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君主专制软硬两手兼备，一方面引导知识分子走仕途，鼓励他们进行专制王权需要的研究；另一方面对不肯听从帝国指挥的知识分子实施高压政策，限制他们的研究。这具体表现为大兴“文字狱”。自秦帝国焚书坑儒起，“文字狱”就不绝如缕。而到了明清，“文字狱”更是盛行。如明代君主以锦衣卫和东、西厂为抓手对士人重点侦伺，“飞诬立构，摘竿牍片字，株连至十数人”（《明史·刑法志》）。清代康雍乾时期，见诸史籍的文字狱就多达108起，其中“庄廷龙《明史稿》案”、“戴名世《南山集》案”和“吕留良《文选》案”为轰动全国的文字狱案。
特别是乾隆年间，在实行文字狱的同时，禁书达19年之久，共禁毁书籍3100多种，151000多部，销毁书版8万块以上。文字狱的迭兴，书籍的禁毁，恶化了学术研究的外部环境，使得知识分子畏惧与现实相关的研究，只埋首于故纸堆。
中国的专制王权在偏好儒家一类的社会科学知识的同时，也对自然科技知识的形式进行了选择。这主要表现为：君主专制引导知识分子去研究与社会人事活动相关的科学，如所谓的王朝兴衰、风水轮转，符合儒家思想的实践以及农业生产，即科学研究的目的不是探寻关于客观世界的纯知识以及知识间的逻辑关系，而是为了服务于“修齐治平”之需，即对主体道德修养和经国济世有用。也就是说，这些科学研究出来知识只是对君主统治和生产生活有用，只要“知其然”就可以了，没必要深入至“知其所以然”。这鲜明体现了知识实用性的特征。正因为这种知识具有较强的实用性，所以，深受专制君主的青睐，得到了比较好的发展，也取得了较大的成就。这可以从李约瑟博士对古代中国科技的评价中窥知。他说，中国“在许多重要方面的一些科学技术发明，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的‘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公元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的这些发明和发现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15世纪之前更是如此”。而那些“没用”的知识、逻辑数理型的知识却被忽视了，乃至受到了压制，以至于中国科技在近代没能得到很好的转型，造成科技大大落后于西方。下面我们主要就结合古代社会几门独立的学科，如天文学、数学、农学和医药学等来说一说。
中国古代数学源远流长，起源于公元前3000年左右，此后主要经历了先秦萌芽时期、汉唐始创时期、宋元兴盛时期和明清衰落与复苏期。中国古代数学之所以能绵延发展，主要在于它的实用性。从《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经》、《五曹算经》、《孙子算经》、《夏侯阳算经》、《张丘建算经》、《五经算术》、《缀术》一直到《缉古算经》无不如此。这种实用性的数学知识解决了帝国生产中的实际问题，故而获得了发展，取得了一些伟大的成就。下面以《九章算术》为例加以说明之。
《九章算术》是中国传统数学的代表作，也是世界数学的名著。它在算术、代数和几何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很多重要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如十进制位值制记数法，印度在6世纪末才有；分数运算，印度7世纪才应用；开平方、开立方，西方4世纪末才有开平方，却还没有开立方；正负数，印度7世纪才出现，西欧则至16世纪才出现；联立一次方程组、二次方程方面，也比印度、西方早至少6世纪之多。《九章算术》这些成就不是逻辑推演获得的，而是在解决生产实际问题的过程中提炼出来的，具有鲜明的实用性特征。具体表现如下。
《九章算术》在内容上按生产实际情况分为方田、粟米、衰分、少广、商功、均输、盈不足、方程、勾股等九章，所举的246个问题大多和当时的社会生产实践密切相关，譬如田亩面积计算、粮食兑换、输纳税赋和土木工程计算等，并且，“术”又可以直接应用于解决生产中的实际问题。其次，对全书中的202个“术”，特别是具有一般意义的69个“术”，都没有给出严格的逻辑证明。这说明它是当做数学实用手册来使用的，“是一部实用性很强的书”。再次，它并不要求自己具有逻辑性和抽象性，“它对所使用的数学名词术语或概念没有作出解释或给出定义……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不清楚……所使用的数学名词术语和当时的社会生产实践有直接关系，都是实际存在的物体实体，缺少脱离实际的抽象概念。”这种逻辑性和抽象性的缺失恰恰体现了它的实用性特征，也即只要能解决生产中出现的问题就行了。
