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在以人力为主的小规模生产方式下，劳动者几乎没有文化知识，主要凭借自身的经验以及上一代人传下来的经验进行生产。而在以机械化生产为主的大规模生产方式下，劳动者自身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劳动者开始接受不同程度的教育，掌握了程度不一的文化知识，而且文化程度不断提高，不再以无知和单纯的经验进行生产。工业化发达国家的雇佣工人中，具有中等以上教育水平的已占80％～90％，熟练工人约占70％；有的国家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占在业人口的近1/3甚至更高。到了以信息化生产为主的小规模生产方式下，劳动者向以从事脑力劳动为主的智能型劳动者方向发展，并不断接受再教育和培训。据统计，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比，机械化初期为9∶1，机械化中期为6∶4，到自动化时期则为1∶9。需要指出的是，英国工业革命期间，由于技术相对比较粗糙以及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工人只能在劳动条件很恶劣的厂房里，甚至是在受到爆炸、瓦斯毒气和冒顶威胁的环境里工作，健康和生命根本得不到保障。这种野蛮的生产严重损害了工人的劳动力再生产，如果不加以制止，只会重蹈奴隶社会的覆辙，无法进行正常的社会再生产。于是，1832年，英国制定了《工厂法》，对女工和童工的使用作出了限制，并要求工厂改善劳动条件，保障了劳动者的健康和安全。继英国之后，欧美工业化国家先后制定了限制工作时间和改善劳动条件的工厂法和相关的法律。法国于“二月革命”期间对劳动者的工作时间作了限制。美国于1868年颁布《联邦劳动法》，对联邦雇员工作时限作了规定。马萨诸塞州通过了第一个童工法、第一个《工厂检查法》，还首先颁布了工伤事故报告制度。德国1891年制定了工人保护法。日本于1914年颁布了《工厂法》。意大利、比利时、奥地利等国家也颁布了类似的法律。工厂法和类似法律的颁布和实施，确保了劳动者的权益，有利于劳动力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过程的正常运行。进入20世纪，特别是20世纪中叶后，工业化发达国家的劳动条件进一步改善，工人工作时限进一步缩短，工资也显著上升。发展中国家的工作条件也得到很大改善。总之，从整体来看，由于科技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20世纪，特别是后半期，与19世纪相比，劳动者权益的保障、劳动条件的改善都上了一个台阶。当然，这种逐渐发展起来的对劳动者的保护也是以人力为主的小规模生产方式所不具有的。
在以人力为主的小规模生产方式下，且不要说权益，就连生命都得不到保障。
机械化大生产还扩大了就业规模。在以人力为主的小规模生产方式下，人口比较少，劳动力自然也少，就业规模比较小。随着以机械化生产为主的大规模生产方式的确立，或者说工业革命的完成，英国就业量明显增加。从1841至1901年英国总人口和自立人口的增长就可以得到说明。1841—1901年，英国总人口由1853.2万人增加到3700万人，增长99.7％，而自立人口则由77 3.8万人增加到1631.2万人，增加了111％。
不仅英国如此，其他工业化国家也是如此。总之，工业革命以来，整个社会的就业规模不断扩大。阿尔弗雷·索维指出：“经过两个世纪激烈的机械化之后，我们应当能求助于最有力的、令人信服的实际经验了。事实是，在所有的工业国，现在的工作人口都比两个世纪前多得多。经过高度机械化，生产率大幅度提高之后，就业的人更多了。”这可以表3看出。
机械化大生产与人力生产相比，就业规模扩大，其主要原因有：在以人力为主的小规模生产方式下，由于生产效率低下，生产能力有限，所养活的人口少。
