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爷爷及家人的影响下，我也加入到这条中医之路，现在的我跟着伯父（张华山）侍诊，可以像爷爷一样帮助着需要帮助的人，每每看到病人那康复后发自内心的笑容和那一声真诚的谢谢，总是让我有一种幸福、一种自豪和一种靠近爷爷的感觉。现在也还经常有一些年纪稍长的患者提起爷爷，告诉我当年他们在爷爷手上看病的经历和情况。有一次，有一位患者向我诉说了他们一家三代人都在爷爷手上看病的经历。患者的母亲有多年的气管炎。多处求医问药后，反复多年的咳嗽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听说爷爷是一个很好的医师，患者的母亲抱着再试试的态度来到爷爷这里看病，结果没有几副药咳嗽的症状就有了明显的好转，在坚持一段时间的服药后症状基本消失。而患者母亲在看病期间接触到了很多要求生育的患者，了解到爷爷的特长，想到自己结婚多年但是还没有生育的女儿，也就带着女儿来到爷爷这里看病，结果一样的神奇，患者在爷爷这里就诊三次吃了三次药就怀上了现在的儿子，而在儿子出生后，每当儿子有感冒发烧等不舒服症状的时候也都找爷爷看，而且效果可以说是药到病除。以至于患者在脑子深深地烙下了有病就找张医师的印象。听到这样的经历后我深深地被爷爷的精湛医术所折服，感叹爷爷对于内科、妇科、儿科的各个中医分科医术的精通，感叹那药到病除的神奇疗效，也感受到自己目前深深的不足。现在的我只可以说刚开启了这中医世界大门的门缝，要想继续好好地走在这条中医之路上，必须加倍地努力，刻苦地学习，认真地实践，不断提高自己的医术。
希望有一日也可以像爷爷一样在这中医之路上留下深深的足迹。
学生纪念文章
忆恩师张兆智
浙江中医药大学 徐珊
光阴荏苒，恩师张兆智老中医已离开我们整整二十多年了。然而，恩师的慈祥面容常常浮现在我的眼前，恩师的谆谆教诲时时萦绕于我的耳旁，恩师的敬业精神则每每激励着我不断前行。今天，我虽然在中医学这一领域取得了一点成绩，获得了些许荣誉，如担任浙江中医药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和美国加州中医药大学博士生指导老师，全国著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浙江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浙江省高等学校教学名师，浙江省名中医，浙江省名中医研究院研究员，浙江省保健委员会干部医疗保健专家等，但是，如果不是当初有幸拜恩师为启蒙老师的话，就不可能将中医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如果不是恩师精湛学识和博大情怀的感染和影响，我的事业甚至我的人生也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收获。我想，获取的成绩和荣誉可以告慰恩师的在天之灵。
年少之时，酷爱理科，成绩优异，梦想多多，却从来未曾与医生尤其是印象中穿着长衫的中医郎中挂上钩。然而，那场“革命”革掉了多少人的梦想，使之茫然不知所去。我初中毕业后就失去了继续上学的机会，据说就是教育局军代表的一句话“他的父亲是新中国成立前的大学生”而拍了不让我上高中的板。
当时，大专院校停止招生，医院特别是基层医院严重缺员，金华市卫生管理部门不得已而为之，中学毕业生分配工作，将文教卫系统的子女充实到基层医院，通过跟师或培训，从事中医、中药以及妇幼卫生工作等。
初中毕业后我已在金华茶厂等单位工作了一年多，能当上一名工人是非常荣耀的。可是，出乎我的意料，我收到了分配新工作的通知书，到罗店区医院报到。要去医院工作，这是从未想过的事，去还是不去，真的犹豫不定。家人劝我先到医院看看再说。到了医院才知道，分配到医院工作的计划原有二十多人，而实际报到的只有十多人。
恩师希望从中择优挑选两人跟他做学徒学习中医。那时，学校都停课了，考试自然被废除。还是恩师出主意想办法，采用了如今就业招聘时髦的面试做法，他看了前去医院报到的一行人，然后要求每个人写下一份自传。就是凭着这份自传，恩师收下了黄航华和我作为门下弟子，从此我与中医结下了不解之缘。（20世纪80年代初，在恩师的诊桌抽屉中我还见过恩师保留着的师兄黄航华和我的两份自传，现在不知在哪儿了？）