《九章算术》实用性特征的形成与专制王权奉行的“经世致用”的思想是分不开的。受它影响，产生了实用性思维方式，故而，数学研究只注重解决生产实际问题。而这又与古代中国是典型的农耕社会紧密相关。更为主要的是，中国古代数学研究者大多是经济管理等方面的官员，使得他们倾向于数学应该为王权服务。这也是导致实用性特征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李迪为此就指出：“在古代中国……整理数学知识的工作主要掌握在经济管理官员手中，他们把数学题搜集在一起，编成如《算数书》那样的数学问题集，整理数学知识的目的是日常应用。以后又出现了《九章算术》这样的典型问题汇编，成为东方的数学模式。”与之相对照的是，古代希腊人把逻辑证明系统地引入数学中，建立起基于公理的演绎体系。《几何原本》是这方面的典型。全书共给出23个定义、5个公设和5个公理，并从少数不定义的概念和不证自明的公理、公设出发，按一定的逻辑规则，定义出该体系中所有其他概念，推演出所有其他命题（定理）的。全书共给出贯串一体的475个命题。它完全不关心具体的实际问题，都只是一些抽象的数学问题。《几何原本》深刻影响了此后的古希腊数学，如《圆锥曲线》、《论球和圆柱》、《论螺线》、《球面学》和《算术》都继承和发扬了《几何原本》的特点。
但是，注重逻辑性、强调演绎的古希腊数学从公元前150年开始衰落，在公元2世纪到6世纪这四百年间，它的发展相当缓慢，几乎停滞不前。
造成古希腊数学停滞的一个原因是随着罗马战胜埃及之后，或许是认为以逻辑演绎为主的数学和以理论性争辩为要的学术机构无益于帝国，帝国对学术机构的支持逐渐减少，甚至查封学园，影响了学术机构纯理论性研究的深入。此外，随着基督教正统地位的确立，知识分子将兴趣转向宗教。但是，宗教一方面与科学的追根究底的精神互相对立，禁锢了科学包括数学的发展；另一方面如果科学不能为宗教服务，它也得不到教会的支持，就无法加以发展。因而，可以这么说，有着严密逻辑体系的古希腊数学由于脱离了生产实际的需要，无法满足社会和统治者的需要，导致了自身在这一阶段衰落了。
与古代中国数学研究者为官员一样，中国古代的天文学研究者也是政府官员。李约瑟博士就指出：“希腊的天文学家是隐士、哲人和热爱真理的人，中国的天文学家则不然，他们和至尊的天子有密切的关系，他们是政府官员之一，是依照礼仪供养在宫廷之内的。”作为专制王权的依附者，这些天文学家研究的方向主要有：天文观测和历法编制以及建造观测用的天文仪器。因为，在专制王权看来，天象关乎帝国统治的合法性，是国运人事凶吉的征兆。“君权神授”、“天命转移”的观念在古代中国深入人心，而天命又通过天象，特别是一些异常天象来显示的，它们关乎皇家的盛衰。同时，历法被看做帝国顺应天意的标志，统治者通过改革历法来证明自己的统治权力来自“天命”。故而，司马迁说：“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顺承厥意。”（《史记·历书》）其次，“观象授时”，为农业生产服务。古代社会是个典型的农业社会，辨别季节、确定农时对农业生产非常重要，因为农时季节决定了农业生产的收成丰歉，而收成丰歉又关乎国家税赋。所以，中国的专制王权高度重视天文观测和历法编制，帮助天文学家创制大型、精确天文仪器，使他们能够进行长期连续性的天文观测和准确的历法推算。
中国古代天文学在专制王权的支持下持续发展着，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特别是天文历法方面的成就。但是，这些成就或者说天文学知识大多是对自然现象的直观描述（因为这对专制王权有用），并没有借此建立发达的天文学理论（因为这对专制王权没用）。
