上进行的认知过程。然而认知科学的另一个重要发现是“思维大都是无意识的”（着重是我们加的），也就是说并非神经系统的所有调节（或操作）最终都表现为符号表征和意象表征这些有意识的层面。例如，人类和动物有广泛的内隐记忆、内隐学习、自动化加工的能力。因此，要把脑内的所有调节状态和过程都视为有意识层面上的表征的计算过程看来是不恰当的。这样，我们获得了一个与马克曼（A.B.Markman）和德吹赤（E.Dietrich）在《捍卫表征》中提出的一个相近的观点，即神经调节状态是表征的上位范畴（superordinate category）。他们写道：“我们的分析表明，所有的理论家都接受这样一个观念，认知加工涉及调节认知加工的携带信息的内部状态。这些调节状态是表征的上位范畴。”基于上面的论述，我们现在可以将认知能力划分为三个发展水平，我们也设计了一个简图来表示它：
（1）最初认知水平：感觉运动（sensorimotor）认知。这是动物和人类的婴幼儿身上表现比较突出的认知形式。这一水平的认知特点可以简单地概括为“所思即所行”，或“知行合一”。我们猜测在这个水平还没发展出清晰的内部世界，因此不存在说谎和欺骗行为。
（2）初级认知水平：意象认知。埃德尔曼将意识区分为初级意识（primary consciousness）和高级意识（higher-order consciousness），意象认知就相当于埃德尔曼的初级意识水平，大体类似于皮亚杰的前运演水平。这时认知活动可以在头脑中想象地进行，这是一种事情可以在头脑中预演（rehearsal）的能力。
在这一水平上，尽管有了想象的内部世界，但它又极大地依赖于这种身体活动的表达能力。因此，这一水平的认知特点可以简单地概括为“所思多于所行”，而且在某些动物中也发展了有计划和欺骗的行为。
（3）高级认知水平或言语思维水平：语言认知。它相当于埃德尔曼的高级意识水平，大体类似于皮亚杰的具体运演和形式运演水平。该水平认知活动主要基于明确概念的逻辑运演。这一水平的认知摆脱了受限于身体活动表达的时空局限，抽象世界的发展成为可能。语言不但使人类在自然世界之上发展了文化世界，并且在自然演化的基础上有了文化演化。这一水平的认知特点可以简单地概括为“所思远远超出所行”。看来“言行不一”、谎言和欺骗行为在人类的文化世界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认为强调以下两点是重要的：
（1）在进化中，较高水平的认知基于较低水平的认知，并被较低水平的认知所渗透，因此真正的语言水平的认知是感觉运动-意象-语言混合的认知，而意象的认知是感觉运动-意象的认知。
（2）我们上面作出的三个水平的划分是粗略的。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人类所编织的范畴或概念网络远没有达到致密的程度，在捕获真实的世界方面不可能是完全的，更何况智力的发展经历了地质年代的漫长演化，在最初水平与初级水平之间，在初级水平与高级水平之间肯定还存在许多次级的演化阶段。我们无法用几个概念描述所有演化中的细节和区分出其中的差异。
为了探究“符号表征对于认知是否必要和充分”的问题，我们从认知发展的水平着手得出的结论是：神经系统的内部调节状态是表征的上位范畴；因此，不是所有水平的认知活动都是符号表征，但人类最重要的认识活动是以语言表征的方式进行的，在动物中意象表征的活动也是普遍的。
根据这个结论，下面我们转到讨论某些反对表征的动力主义者的论证，并提出我们的动力取向的表征观。
4 耦合和不完全表征
我们说认知的动力系统研究局面略显混杂，至少从对待表征的看法上是这样。有些动力主义者认为符号表征对于刻画认知是不充分的（inadequate），如瓦雷拉、克兰西，但他们不是完全否定表征的认知作用；也有一些动力主义者，其中典型的代表有冯·盖尔德、西伦、比尔等，他们认为，表征是一个错误的概念，智能体-环境的强耦合使得智能体的认知实现无须解释为表征。这种强耦合的动力取向能充分地刻画所有水平的认知吗？我们先来看看他们的论证。
我们将反对表征的动力主义者的论证概括为两个部分：
