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近上海对浙江选择自身独特的发展道路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近代以来，直到改革开放以前，浙江虽然有良好的区位条件和发展条件，但却常常因隐身于上海背后，而为中央或外部的主流集团所忽略，因而成为由外部力量（也包括中央的力量和国外资本集团）主导的工业化的边缘地区，一个“大树底下不长草”的区域。但是这种局面的副产品是浙江的经济发展可以在较少地受到外界行为的干扰之下遵循经济发展内在规律“自然演进”。这种演进规律的一个外在表现形式，就是本地企业家的出现和涌现，并且以准确把握适合本地要素资源结构的主要产业的方式主导经济发展的自然进程。当中国选择了市场经济发展模式之后，浙江的这种优势又因其特定区位条件被很快发现，进而对整个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了影响。
特定的区位条件还使得浙江人选择发展目标时有了一个较高的起点，这一点和一些内陆地区可能形成对比。比如说，由于见多识广，由于与居住在海外和包括上海在内的沿海大城市中的亲戚和同乡的信息沟通，浙江住民在选择自身的发展目标时，会有一个较高水平的发展参照系，进而激发出强烈的发展愿望和行为激励能量。
第六节总结和结论
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动力是产业转移和要素流动，在微观层面就是企业的跨区域发展和企业内地域分工的形成。这种跨区域发展受两大因素的影响，企业自身发展规律的影响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影响。
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第一阶段：企业的跨区域发展的主要形式是以“星期天工程师”和“联营企业”为载体的上海企业向江浙地区的“技术转移”，及以在上海建立营销机构和“办事处”为载体的江浙企业向上海的空间扩张。企业跨区域发展的特征是小规模的、随机型的、非制度和人际关系网络依托型的。
在企业内地域分工表现形式方面，由江浙企业主导跨区域发展，主要是以生产和销售分工为主的简单的企业纵向一体化分工。而由上海国有企业主导的跨区域发展，则多以分包产品为主要内容的横向一体化分工为主。
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第二阶段：长三角企业的跨区域发展的主要形式是江浙企业利用上海的对外开放资源，有规模地寻求向上海的空间扩张，开始比较系统地建立企业内的地域分工网络。分工形式也从简单的纵向一体化走向相对复杂的纵向一体化，通过跨区域发展将企业产业链的上游扩张到研究开发部门，下游扩张到市场销售部门。跨区域发展的规模和涉及的企业层面有了显着的扩大。在具体行为方式上，一是一些规模较大的江浙民营企业将部分企业的功能中心，如研发部门和销售部门甚至是企业总部转移至上海。二是以建立专业市场的方式进入上海，采取这种方式的大多是江浙地区的中小规模民营企业。
这一阶段企业跨区域发展的另一个主要角色是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央关于浦东开发开放的政策鼓励下，20世纪90年代后，众多海外企业进入了长三角地区，这些企业在通过上海进入中国以后，以自己特有的优化资源配置的空间感觉，迅速在整个长三角地区展开了企业内的地域分工网络，加快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在这一阶段，上海国有企业向江浙地区的跨区域发展相对沉寂。上海国有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通过“联营企业”、“星期天工程师”的形式向江浙地区寻求跨区域发展和空间扩张，并在这一过程中完成了技术转移。但是由于体制和制度的原因，上海国有企业并没有及时进行结构调整，或者进一步寻求企业的一体化发展，在内有体制、制度弊端，外有江浙非国有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的竞争下，这一时期以上海国有企业为代表的上海本地企业基本上放弃了对外的空间扩张。
