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内的就为兵为匪；跑到国外的，就作穷苦的华工，展转迁徙，贱卖他的筋力，又受人家劳动阶级的疾视。欧战期内，一时赴法、赴俄的华工人数甚众，战后又用不着他们了，他们只得转回故土。这就是世界的资本阶级压迫世界的无产阶级的现象，这就是世界的无产阶级寻不着工作的现象”。
因此，“我们应该研究如何使世界的生产手段和生产机关同中国劳工发生关系”。在1922年《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中，李大钊批驳说，“有人说，中国劳动阶级没有经济的组织，不能同世界的劳动阶级联合。但我想，这不尽然。因为中国现在，已经受了外国资本家的影响，华工又散在全世界，不能说中国的劳动阶级不重要。”“我们想想，世界各国，劳动者与资本家都有一种对垒了的趋势。一些小产业受资本家压迫而变成无产的，他们却有集合的地点，他们却找得着资本家的门同他们对抗”，中国的劳动者，“国内的小工业，因受外国资本家经济势力的压迫，渐就凋敝，无以为生。他们这种受他国资本家间接压迫的影响，比各国无产阶级者受他们资本家直接压迫的影响还要厉害。以至于流离失所，散而之四方，不晓得什么地方可去工作，可去集合。国内是这种情形，有这么多的无产阶级，我们再从全世界着想，还能说中国劳动者与社会无关吗？倘若还说与社会无关，恐怕不甚合理吧！”他充满信心的预言：“近几年来，劳动界的势力渐渐地大起来，”“世界的劳动者，现在差不多渐渐地都联合起来。
他们的势力一天巩固一天，革命的时期也一天逼近一天。这完全是受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影响”，在中国也同样要受到“马克思的影响”，同国际无产阶级一道进行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
二、陈独秀：资本制度弊端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科学分析
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我国近代史上的伟大转折点，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开始在我国广泛传播、并发生重大影响的转折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掠夺行为，已经使我国思想界的进步力量同一度崇信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分道扬镳，开始服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并用以分析国情、解决现实经济问题。
1.经济思想的转型
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和主将，陈独秀也不例外地经历了逐步洗刷自己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过程。五四运动前期，他比较了我国与欧美的社会经济，虽然已经看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若干弊端，但一联系本国实际又模糊了视线。他认为资本的剥削固然是一种罪恶，但我国连这种剥削制度都没有，唯见“文武官卖国借款拿回扣搜刮抢劫”，劳苦大众“若是有工厂去做牛马似的苦工来糊口，还算是福气”。中国劳动界要打破不平等的生活，铲除贫富差别，一方面需要“各种同业各自联合起来，维持自己的生计，一不造反，二不罢工，政府和资本家都未必忍心反对”。另一方面，他希望政府和资本家“注重民生问题，……不应该把多数人，无产阶级的痛苦不放在眼里”，“应该对劳动界施点“仁政””。不言而喻，在经济变革方面，陈独秀仍然迷恋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事物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在发展过程中常呈出现一种中间性状态。
在这个阶段，它既保留有旧的因素，同时又孕育着否定旧质的新因素。
1920年3月1日，陈独秀发表的《马尔萨斯人口论与中国人口问题》，就典型的反映出陈独秀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形成过程中的过渡性特点。在这篇文章中，陈独秀以令人信服的论据驳斥了马尔萨斯人口论的谬误，尤其是针对他的“贫穷”理论，陈独秀经过严密论证后指出，贫穷现象“不一定因为人口超过了生活资料，大部分是因为财产分配不均，一阶级人的占据有余，造成一阶级人的不足”，从这一意义上，马尔萨斯人口论是“掩护资本家的偏见”。据此，陈独秀还强调“私有财产废止的好处”，认为这样做可以使得：“（1）社会资本在真能集中；（2）全社会资本完全用在生产方面，不会停滞；（3）人人都有劳动生产地机会；（4）可以节省用在拥护私有财产（国内、国际）大部分的劳力资本，到生活品的生产事业上去”。很明显，这些否定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主张，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基本吻合。
然而，就在这篇文章里，陈独秀却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达尔文的进化论、密勒的自由论、蒲鲁东的私有财产论等学说相比附，认为这些学说“不是保医百病的学说”，甚至认为它们“在我们学术思想进步上，在我们讨论社会问题上，却有很大的障碍”。
1920年5月，陈独秀受北洋军阀政府迫害，只身来到上海。这时，正好传来了苏维埃对华宣言，国际无产阶级的无私援助和支持，使他郁积在心头的阴霾为之一扫，于是他彻底告别改良主义，向马克思主义急速转变，明确表示我国决不能再走资本主义老路。
他在当时迁移上海出版的第一期《青年杂志》（1920年5月1日的“劳动节纪念号”）上，发表了四篇措辞激烈、用意深刻的文章，揭露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鼓动劳动大众组织起来夺得社会经济活动的主宰权。他宣传并运用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理论，理直气壮地指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苦大众即使有工做还是奴隶，并且“无论待遇如何改良，和人民要求君主施行仁政是同样的劳而无功，徒然失了身份。有时资本家给工人增加工资，也是以其生产物的更多量增加，生产效率的更多量提高，物价的更多量高涨为前提条件的”。