（1）第一部分是动力主义的一般观点，即认知智能体是嵌入在环境中的，认知是嵌入的、实时的、适应性的行为；认知是一个认知系统，它是智能体（脑-身体）-环境的统一体；这种统一性不是由于外在的连接，而是源于动力系统中变量的耦合；单纯的心智不是一个有意义的分析单元。统一的认知动力系统可以用比尔建立的智能体-环境耦合的动力系统模型来表示。比尔用两个函数S和M来表示这个耦合关系，S是从环境到智能体的感觉输入函数，M是从智能体到环境的运动输出函数。S（xE）对应智能体的感觉输入；M（xA）对应智能体的运动输出。
（2）第二部分是该论证的核心，即他们的强耦合观点：系统变量之间以连续且同时的相互作用、相互决定方式（in a continuous，simultaneous，and mutually interacting and determining fashion）共同演化，环境状态的变化必然诱发智能体状态的改变，反过来，被影响的智能体的状态以同样的方式又诱发环境的变化。“智能体采取的任何行动都会通过M以某种方式影响其环境，反过来，经S由智能体从其环境接受到的反馈又影响到智能体本身；同样，环境通过S对智能体的影响反过来又通过M反馈回来影响到环境。”这种耦合是如此之强，以至于在智能体和环境的连续且同时性的变化中，不可能有独立出现的介于感觉输入和运动输出之间的大脑中的表征的序列加工过程。
冯·盖尔德引用瓦特离心调速器（Watt centrifugal governor）为例来说明这种强耦合。瓦特调速器是动力系统研究中的一个经典的例子。通常，瓦特调速器是与蒸汽引擎连在一起的，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耦合的系统。
这两者也可分别视为动力系统：在引擎系统中，关键变量是引擎转速，它在调速器系统中是该系统的参数；在调速器系统中，关键变量是摆锤臂的臂角（arm angle），它在引擎系统是该系统的参数。通过这个例子，冯·盖尔德比较了表征计算范式和瓦特调速器各自调节节气阀（throttle valve）的方式。表征计算范式将调速过程视为离散的、序列的算法流程：
（1）测量调速轮的速度。
（2）比较实际转速和预定转速。
（3）如果没有偏差，则返回步骤（1），否则，（a）测量当前蒸汽压力；（b）计算蒸汽压力的预定调节量；（c）计算必要的节气阀的调节。
（4）进行节气阀的调节。
返回步骤（1）。
这个算法序列涉及一个感知测量-计算-执行动作的循环，这正如表征计算范式对认知过程的分解：感知环境，产生内部表征，进行计算和选择行动。然而瓦特调速器调节节气阀的实际的过程与表征计算的方式完全不同，瓦特调速器的调节是通过系统之间的耦合的相互作用“自组织”地实现的。从上面耦合的微分方程可以看出，要实现动态调节的稳定性，θ和ω就不可能彼此作为完全外在的参数出现在各自的系统中。臂角（θ）连续地调节着引擎转速（ω），而同时，引擎转速也连续地调节着臂角。当一切正常工作时，这个耦合的引擎-调速器系统就会达到一个预定转速的平衡，即在θ-ω相空间中最终出现一个稳定点吸引子（fixed point attractor）。冯·盖尔德认为，根据表征的计算过程来解释调速器-引擎系统的动力过程是失败的。与上面论证的第一部分一样，我们也坚持动力主义的一般的观点。我们认为，正因为智能体和环境是耦合的，因此不可能存在完全独立于环境的传统认识论意义上的认知主体。也就是说，智能体不可能完全独立于环境来完全表征环境。这种不完全性是由智能体-环境的耦合本性决定的，因为认知不单纯是一个感觉输入的过程，它必然牵扯运动输出，即认知是知觉-行动（perception action）的统一过程。正像在调速-引擎系统中，如果臂角（θ）要完全地表征转速，那么转速（ω）必须是一个完全独立于调速器系统的量，否则，因为调速器-引擎的耦合，臂角（θ）在表征转速（ω）的同时还必须表征自己，因此臂角（θ）不可能完全地表征转速（ω）。也就是说，完全的表征是不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