因而，就业规模小，就业增长缓慢。而以机械化生产为主的大规模生产方式与之不同。由于它以机器为媒介进行生产，生产效率高，相同就业人数的产量更大，赚取的利润更多，扩大机器生产的速度更快，规模更大。虽然在产量不变的前提，它会减少一个部门的活劳动和就业数量，但是在技术相对稳定期间，它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和速度弥补了这种减少。正如马克思所说：“尽管机器生产实际地排挤和潜在地代替了大量工人，但随着机器生产本身的发展（这种发展表现为同种工厂数目的增多或现有工厂规模的扩大），工厂工人的人数最终可以比被他们排挤的工场手工业工人或手工业工人的人数多”，所以，“就业工人人数的相对减少和绝对增加是并行不悖的”。以英国纺织业为例，其就业人数随机器的采用而不断增加，见表4。
另一方面，机器生产提高了劳动效率，扩大了产量，使分摊在单位产品上的成本大大降低，进而导致产品价格的下降。而这必然会刺激社会的消费需求，引发普通消费者前去购买，而且，它也使得消费者购买得起。在市场趋于饱和前，这种消费需求的扩大，反过来又会使生产和就业扩大。如英国棉布价格1821—1830年间为12先令3便士，1841—1850年间则降为5先令11便士，而英国国内消费量也由6089万磅增至36454万磅，增加498.6％。扣除人口增加因素，人均消费量同期由29磅增至126磅，增加334％。与此同时，棉纺织业就业人员从1817年的11.1万人增加到1861年的45.2万人。同时，由于机器生产不像人力生产那样相对孤立，它的生产效率的提高引起了其他部门就业的扩大，主要表现为：一是机器生产引起的原料和半成品的增加所造成的相关部门就业的扩大；二是机器生产所造成的新生产领域或新部门的就业扩大，以及服务业的发展。总之，在技术相对稳定，市场趋于饱和前，机器生产一般不会减少就业人数，反而是扩大就业规模。但机器生产和人力生产不同的是：人力生产纯粹依赖人力，而且技术进步缓慢，生产工具几乎不变，不存在排斥劳动力。机器生产虽也需要人力，但更倚重于生产工具，即机器。科技的进步使生产工具不断发生变革，从机械化生产工具发展到自动化生产工具。机械化生产工具代替人的体力，自动化生产工具代替人的脑力，因而，就某一部门来说，它们必然要排斥劳动力，导致就业量的减少。特别是生产自动化后，造成生产的“去人化”，或者说形成生产的“无人化”。如汽车行业，其装焊线已经由焊接机器人完成，焊接工序的自动化焊点率达100％，完全不需要工人。又如在美国，今后若干年内，1.24亿个工作岗位中的9000多万个将会被取消，将由自动化系统去负责完成有关的工作任务。以机械化生产为主的大规模生产方式和以人力为主的小规模生产方式都存在着资本，但是，在资本的形态、积累、规模和影响上都有着很大的不同。
在以人力为主的小规模生产方式下，资本的主要形态是商业资本和生息资本。这是因为：人力小生产下，存在着不发达的交换，或者说存在着简单的商品经济，也就存在了增加的价值——资本。但是，由于生产自给自足，资本一般不介入生产，而且商业利润较高，因而，资本大多在商业领域流动，表现为商业资本的形态。同时，由于土地是财富之母，利润高且风险小，商业资本往往会投向土地，因而，它只能在经济中居于从属地位。更甚的是，商业资本依附于政治。这以古代中国最为典型。前述已知，古代中国推行“重本抑末”的经济政策，因而，商业资本往往要和政府结合才能生存和发展，结果就成为政治的附庸。随着向以机械化生产为主的大规模生产方式过渡，生产主要为了交换，并且，交换开始获得了普遍的发展，或者说商品经济开始发达起来。这就为资本进入生产领域铺平了道路。同时，工业利润也较高，也使资本找到了迅速增殖之处。于是，资本开始介入生产并和生产紧密结合，形成了新的资本形态——产业资本。产业资本增值速度快，迅速扩大了积累规模，超过了土地等不动产，在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而商业资本和借贷资本从属于产业资本。表5、表6所示反映了英国工业革命期间工业资本和商业资本以及投资于交通的资本的快速增长和积累规模的扩大，超过了土地等传统不动产。
进入20世纪初，工业资本不断集中并走向垄断。同时，银行也开始走向集中并形成垄断，并且其作用也随之发生了改变，即由信用中介人逐渐变成了万能的垄断者。工业资本和银行资本产生垄断后，其关系也发生了质的变化，它们相互渗透、不断融合，形成了新的垄断资本形态——金融资本，并逐渐成为居于统治地位的资本形态。