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第三阶段：企业跨区域发展的特点是量的迅速扩大和质的提高。首先，是量的扩大，实行跨区域发展和推进企业一体化战略的企业明显增多；其次，是质的提高。发生在这一时期与企业跨区域发展紧密相关的企业内的地域分工，或者说是企业一体化已经不仅仅是比较单纯纵向一体化，而是包括横向一体化、纵向一体化和混合一体化的全方位的一体化。跨区域发展的部门，从第一阶段的营销部门为主，第二阶段的营销和研究开发部门为主，转变为全部门，包括生产部门和企业总部。与此同时，企业跨区域发展的区域指向也变得更为多元化，江浙企业互相以对方为指向的跨区域发展，以及上海企业以江浙地区为指向的跨区域发展都在其积极推进之中。
企业跨区域发展的不断推进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之间形成了互动机制：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在内的先行跨区域发展企业在长三角地区的一体化展开，以及长三角地区内部各次区域之间的合作和竞争的区域社会经济环境的形成，为企业跨地区发展，实现企业一体化战略以及企业内地域分工的展开提供了机遇。而企业一体化战略的展开和企业内地域分工的形成又进一步促进了区域经济一体化。于是，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和企业一体化之间形成了互动的循环机制。这种互动机制的形成，长三角地区的企业跨区域发展的主要特征也出现了新的变化。而这些特征的动态变化又证明了互动机制的形成，从而使得区域经济一体化变得不可逆转。
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相对成熟的条件下，企业内地域分工的深入展开导致地域间产业分工的形成，从而使区域经济一体化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当多数跨区域发展企业将自己的特定功能中心或特定产品的事业部转移到特定地区时，就会在这一地区形成特定的产业集聚。或者换一种说法，使得这一特定地区的特定产业快速发展起来，形成自己在整个区域中的比较优势；或者是进一步强化了自己的比较优势，进而形成“集聚呼唤集聚”或者“优势呼唤优势”的自增强累积循环机制，巩固和突出了特定地区的特定产业的优势。这种情形如果出现在多个地区，就会形成多个具有不同内涵的产业区或者产业集聚中心，这样就有可能在整个大区域中实现地域间的产业分工，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走向更高的阶段。
这种情况也可以解释为在彼此发展差距很大的二元地区难以推进成功的区域一体化。在经济发展差距较大的二元地区，企业跨区域发展或者要素流动的结果，常常只是在一个点，或者一个次区域形成集聚中心，难以形成均衡的地域间的产业分工，造成发展差距进一步的扩大。
企业跨区域发展的主要成果是形成企业内的地域分工，通过跨区域发展，将各功能部门或生产单位分别布局于不同地区，充分利用不同地区的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形成多空间的企业内部分工的行为，是企业一体化在空间上的形式表现。根据企业空间扩张的区域指向不同，以及企业各功能部门在各地区间布局的差异，可以将长三角地区企业跨区域发展所形成的企业内地域分工模式抽象为三类：它们分别是江浙地区向上海地区转移所形成的A模式和B模式，这两个模式的主要区别是企业总部所置区域不同，A模式置于江浙地区，而B模式置于上海地区。上海地区企业向江浙地区扩张所形成的企业内地域分工模式被归类于C模式。
在长三角地区中，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主要动力的企业跨区域发展，其最活跃的群体不是经济发展水平和企业规模以及技术进步程度都处在长三角最高层面的上海企业，而是人均收入水平不及上海、经济总体规模不及江苏的浙江的民营企业。而在国际上，积极推行跨区域（跨国）发展战略的基本上是发达国家的大企业。这种现象显示，长三角地区的企业跨区域发展，除了一般的经济学和产业经济学规律在起作用外，特定的地理和区位特征、特定的资源赋存结构、特定的历史事件形成的路径依赖是必须考虑的因素。从另一个角度讲，这种由自然资源结构、地理和历史事件等外部条件所规定的跨区域发展的发生和发展，与浙江企业家资源优势的形成具有紧密的互动关系。活泼进行的跨区域发展的背后是浙江在企业家资源方面的优势。另一方面，浙江在企业家资源方面的优势也和跨区域发展的实践紧密相关。当我们把分析的视角移到常常被作为经济发展的外部条件的自然、地理和历史领域，重新审视这些外部条件对浙江企业跨区域发展活动的影响时，不难发现，以产业转移和跨区域发展为主要动力的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对长三角各次区域来说，都是必需的和必然的历史过程的一部分。