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管理层时不时提起要择机推出的一些创新举措，其实历史上早已搞过。
所谓融资融券就是以股票或资金为质押物的“透支交易”，金融期货方面则有过国债期货交易，它酿成了着名的“3·27”国债期货事件。
上海万国证券是券商时代的第一批市场明星，名噪一时。
在“3·27”国债期货事件中，万国证券在放大40倍的交易制度下，作为空方与财政部为背景的中经开公司豪赌，一举找死。
管姓总经理一度颐指气使、不可一世，竟敢与财政部对赌，“3·27”国债期货事件后进提篮桥监狱劳动改造，编辑监狱报。据说出狱后信佛，一副慈眉善眼、浅吟低唱的样子。
为什么管理层只说不练，不敢轻易开启金融创新，因为谁也说不清一旦放出有杠杆作用的交易品种，市场主力赌性大发，铆足劲你死我活地对搏起来，会掀起多么巨大的惊涛骇浪。
文玮玮：等等。
国资公司高管为公家打工，赚钱归公，为什么会赌性大发？
袁幼鸣：问得好！
具有国资背景的市场主力为什么会拼死相搏，原因无它，有自己及关系户的老鼠仓的身家性命压在盘中，非赢不可。
文玮玮：明白了。
袁幼鸣：我继续介绍市场主力沿革。
直至2000年前，券商一直是官方既要不断加以整治又不得不用作工具的合法市场主力。
20世纪90年代券商的股东很杂乱，有银行、地方财政、信托公司、企事业单位等，老券商股本多数来自国资，基本上都形成了所有者缺位或无约束的“内部人控制”格局。
券商经常处于全行业资不抵债状态，除了股市牛短熊长、手续费收入极不稳定，以及税负畸高等客观原因外，券商自有诸多顽症。
券商自身顽症包括化公为私方便，高管人员胆子大，乱投资，只管搞肥自己而不顾风险酿成，致使公司资产质量恶劣；自营业务老鼠仓盛行，经常是坐庄的股票价格抬上去了，但公司赚不到钱，反倒成了“举杠铃”者，曾恶劣到有董事长亲自操盘、租船在长江中“打”股票的地步；一有利润就敢大分特分，特别是牛市手续费收入大增时，等等。
券商缺钱怎么办？他们对挪用客户保证金、挪用客户委托管理资产、挪用客户托管债券“三项挪用”老吃老做、习以为常。
到股权分置改革前，证监会一直投鼠忌器，无法重手整治大型证券公司。
因为手中没有平准基金，整个20世纪90年代，在需要“救市”时，证监会只能让券商入市托盘、“举杠铃”。
券商自然会夸大所耗弹药。证监会与券商的关系堪称一笔剪不断、理还乱的糊涂账。
1999年的“5·19”行情是政府级别的，资金充沛，由银行提供，与“误炸”我大使馆的美国股市保持一致，主打网络股，上涨空间巨大，券商获利后账比较好算。
另有不少行动属于部门级别，如某些敏感日子要让大盘止跌收阳，由券商自筹资金入场承接乘机出逃的汹涌抛盘，纯属“举杠铃”。
股改启动后，证券公司经历全行业大规模重组，自营风格趋于保守，已非第一梯队市场主力。
社保、央企、发达地区骨干国有企业资金入市改变了市场格局。
管理层大力扶持公募基金，在伴随股改的大牛市中，公募基金更是一举壮大。
购买公募基金份额属于一种纯粹信托行为。
多数私募基金同公募基金的区别是，私募要拿出资金与客户资金混合操作，所以，一些私募的操作比公募更保守，同QFII相近。
在2007年上证指数到4000点时，就有私募基金管理人宣布解散，事实证明他们是对的。
2003年逆势坐庄的傻大款和依附在营业部“支撑系统”上的假大款死了一批，而作为一股市场力量，坐庄的民间资金生生不息。
股改后的市场状况给了有组织的民间资金更广阔的活动空间。
以前社会资金牟取暴利的办法不多，很多时候只能选择坐庄个股，现在则可以时而再作冯妇，吸筹拉升老庄股；时而变身游资敢死队，与合法主力共舞，参与炒作二线蓝筹与大蓝筹。
对于有组织社会资金而言，股改后迎来了黄金时代，它们的规模将继续扩大。
除非它们利令智昏犯严重政治不正确错误，招致监管部门追寇入穴式严厉镇压。
至今，有组织社会资金多数头脑清醒且越来越聪明。