所以，“工资实际上岂不是递减的现象吗？这种递减去的不是都归到剩余价值里面，被资本家——股东——掠夺去了吗？”他批评剥削阶级借口拯救劳苦大众大发其财，也清算自己一年以前的一些错误思想。他说，“工人劳力所生产的价值，远在他们每日所得的工资以上；这工资以上的剩余价值，都被资本家抢去了，叫做“红利”分配了”，“工值抢去了，反过脸来还要审问被抢者的工作能力之大小与责任心之有无，这实在是清平世界里不可赦的罪恶”。要恢复劳苦大众——“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的地位，就必须把这个剥削、欺凌他们的统治阶级打倒，劳动者自己“管理政治、军事、产业”。
1920年8月《谈政治》一文的发表，标志着陈独秀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随后同研究系的伪社会主义论战中，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分析我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的弊病，提出了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见解，扩大了科学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影响。此时，陈独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解释中国经济问题的能力都有了明显的提高
2.陈独秀与20年代《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
1920年11月，张东荪陪来华的罗素到各地讲学回到上海后，有感于罗素式的“社会主义”与中国落后的现状比较吻合，同时也是针对国内思想界传播社会主义的热潮，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认为中国接受社会主义只是把西方思想的简单搬用，“有一部分人信通商口岸，眼所见都是西洋物质文明的工业状态，于是觉得西方人所攻击西方物质文明的话都可移到东方来，而忘了内地的状态和欧洲大不相同”。
这里所说的“攻击西方物质文明”实际是指西方社会主义的思想勃兴，意在指责中国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忽视了中国自身需要，忽视了中国最根本的问题不是高谈社会主义文明，而是解决中国自身的贫困问题。他说“我此次旅行了几个地方，虽未深入腹地，却觉得求中国只有一条路，一言以蔽之：就是增加富力”。
而国家富力的解决只有靠振兴民族的实业，“增加富力就是开发实业，因为中国的唯一病症就是贫乏，中国真正到极点了”。“现在中国人除了在通商口岸与都会的少数外，大概都未曾得着“人的生活””，“我们苟不把大多数人使他得着人的生活，而空谈主义必定是无结果”，如果要谈主义，“我们也可以说有一个主义，就是使中国人从来未过过人的生活的都得着人的生活，而不是欧美现成的甚么社会主义甚么国家主义甚么无政府主义甚么多数派主义等等，所以我们的努力当在另一个地方”。
张东荪的文章一发表，其观点立即遭到许多人的批评。首先《正报》记者以“人的生活”为题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驳。11月7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发表了陈望道的《评张东荪君底又一教训》和李达的《张东荪现原形》的文章。11月8日，又发表了邵力子的《再评张东荪君底又一教训》，对张东荪的观点进行了批评和讨论。张东荪又连续发表了《大家须切记罗素先生给我们的忠告》、《答高践四书》、《长期的忍耐》、《再答颂华兄》、《他们与我们》、《致独秀先生底信》，不断扩充自己的结论。杨端六也发表了《与罗素的谈话》，呼应张东荪的观点。已经初步接受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陈独秀连续发表了给罗素和张东荪的信，对他们的观点进行了批评。为了澄清罗素和张东荪的观点造成的负面影响，也是为了深入讨论的需要，1920年12月1日，陈独秀把双方的主要论述编辑在一起，以《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为题，发表在《新青年》8卷4号上。
《正报》记者在“人的生活”一文中，针对张东荪的“游历内地所得的教训”，指出，“我们游历内地也不止一次，某报记者所得的教训，我们未尝无同感。中国多数人未曾得着人的生活，这名话确是不错；要使中国多数人得着人的生活，只有从幸物质文明上着手，这名话更是不错”。但问题的关键是增加了物质文明是否能使多数人过上“人的生活”？“如果只顾增进物质文明的幸福，却不讲适当方法去分配物质文明使多数人都能享物质文明的幸福，结果物质文明还是归少数人垄断，多数人仍旧得不着人的生活；要用适当方法去分配物质文明使多数人得着人的生活”。
作者的这种观点是有说服力的，因为西方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兴起正说明了物质文明为谁所享有的问题。作者还进一步以国内的现实举证分析说，使多数人得着人的生活，也“决非简单的开发物质文明所能解决，譬如开滦煤矿，京奉铁道，总算是北方物质上的大工事，不但北方多数人未曾因开采煤矿、京奉铁道减少生活的苦痛，而且矿坑烧死工人几百名，铁桥压死工人几百名，假使没有开滦煤矿，京奉铁道，这几百工人或者还不到一齐惨死；可见只知开发物质文明，却不用有益于多数人的主义去开发，即令我省都开矿筑路，也不使多数人得着人的生活”。
从国内“人的生活”看，“现今官僚的豪华，武人的纵侈，绅士土豪的骄奢淫佚，多数人所以得不着人的生活，都是吃了他们的亏。假如再听他们包办实业，是富者愈富，贫都愈贫，官僚武人绅士土豪的幸福越发增加，多数人的幸福越发无望，多数人除了充官僚武人绅士的奴隶牛马外，别无生活门径，恐怕远有求为奴隶牛马而不得的”。中国这种“官僚武人与绅士土豪互相结托的资本主义，比各国纯粹资本家的资本主义还要厉害”，张东荪的这种“中国人不配讲社会主义”，“倒不如向资本主义底下去讨生活”的观点，与“说中国民智不够共和还是复辟的好”一样的荒谬，张东荪“虽不明言崇拜资本主义，其实所谓不讲主义只讲发达实业，结局自然要归到资本主义上面去”，以他的逻辑就是“因为在现代社会里头求实业发达，离了资本主义是不行的”。《正报》记者的这种观点指出了张东荪思想的本质，也能从经济学的分配关系中指出了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资本主义决不能使多数人得着人的生活，要使多数人得着人的生活，还应该明明白白的提倡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