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青 张萍
【摘要】中华民族历来有注重历史的文化传统。近年来高校也纷纷把中国历史课作为通识课程予以开设。但是对于该课程的教学主旨和育人价值的理解一直见仁见义，没能够形成某种共识。本文作者认为这门课程的育人意义主要体现在：一方面它能够让学生拥有深刻的历史意识，另一方面可以增进学识和修养德性。如果把握住这样的教学立场，那么历史课的育人意义显然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关键词】中国古代史 通识课 育人意义
作为通识课的中国历史课显然不是为历史而历史，也不是增长一些历史知识，它必须培养学生拥有深刻的历史意识。在中国古代史学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许多优秀的史学文化传统，它是古代史学家们德、才、学、识的集中表现，这个传统又以一种整合的历史意识积淀在民族精神之中。因此，我们所说的批判地继承古代的史学文化遗产，不仅要研读古代史家所积累的史学研究成果，还应从中概括和总结出体现在史学家身上的深刻历史意识。在作者理解看来，中国古代史学所体现的优秀文化传统和深刻的历史意识主要包括如下几方面的内容：
其一是历史意识中以史为鉴的经世致用精神。中国古代史学家所追求的治史理想目标可以用“学兼天人，会通古今”这样八个字来描述。因此，中国古代有代表性的史家及其著述，一般都具有宏廓的历史视野。他们往往用包容一切的气势来阐述历史的发展过程，探究历史的前因后果。如司马迁撰《史记》时就提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著史宗旨。汉以后不论是通史家，抑或是断代史家，在他们的著作里，也都力图展示其学兼天人和会通古今的恢宏气象。班固的《汉书》是这样，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更是如此。而且，史学家们“学兼天人，会通古今”的目的恰恰在于以史为鉴。正是在鉴古知今、“以古为镜”、“古为今用”的指导思想下，中国古代史家注重当代史的研究。详今略古、注重当代，可以说是我国史学的一贯传统。所以，司马迁撰《史记》130篇，写了3000年的历史，其中有关汉代史的内容则超过半数。在史学发展中的“实录”、“国史”更直接就是当代史。清代屡兴文字狱，致使一些学者不敢谈论现实问题，把精力集中在古典文献的整理和考订上。但即便是如此，清代还是有不少著名史家重视对近现代史的研究和相关撰著。浙东史学的几位大家如黄宗羲、万斯同、章学诚等，在近现代史的研究中都有丰硕的成果。
在古代史学发展中，以史为鉴，还在于注重史学研究的“古为今用”的原则。
早在史学诞生之时，史书中就已有了以史为鉴的初步意识。《尚书·召诰》说：“不可不鉴于有夏，亦不可不鉴于有殷。”《诗经》上也有“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的诗句。随着尔后史学的发展，以史为鉴成了一个重要的史学传统。唐初的统治阶级就十分注重以史为鉴，当时史馆修《隋书》就明确贯彻了这一宗旨。据史书记载，贞观十年（636年），房玄龄、魏征等修五代史成，唐太宗大为高兴。他说：“朕睹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之戒。”（《册府元龟》卷五五四《国史部·恩奖》）唐太宗的话很可代表统治者对修史目的的看法。据此，唐太宗还提出了以古为镜的思想。他曾对臣子说自己有三面镜子：“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旧唐书·魏征传》）“以古为镜”就是“古为今用”，就是发挥史学的经世作用。这一思想也同样凸现于《资治通鉴》中，司成光主持编撰《资治通鉴》的目的就是给帝王“周览”，从中鉴戒得失。所以在编撰过程中，他“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所以，书写成后宋神宗特赐名为《资治通鉴》，这更是明确强调了以史为鉴的作用。
也因此，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史上，史学家向来都对国家治乱兴衰给以极大关注，表现出饱满而深沉的务实情怀。这种务实情怀，大多以经世致用为其出发点和归宿。孟子论及孔子作《春秋》时就曾这样说过：“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孟子·滕文公下》）孟子以此来说明孔子作《春秋》所具有的自觉的社会目的。这一目的实质就是强调史学为现实服务，也就是后代学者所强调的经世致用、知行合一的学问之道。