在天象观测方面，古代中国不仅起步早，而且天象记录的连续性、完备性和准确性，在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其主要表现在对恒星、行星、日月和异常天象的观测上。在恒星观测方面，战国时代石申编撰的《石氏星表》为世界上公认的最早的星表，记载了120多颗恒星的位置。唐人绘制的《敦煌星图》记录了1300多颗恒星。南宋苏州石刻星图刻有1400多颗恒星，是迄今世界上14世纪前绘刻星数最多的星图。在日月行星观测方面，早在约4000年前，中国就有了对日食和月食的记录。从汉初至公元1785年，记录日食共900多次，记录月食共500多次。在太阳黑子、彗星、新星等异常天象的观测方面，对太阳黑子的记录始于公元前1世纪，比欧洲早800年。从公元前28年至1638年，共记录100多次。对彗星的记录始于公元前613年，多达500余次。从公元前687年起，记录的流星雨约有180多次。对新星最早的记录大约在公元前16世纪，从那时起至公元1700年，大约记录新星90颗，其中超新星10颗。而古希腊、罗马和巴比伦完全没有新星和超新星的记录。李约瑟博士对此评述道：“中国人在阿拉伯人以前，是全世界最坚毅、最精确的天文观测者。……有很长一段时间（约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10世纪），几乎只有中国的天文记事可供世界利用，天文学家在许多方面都曾求助于中国古代的天象记事。例如对太阳黑子（日斑），中国人早已非常正规地观测了许多世纪，欧洲不仅不知道，而且也不承认有这种现象存在。
这一切在人类认识天象的历史上都是不小的贡献”。在历法的制定和修改方面，据统计，自春秋末年至太平天国，一共制定了102种历法。著名的有西汉的太初历、南北朝时期的大明历、唐代的大衍历、南宋的统天历和元代的授时历等。随着历法的不断改进，每一回归年的精确度在不断提高。春秋末期的历法采用了19年7闰的置闰方法，其岁实是365.25日，为当时世界上最精确的回归年数值，比同样取此数值的罗马儒略历早约500年。
元代郭守敬编订的《授时历》已将岁实精确到365.2425日，这个数值和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的实际时间只差26秒，与当今世界通用的公历——格里历完全相同，而《授时历》比格里历早300年。农学也是如此。古代中国以农立国，以农为本，数千年来专制王权一直把农业摆在社会政治和经济生产的首位。这在当时的世界是绝无仅有的。因而，古代中国高度重视对生产经验和生产技术的研究和总结，设有专门的劝农官，负责管理农业生产事务，并有官员对农业生产技术进行概括和总结，撰写农学著作。
据统计，“中国古代农学著作之丰富，实为世界第一，约有五六百种之多”。其中最为有名的是：西汉氾胜之的《氾胜之书》、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南宋陈旉的《农书》、元代王祯的《农书》和明代徐光启的《农政全书》。这些农书不仅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农学著作，也是当时世界上最高水平的农学著作。它们从因地、时制宜的农业生产原则、精耕细作的生产技术、新品种的发现和应用、各种农具的发明和改进以及水利兴修等方面进行了详尽的总结和记述。如《氾胜之书》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农书，它总结了北方地区的耕作经验，提出了农业生产六环节理论。《齐民要术》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农书，它精辟地阐述了黄河中下游旱地农业的生产技术问题。陈旉的《农书》最早论述了南方水稻区域农业技术与经营的问题。王祯的《农书》分别阐述了黄河流域旱地耕作和江南水田耕作两方面的生产经验，其中的《农器谱图》约占总篇幅的五分之四，详尽地介绍了当时所能搜求到的农具。《农政全书》是中国的农学巨著，全书60卷、50余万字，囊括了农政措施和农业技术两大方面的内容，具体包括农本、田制、农事、水利、农器、树艺、蚕桑、蚕桑广类、种植、牧养、制造和荒政，是对中国古代农业生产经验和生产技术全面系统的总结。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农书都限于记录和归纳应用经验，以经验性、应用性见长，对应用技术的总结远远超越了对科学理论、科学方法的概括。因为理论性的知识对专制王权没用，专制王权是不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