金融资本的形成主要通过两条途径：一是银行资本购买工商业企业股票或者建立自己的工业企业，工业企业购买银行股票或者建立自己的银行或金融公司。美国的摩根财团是从银行资本发展为金融资本的典型。摩根家族先开办银行，并发展为美国最大的银行。而后它向工业企业渗透，先后控制了美国钢铁公司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等大型工业企业，成为当时最大的金融资本集团。洛克菲勒财团则是从工业资本发展为金融资本的典型。洛克菲勒家族垄断了美国的石油工业，接着向银行业渗透，相继控制了大通国民银行和波士顿第一国民银行等银行，成为与摩根财团齐名的金融资本集团。二是银行垄断组织和工业垄断组织的代表相互兼任对方的董事和监事。据美国国会调查，1967年美国49家大银行同全国6591家公司之间，有着8019件人事结合关系。而且一些大公司，如摩根财团的摩根保证信托公司，其高层管理成员兼任了233家工商企业的董事，其自身的董事会也几乎全由大公司、大银行的经理、董事长或董事兼任。总之，金融资本不仅支配、控制工业和银行业，而且还主宰着国家的经济命脉，乃至对政府施加影响和进行控制。
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意指极少数掌握巨额金融资本的大垄断资本家或垄断资本集团）对国民经济实行统治的主要手段是参与制。通过参与制，它掌控了大于自己资本几倍乃至几十倍的他人资本，大大加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它还通过创办新企业、发行有价证券、合并和改组不同规模企业等办法，攫取垄断利润，并进一步巩固他们的垄断统治，从而实现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控制。如1978年，美国最大的两个财团即摩根财团和洛克菲勒财团，其控制的主要企业资产额分别为5759亿美元和3789亿美元。1984年，日本三井财团和三菱财团分别控制了41.2万亿日元和53.1万亿日元的资产。这些垄断财团控制的范围几乎囊括了国民经济的所有部门，完全操控着国家经济命脉。与此同时，金融寡头还对国家机器进行渗透与控制，它主要是通过垄断组织和政府的个人联合来实现的。这种“个人联合”主要表现为金融资本家或其代理人直接担任政府职务，以及出钱资助政府高级官员或议员竞选。这与人力小生产下资本与政治的关系恰恰相反。此外，金融寡头还把触角伸向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以此维护其垄断统治。需要指出的是，金融资本在国内实现全面统治的同时，还向外扩张。资本的向外扩张，即资本输出，不仅获取了高额垄断利润，而且也控制了一些输入国的经济和政治。
在以人力为主的小规模生产方式下，资本的原始积累要相对温和些，更多的是私人的缓慢积累。随着向以机械化生产为主的大规模生产方式过渡，或者说工业革命准备期间，由于英国在历史上不是一个发达的农业国家，自身的积累比较少，因而，它不得不借助于国家的力量并通过暴力和血腥的手段来完成工业革命所需资本的原始积累。对此，马克思就曾指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英国的这种原始积累是西方国家最早也是最典型的。英国资本原始积累的方式主要有：圈地运动、殖民掠夺、强盗式贸易和奴隶贸易以及国债制度、创建银行和股份公司与严密的税收制度。圈地运动前面已述，这里不再赘述。需要指出的是，这些都是在英国政府的推动下进行的。
在殖民掠夺、强盗式贸易和奴隶贸易中，我们不难看到英国政府的力量和影子，以及这些手段的罪恶性。英国于1670年创立的北美哈得逊公司仅过了50年财产就增加7倍；七年战争后的10年间，英国从印度掠夺的财产就高达10亿英镑；鸦片战争前40年，英国通过东印度公司从中国掠走三四亿银元。再如奴隶贸易。以利物浦为例，利物浦原是个小村，通过奴隶贸易发展成为英国的第二大港口。1775年，其奴隶贸易额占整个欧洲的3/7，据估计，1783—1793年，利物浦的奴隶贩子共贩运黑奴30.3万名，获利达230万磅。1795—1804年，共贩卖33.28万名奴隶。此外，还进行海盗抢劫。据估计，在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期间，英国海盗掠夺的赃物价值达1200万磅，并献给伊丽莎白女王大量财物。总之，英国的资本原始积累是非常丑恶和血腥的。也正是这些原始积累，为英国进行工业革命准备了雄厚的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