其二是历史意识中追求德、识、才、学并举的史家人格。中国古代史学的发达固然得益于儒学向来注重经史并重的文化传统，但显然也与历代史学家们自觉追求德、识、才、学并举的理想人格有关。也就是说，中国古代史学之所以兴旺发达，也同史家十分注重自身德性和学识修养分不开。因此，史家重视德、识、才、学之修养，是中国古代史学又一优秀文化传统。
从中国古代史学发展来看，关于人格修养问题，史家历来都十分关注，他们在总结、评论前人的史学成果时，也同时就史家修养作了评论。譬如，班固评论司马迁《史记》时说：“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司马迁传》）这里既肯定《史记》是部“实录”，又高度评价了司马迁的历史责任感，肯定他有“良史之才”。再譬如，《隋书·经籍志》史部后序说：“夫史官者，必求博闻强识、疏通知远之士，使居其位，百家众职，咸所贰焉。是故前言往行，无不识也；天文地理，无不察也；人事之纪，无不达也。”由此可见，在作者看来，作为一名史家，学识上要“博闻强识”，见识上要“疏通知远”。
从理论上系统而全面地提出史家修养问题的是唐代的刘知几。刘知几认为，史家必须兼有史才、史学、史识三长。刘知几所谓“史才”，是指修史的才能，具体地说是指历史编撰和文字表达方面的才华和能力；所谓“史学”，具体地说是指占有史料和掌握历史知识，要能搜集、鉴别和运用史料，要有广博丰富的知识，还要深思明辨，择善而从；所谓“史识”，是指史家的历史见识、见解、眼光、胆识，即观点和笔法，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善恶必书”的直笔精神。后来清代的章学诚肯定了“三长”理论，又补充了“史德”。章学诚把“史德”解释为“著书者之心术”。
在章学诚看来“盖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虽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称著书者之心术矣”（《文史通义·史德》）。可见，德、才、学、识是对史家素质的全面要求，因而它们就成为历代史家的理想人格追求和社会评论史家之良莠的基本标准。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中国重伦道德的传统文化熏陶下，史家向来以修身立德为己任，史书以表彰忠臣孝子为要务。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往往也因此成为贯通中国古代史学的精神之流。所以，司马迁说《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是“礼义之大宗”（《史记·太史公自序》），这便是从伦理上评论的。司马迁自己写《史记》，也遵循其父的教诲，着重表彰贤明君主和功臣世家贤大夫的功名与德性。他选择和评论历史人物的功业和品德的标准正是儒家的君臣父子之义。班固撰《汉书》，更是把儒家礼教视为“所以通神明，立人伦，正情性，节万事者也”（《汉书·礼乐志》）。
所以，我们几乎可以说，中国古代史书没有不宣扬纲常名教的，而宋明史学则较前代尤甚。譬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和朱熹的《通鉴纲目》等都无一不体现着儒家伦理纲常的内容。中国古代史学的这一传统固然由此不可避免地带有宣扬诸如“三纲”、“三从”之类的封建糟粕，但这一注重伦理道德之教化功能的史学文化传统和“通鉴”的历史意识对于我们今天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以及传统美德教育等无疑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其三是历史意识中以求实为荣、曲笔为耻的治史态度。从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看，秉笔直书从来是我国古代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我国古代史家历来把秉笔直书视为持大义、别善恶的神圣事业和崇高美德。所以，他们以直书为荣、曲笔为耻；他们为了直书，不畏风险，甚至不怕坐牢，不怕杀头，表现了中国古代史家人格上的高风亮节。
早在中国史学开始兴起之时，秉笔直书就成为史家的崇高美德并受到称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