自然，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少部分人时不时蛮干一把，比如爆炒全聚德、杭萧钢构。一有这种情况，市场舆论一致口诛笔伐，痛斥害群之马。
戴着紧箍咒的公募基金
文玮玮：公募基金（下文所指“基金”均为公募基金——编者注。）是浮在水面上的最大主力，处于市场博弈的中心位置。握有资金数量庞大，却有人说它属于“弱势群体”。它是机构又被称为“散户化的机构”。
是否能归纳出一些基金博弈行为与围绕基金展开的博弈行为的线索？
袁幼鸣：管理层扶持基金业发展动因之一是通过基金把分散的社会资金组织起来。
资金分散不好管理，有组织才好管理，包括利用基金干预大盘指数。
进入2000年以后，券商已一贫如洗，管理层可以动用的资金力量唯有基金。
2005年6月股改启动期间，上证指数跌破千点，当时曾召开会议要求基金护盘，原话为“基金要在市场关键时期发挥重要作用”。
基金是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基金，《中华人民共和国基金法》规定基金管理人承担信托责任、为委托人追求最大利益。
但这样的规定语焉不详，在中国特殊的市场环境中存在很大歧义。管理层可以说，基金的行为不是在为委托人追求长远利益、最大利益，需要加以纠正。
行政化潮流中，基金业和商业银行一样，会被行政命令“窗口指导”。
基金投资只有有限自主权，当政府认为市场需要挤泡沫时，基金被训令“只能卖出不能买入”。
对基金的监控严密到基金经理一有操作，来自监管部门的电话就会响起。
基金被戴上紧箍咒有个过程。
出于对散户追随社会资金的反感，“5·30”后，管理层决定把散户资金引导到基金中去。
央行一位副行长曾经公然在上海号召散户购买基金，嘴里没有明说，意思是你们自己就不要瞎搞了，买基金吧。
基金规模骤大后，从2007年7月下旬开始充当“带头大哥”，板块轮炒推高指数，最终触怒当局。
在2007年10月至2008年6月那段时间，基金被管理层严厉控制。
2007年是游资主力与基金各领风骚三五月的一年。两者此消彼长。
10月后，基金重仓股暴跌，之后题材股重新崛起，两次引领大盘从5000点以下展开反弹。
但决策层认为泡沫远未挤干净，基金被管制不得参与做多，相反一路出货。
加上美国次贷危机显性化、中国平安趁火打劫提出超级大融资方案等因素，市场最终步入大熊市。
熊市趋势一旦确立，基金不被追捧，其信心崩溃之快、之深超过散户，此时基金公司价值投资理念发作，与发达市场蓝筹公司相比，基金经理觉得国内上市公司统统不值钱。这与基金公司高管学历高、海归多，有所谓的国际视野有关。
这个行业的一大特点是从业者太年轻、太幼稚、太教条。
就投资者动机而论，在发达市场，散户承认自己在信息、技术等方面处于弱势，于是认购基金份额、委托专家理财。
在国内市场，有不少人是基于投机目的申购基金的，阶段性挂靠大船性质显着，加之市场暴涨暴跌，政府“有形之手”频出，基金的规模变化很大。
基金募集有建仓时间与比例合约，在大起大落的A股市场，它们的一大毛病是被动。
基金经理并非不思抄底逃顶。无疑，如果与央企财务公司的操盘手比，他们天然不具备方便、灵活特点。
其他合法机构随时都可以满仓与空仓，基金做不到。
在被管理层套上紧箍咒后，基金有所作为将主要出现在一波行情中段。
市场低迷时，基民赎回，新基金份额无人问津，基金公司手中没有钱，一旦大盘涨到相对高位时，它们又得看管理层眼色行事。
有少部分基金公司比较另类，而作为迫使基金公司高管就范的办法，管理层不止一次动用人事手段，逼迫不听招呼的公司高管引咎辞职。
这些高手往往自立门户，或者为社会资金当操盘手。基金经理中的高手被迫辞职与主动辞职扩大了游资的人力资本，令它们实力大张，在与基金的对搏中渐趋游刃有余。
多数基金以组合形式持仓业绩明确的蓝筹公司和题材内容可以预期的重组公司，被动减仓后，有钱时往往再买回来。
基金持仓组合内板块与个股涨高后将调仓，换入所谓的低估值板块，形成一种行业性一致行动。