尽管与中医订了终身，但是，对陌生的中医却没有一丁点儿的感觉，从内心深处而言，一个是青年小伙，一个是白褂郎中，真的有些格格不入。说实在的，下决心学中医的真正原因，还是恩师人格魅力的感召。恩师言语不多但饱含人生哲理，行医乡间却显大师风范。
办了拜师酒席，就懵懵懂懂地开始了中医的学习，恩师给了我们一列书目。
起初，读《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外行人看拳，似懂非懂；背《瀕湖脉学》、《药性赋》、《汤头歌诀》，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随着读书和侍诊，特别是目睹病人痛苦而来，经过恩师的妙手诊治，微笑而去，渐渐萌发了对中医的好奇心。恩师在诊桌上常常备放了草药和经验方制作的中药制剂，向具有适应证的病人介绍或提供免费治疗。其中，有一种自名“天马平安散”的中药粉末，专治“岔气”（软组织急性挫伤或扭伤），只要在病人的双眼内外眦点上少许粉末，就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大多数病人是抬着来就医的，用药后很快就能够步行走出诊室。我瞒着恩师，在邻居和熟人中施治，屡试不爽。如此不起眼的中药却具有这般神奇的力量，对中医的好奇逐渐转化为学中医的兴趣。
恩师临床治病常以单方验方取效，处方用药，简便严谨，力专效宏。如单用蝉蜕二两至四两（60～120克）治疗痉证和惊厥，我用该方治疗几例，均获良效。
古人云：“医者，易也。”有了对中医的一点了解和尝试，我以为，原来“易”就是容易，背记了方药，知晓了病证，一方治一病，一药疗一证，中医治病就是这么简单容易。然而，1974年发生的一件事迄今仍难以忘怀。
那个年代，金华武斗正酣。医院旁边工厂的一位青年工人到现场看望朋友，不幸头部左侧被枪弹擦皮肉而过，晕倒在地，由于“战火”激烈，无法抢救。
等到“交战”双方停火，才被抬下“火线”，这时已过了一个多小时，出血很多。庆幸的是没有了生命的危险，却落下了左侧颜面连及上肢抽搐，每隔个把小时就要抽动十几分钟，非常的痛苦。他来医院，适逢恩师出差在外。我想有恩师蝉蜕验方在手，又有多例病人的施治验证，治疗此病还不是小菜一碟。于是，便自告奋勇为他开了药方：蝉蜕四两。可是，三天下来，病人仍然抽搐不已，未见任何改观，这就使我感到纳闷了。为何验方不见灵验，效方没有效果呢？恩师回来，我作了汇报，并请高诊。望闻问切之后，恩师在蝉蜕方上加了鸡血藤等补血行血数药，一剂症减，五剂告痊。我求教于恩师，答曰：“治风先治血，血治风自灭。”闻之，茅塞顿开。自此，我才真正领悟到中医学博大精深，“医者易也”的“易”并非我原本理解为容易的“易”，其旨在中医的内涵就像《周易》一样玄妙，是研究生命乃至宇宙运动变化规律的大学问。
恩师诊治妇科疾病享有盛誉，其实在我看来他更擅长治疗疑难杂症。他毕生致力临床，治学不尚浮华，但求实学，无论历代名药验方，还是民间单方草药，只要临床实践有效，悉予应用。恩师诊务繁忙，每天来的省内外的病人有200人左右，工作时间一般在12小时以上。他对每一个病人都耐心地听，细心地诊查，和蔼地医嘱，病人满意而归是他的追求。门诊上班时，通常我们几个学生分别坐在恩师的四周，听完诊断后，按照恩师的经验开好处方后递给恩师，然后由恩师将方子交给病人。记得有一天，一位患眩晕的病人来就诊，我按常规很快就开好了经验方，药用：苍术、谷精草、白菊花、枸杞子。恩师接过处方说重开，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难道药开错了？随即，恩师报出了药方：仙鹤草二两，潞党参一两。原来，恩师刚从学术会议上听人介绍了单味仙鹤草治疗眩晕的经验，他认为仙鹤草又名脱力草，具有补气之功，但嫌力弱，加用党参以增强其补益之力，适用于气虚之眩晕。投用本方，效如桴鼓，而参鹤汤方从此便成了恩师治疗眩晕新的经验方。
追溯历代名医的史迹，从中不无启迪之处。他们那种“医乃仁术”、“宁为良医”的献身精神；博采众方、精益求精的治学态度；淡于名利、普救民生的行医作风，实乃成为一代名医的重要因素。我深深地感到：恩师不愧为患者和学生心目中真正的名医。
一路走来，我一直庆幸遇上了两位学业和人生的良师，其中之一就是恩师张兆智老中医。
