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研究者的研究兴趣通常来自于两方面，其一是对普遍原理的追求，其二是对现实的强烈关怀。治理理论在这两方面都足以激发本书作者，因此作者对它保持了长期关注，并不揣粗陋，写作了本书。
西方的月亮与中国的月亮是一样的，而西方的社会与中国的社会却迥然相异。科学原理应当具有普遍性，发现和证明普遍性的理论始终是科学研究者的旨趣所在。但较之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客观性却一直存有争议。治理理论诞生于20世纪后期的西方，作为对其复杂、动态、多样现实的反映；研究着作汗牛充栋，论点莫衷一是。对其进行全面解读已属不易，而论证其普遍意义，将其应用于非西方语境，更是一项有挑战性的工作。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迫切需求高质量的公共管理和适用于本土的公共行政理论；治理理论虽不能和公共行政学完全等同，不过两者研究领域的高度重叠，论点间张力明显。探索治理理论及其中国适用性，或许能对公共行政学的本土化有所裨益。本书虽未能完全达到写作的初衷，然或许可自称迈出了一小步。
在书稿完成之际，作者要向下列人士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我多年的领导和友人郁建兴教授在全书写作过程中，付出了巨大的心血。三年多前，经过与他的多次讨论，作者决定将治理理论为长期的研究方向，本书的写作准备工作也开始于那时。此后，在郁教授的支持下，作者得以在爱丁堡大学访问数月，获取了大量文献、资料，也结识了Stoker教授等治理理论专家。在书稿写作中，郁教授的付出绝不亚于作者本人。仅举一例，他在美国访学期间为作者复印了许多最新的文献，行囊因此增重不少。
我亲爱的同事们，苏振华博士、陈丽君博士、李建琴教授、周俊博士、何子英博士等，他们在略有闲暇时，甚至在忙碌时倾听作者“唠叨”，为作者分析论点或方法上的问题，慷慨地贡献自己的作品或调研材料供作者参考。陈剩勇教授、陈国权教授、郎友兴教授、蔡宁教授等也对本书多次提出宝贵意见。同事们的关怀让我感到能生活在这样一个群体中是多么幸运。楼苏萍、高翔、黄红华、李丽、徐越倩等学弟学妹们，为我分担许多繁琐的事务。感谢他们活跃的思维，感谢他们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所做的一切。
治理理论产生于西方语境中，如果说作者对该理论的理解尚不算狭隘，那么那些来自国外学者的帮助就应该被提及。爱丁堡大学政治学系主任CharlesRaab教授多次登楼来到作者古老而狭小的访问学者办公室里，向作者介绍治理理论的文献、论点和有关学者；这位可敬的老人提示作者注意他当年的导师RobertDahl的民主理论与治理理论的关系，他还将当代治理理论家Kooiman教授赠送他的GoverningasGovernance一书转赠给作者。
GerryStoker教授在曼彻斯特大学热情地接待了作者，我们的多次讨论便由此开始。2008年底，Stoker教授又将他的最新着作样书带到了杭州。他最为关心的问题是，治理的分析框架在西方之外是否适用；希望本书在治理的中国适用性方面的探讨能对Stoker教授的帮助构成少许的回报。
作者经常自称“老童生”，写作期间工作可称“忘我”，回到家中也常沉迷写作状态难以自拔；本应多照顾家人，实际上多数时候只是享受妻儿的照顾。
不过，写作和思索愈是深入，对幸福的感受也愈发深刻。
最后需要指出，从程序上说，书稿完成了，但从另一个角度说，什么都没有完成。作者很清楚以后该做什么。
王诗宗
2009年9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