基金一偏离蓝筹目标，舆论便一片哗然。
别有用心的人就是要把它们限制在蓝筹股范围内。有的利益主体狂性大发，甚至到了一旦基金重仓的蓝筹股上涨，便舆论造势，高喊市场不健康的程度。
直接监管部门也不愿基金参与所谓的投机炒作，给自己找麻烦、添压力。
作为一项给基金戴紧箍咒的措施，2008年3月出台《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公平交易制度指导意见》，对基金操作自主权进行苛刻限制，内容有“任何投资分析和建议应有充分的事实和数据支持”、“公司管理的投资风格相似的不同投资组合之间的业绩表现差异超过5%，公司就应在此监察稽核季度报告和年度报告中做专项分析”等。
文玮玮：基金的投资行为其实是很被动的。
袁幼鸣：基金不是自由搏击手。有的时候，即使看到赚钱机会，基金公司也展不开手脚。
针对基金的弱点，一些市场老手称自己是“杀基专业户”。
围绕基金展开的博弈行为有通过观察管理层管制基金的收与放发现政策意图，利用基金减仓需要维持大盘高位横盘抢先逃顶，于行情初期潜伏到基金将建仓品种坐轿子，参与基金主导的板块轮动，在基金重仓股中高抛低吸做差价，利用基金持仓稳定或季末年末需做市值拉升基金重仓股等。
市场中不服基金等合法机构能力的大有人在。
2009年年中，时逢新股发行开闸，在上海电视台财经频道一档节目中，女主持人多次提及新股上市首日就看机构是否参与云云，惹恼了座中一位嘉宾，这位好汉专事拉杆子组织社会资金炒新股，大着嗓门把迷信机构的女主持人教训了一通，连美国大机构雷曼兄弟关门打烊、花旗银行苟延残喘都捎带进去，听得我差点笑岔气。
王益说：指定信息披露报纸也是股市利益主体。
文玮玮：如果我们站在既得利益角度看待股市，将发现与之相关市场主体有哪些呢？
袁幼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视角。
股市相关主体呈现一个金字塔结构。最上层是决策层，下面是多个政府部门构成的管理层。
千万别以为管理层就证监会一个部门，央行、财政部、发改委、国资委、银监会、保监会乃至国防科工委、工信部、电监会都属于管理层。地方政府也可视为管理层的一部分。
再下面才是上市公司、中介机构、投资者等形形色色市场主体。
我第一次听到“股市利益主体”一词是20世纪90年代末期在《上海证券报》工作期间，出自今天已锒铛入狱的音乐爱好者、时任证监会副主席的王益口中。
据说王益莅临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音乐会，有人哽咽。王副主席到报社视察，我们没有哽咽，报以长时间热烈掌声。
他对采编人员讲话，说“指定信息披露报纸也是股市利益主体”，并重复一遍，当时我感觉“醍醐灌顶”。
作为60后，我于20世纪80年代接受大学教育，因为所从事职业铜臭，为一些搞文化、文学的人文知识分子腹诽，且时不时无缘无故被议论一把。但我自我感觉还是有点理想主义色彩的。
我一直把传媒视为提供真相的工具，当听到证券专业传媒不仅是传媒，也是股市利益主体时，颇感颠覆。
从那以后，我开始以既得利益者视角观察所有股市相关者的行为，但由于头脑中多少有点理想主义残余，有时候做得不是很彻底。
利益视角很有效，任何时候，一旦我们想清楚，一个阶段大盘上涨或下跌与谁的利益符合与不符合，谁又是握有资源的人、可能干涉的人，就有可能准确预测出大盘的中长期趋势。
管理层成员之间展开部门利益博弈是市场常态。既不能小看部门主张的影响，也不能夸大部门主张的作用，比如看到国资委系统本能地反对股改送股，就以为股改进行不下去。国资委最后还得听上面的。
管理层成员基于自身利益向上游说，说辞为上面一层接受才能化为一个阶段全局性的有效政策，如此而已。
以后我会告诉你如何从公开传媒信息中获得决策层意志。
对这方面的问题，以后我会加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