谨以此文纪念恩师诞辰一百周年。
深切缅怀张兆智先生
——纪念张兆智诞辰100周年
金华市中心医院 楼樟友
张兆智，1910年4月24日诞生于浙江省金华县放生塘村。15岁开始随父习医，从医60余年。中医临床涉及内、妇、儿、伤科等专业，对以上各科疑难杂病的诊治多有建树，尤其擅长妇科。他的座右铭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他的行为风格是“行欲方而智欲园、胆欲大而心欲细”。做人既要光明正大，又要灵活处世；做事既要胆大，又要心细。正是尊崇这样的座右铭和做人做事风格，一生心系广大人民群众疾苦，造就了他这位一代妇科名医。
1960年12月18日，这是我一生难忘的日子。这一天，天空飘着雪花，我父亲挑着铺盖，陪着我从金华北山鹿田村来到罗店双龙公社卫生院中医科，当时张华山已在等候，张兆智老师热情地迎接我们的到来。从这一天起，我和张华山成为他正式招收的中医学徒。次年七月，潘才娟从金华医院转来双龙公社卫生院中医科就学，我们相处多年，共同学习。
在教学中，我们学习了《内经》、《伤寒》、《金匮要略》、《汤头歌诀》等医籍，还学习了全国“五院”编写的第一版中医院校教材。初学时，内容较为深奥，有许多内容不易读懂，张老师就深入浅出，一边授读，一边释义。白天忙于诊病，早上授课，晚上解答我们在书本中遇到的难题和白天临床上碰到的问题，做到学习、工作两不误。在张老师的辛勤教诲、言传身教下，我们学成出师，成为一名合格的中医师。
1964年12月，由于国防建设需要，我被应征入伍，在军队长达26年的时间里，张兆智老师给我写过28封信，多数情况下，是我给他去信后的回信，当较长时间见不到我的去信时，偶尔他也主动给我写信，关心我的身体、生活及学习情况。使我感慨颇深的有以下几点：
一、医术精湛，诲人不倦
1965年7月，我在部队遇到一例顽固性鼻衄病人，病程六年，反复发作不愈，当我写信向张老师请教时，他不但给我开具了验方，为了减轻病人经济负担，还把广犀角还是乌犀角的价格区别都详细列出来，要我“不要混称”，并要我“向当地中药房问明再开”。按张老师的药方治疗后，这位顽固性鼻衄病人，不久就治愈了。部队当时疟疾比较流行，但我觉得比较好治，吃点氯喹就能治愈，当我把这一情况写信告诉张老师时，他回信则重申：疟疾有“良性与恶性之分”。指出：“三阴疟，就是重症，治之不善，就有死亡之危。”“如系恶性疟疾，治法不善，很容易造成死亡”，提醒我“必须提高警惕”。这些忠告，使我在日后的工作、学习中受益匪浅，也印证了他信中所说的带教学生，“对自己学而不厌，对人家诲人不倦”。
二、痛病人之痛，急病人之急
1966年5月4日，张老师给我来信中提到：“我的脚部溃疡，本想去住院休息几天，我又想起学习‘毛选’《纪念白求恩》，痛病人之痛，急病人之急，我自己脚痛是小病，别人来诊比我自己要紧，我应该体会来自四面八方都是阶级兄弟，他们来盼望我，我应该极端负责，尽自己的力量为他们解除痛苦，这样一想，我又不去住院了，自己的小病自己克服，我出去两个星期，必有上千人失望，为此，先公后私，我自己如非大病痛，决不出去。”这番话正体现了他一心一意为病人的白求恩精神。
三、拥护党的领导，一辈子服务人民
张兆智老师给我的多封书信中，字里行间表达了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拥护，赞赏我国“在政治、军事、经济、文教、卫生等各条战线上都出现了一派生气蓬勃的气象”。
罗店医院是一所农村基层医院，不但担负着为人民群众治病的任务，而且承担着大量的卫生预防工作，例如：查灭钉螺；筛查和防治血吸虫病；预防疫苗接种；计划生育；培训农村卫生员等。医院都要抽调一定的人力参加，门诊业务自然落到留守人员身上，这样，张老师常常是一人应诊。
“文革”中，他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遭到批判。1968年9月19日，张老师来信中说：“金华各名医都属批判对象，累及我也受到深刻教育，批判我属于反动学术权威……”“我经过批判后，工作仍然积极，每天要诊100多号病人，大部分时间都是我一人应诊。”从中可以看出他那忍辱负重的广阔胸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